通俗小說

中國的通俗小說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話。但是，什麼是中國通俗小說，自古以來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直困擾著中國學術界，包括通俗小說的作者和研究者。

什麼是通俗小說？在研究它之前，我們必須理順它與通俗文學的關係。我們注意到，很多研究者在討論通俗小說時，常常將“通俗小說”與“通俗文學”這兩個文學術語混用，或者將“通俗文學”代指“通俗小說”，這已經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亂。

對於文學，按經典的四分法分類，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各類中又可細分出許多樣式，而小說只是其中一大類別。對於通俗文學，並沒有統一的分類法，但多數學者對鄭振鐸先生從文體上進行分類的意見是趨於一致的。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將通俗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戲曲、講唱文學、遊戲文章等，這種分類法基本與四分法對應，可見通俗小說只是通俗文學中的一大類別而已。顯而易見，用通俗文學代指通俗小說，勢必擴大了通俗小說的內涵，使概念不夠周延，這是一種邏輯錯誤。

“通俗小說”這個術語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國的一位傑出的編輯家和通俗小說作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說”一詞，距今將近360年的歷史。

什麼是通俗小說，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各種說法，他們都試圖以最簡潔的文字對通俗小說作出解釋，這裡且摘錄部分有代表性或權威性的說法。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莊子·外物》

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出，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桓潭《新論》

通才著出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

——桓潭《新論》（引自《太平御覽》卷六二O）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亍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也。

——《漢書·藝文志》

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跡變泰之類。

——吳自牧《夢梁錄·小說講經史》

小說家者流，出於機戒之官，遂分百官記錄之司。由是有說者縱橫四海，馳騁百家。以上古隱奧之文章，為今日分明之議論。或曰演義、或謂合生、或稱舌耕……

——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

——可一居士《醒世恆言·序》

小說者，乃坊間通俗小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於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悉，以豁一時之情懷耳。

——酉陽野史《新刻續編三國志引》

小說者，別乎大言之也，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閑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之正宗也。

——羅浮居士《蜃樓志·序》

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之雜家之言。

——瞿灝《風俗編》

以上摘錄是中國近代新小說產生前人們對“小說”的認識。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看出，有的沒有有效地將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區分開來，有的只是就通俗小說發展的某一階段（如說話、話本小說）而言，有的是只注意到通俗小說的某些功能（如通俗性、娛樂性）或世俗生活層面而言的，都還沒有將通俗小說的主要特徵表述出來。

清末民初之際，大量的西方小說被譯到中國來，促進了中國新小說的誕生，那麼，早期的新小說派是如何認識“小說”的呢？

小說者，社會現象之反映也，人間生活狀態之描寫也。

——成之《小說叢話》

小說者，文學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

——黃人《小說林·發刊詞》

小說者，文學中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

——覺我《余之小說觀》

小說之文，寓言八九，蜃樓海市，不必實事；鉤心鬥角，全憑匠心；俾讀者可以坐忘，可以臥遊，而勸懲可以其間也。

——焦木《小說月報》第三章第四號（1912）

新小說派的觀點較古代學者的認識有所前進，尤其是“覺我”、“焦木”的觀點比較接近通俗小說的特徵，然而，他們並非是以通俗文化背景下研究通俗小說，因此這種認識就難免帶有一定模糊性，使我們很難判斷這些觀點有什麼錯誤，但又感到有失準確。繼新小說派之後，中國社會有過幾十年的大動蕩，如內戰和日軍侵華等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沒有再對通俗小說的認識問題有過討論。直至改革開放初期通俗小說再度崛起時，通俗小說評論家宋梧剛先生在1985年1月20日《羊城晚報》上發表文章，談到什麼是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應是以民間最喜愛的題材，以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所寫的，目前還不為純文學家和理論家看重的小說。

這只是對鄭振鐸關於通俗文學界說的延伸，延伸過頭又引出幾分通俗小說的自卑和凄涼。

綜合以上所引論的關於通俗小說的種種說法，正說明要比較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或者給通俗小說下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是很困難的。那麼，是否可以給予一個更接近通俗小說特徵的定義呢？我以為這是有可能的。

通俗小說是個相對概念，若要較為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不能不與“純文學”小說從整體上作一番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

首先我們應看到，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既判然有別又非水火不容，這種既對峙又相容的態勢，使人們對兩種小說樣式的認識具有一定模糊性。上面所引用的一些觀點，足以說明這一點。

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的區分，可從發展軌跡、創作方法、創作動機、價值取向上看出。從兩種小說的源流看，雖然共同發端於上古神話，通俗小說卻是沿著傳說——口傳歷史——市人小說——說話——話本小說——通俗小說一脈發展而趨於完善的，發展過程中通俗小說的文化積澱主要是世俗民眾的奇趣、俗趣。“純文學”小說是沿著先秦散文——志人、志怪——唐人傳奇——筆記小說、文言小說一脈發展而來，它的文化積澱形式主要表現為文人墨客的雅趣、奇趣。從創作方法上看，“純文學”小說選材具有寬廣性、典型性的特點，通俗小說則偏重於歷史和現實生活中偶見的、特殊的、曲折的、新奇的素材，選材面相對較窄，故而情節和人物多有似曾相識之感。“純文學”小說不屑於程式化，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注重文字的精美，結構的精巧，內涵的深刻，而情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也就是說，“純文學”小說不是靠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來媚悅讀者。通俗小說則往往是遵循傳統模式、情節密集、懸念迭起，富有濃厚的戲劇性色彩，娛樂消遣性表現得更為強烈。為增強傳播效果，通俗小說比較注重語言的通俗性，儘可能用村言俚語、淺近易懂的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語言創作，但語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從創作動機看，“純文學”小說追求審美趣味的雅緻，蘊藉含蓄地表達作者對人類、對社會乃至自然界的某些總是獨特而深刻的美學思考，因而“純文學”小說能表現出鮮明的美文學風貌。而通俗小說主要是滿足和適應世俗大眾的精神文化消費需要，並不看重對個人性靈的抒發，故而作者常常為某種實利主義目的驅使，以作坊式的生產方式，編派一些富有傳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通俗小說表現出厚重的商品屬性。從價值取向上看，“純文學”小說常常流溢出理性的美感，具有塑造人類靈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意義。而通俗小說有時能起到人生教科書的作用，但不具有向社會提供啟發性或隱喻性藝術形象的任務，它主要是弘揚以論理道德為中心的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表現人世間的道德美、人性美、世情美、風俗美。

通過對兩種小說樣式的對比，我們基本能看出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的重大差別，這兩種形態的小說是不能混淆的，有了這種差別，對“什麼是中國通俗小說”問題，就可以作出這樣的解答或界定:

通俗小說是用淺近易懂的語言和一定程式創作的，以較大密度的情節藝術地表現世俗大眾的審美理想和論理觀念，並以此為特徵服務於社會的一種文學樣式。

通俗小說語言的適俗性是通俗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徵，而不是本質特徵，僅從語言是白話文體或文言文體來識別小說的屬性是不科學的。例如現當代很多“純文學”小說是用白話文創作的，那歐化的句式或文不標點的冗長句子，則構成世俗大眾的接受障礙，可見白話文並非都是通俗的。古典通俗小說中絕大多數篇什是用淺近的文言創作的，語言、句式、風格都能適應世俗大眾的接受能力，雖是淺近的文言，並不產生接受障礙。仍具適俗性。語言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是個變數，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語言特徵，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用語習慣，不同的作家也常常表現出不同的語言風格。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符號也愈來愈趨精密和俗化，很多古典文學作品在當時是以俗語創作的，例如《詩經》、《世說新語》等，在我們今天看來，有的語言文字已變得古奧難懂，有的僅可會意而不能確解。因此，不能脫離語言的時代特徵、接受習慣去匡定通俗小說的屬性。

情節因素是通俗小說的本質特徵之一，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比通俗小說情節密度更大的文學樣式，也就是說通俗小說是靠豐富新奇大密度情節取悅讀者的。當然情節不是零件的組裝，而是要遵循通俗小說創作規律和主題的需要有機地集合在作品中，至於所創作的通俗小說是否為讀者所歡迎，則要看作家的藝術涵養和把“謊話編圓”的能力了。因此，那種心理時空、意識流、情節淡化等藝術手法是不適合通俗小說的創作的。

通俗小說的審美結構一般由題材、主題、情節等因素構成。從題材上看，通俗小說主要選取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絕少有超現實題材的作品，即使像《西遊記》這類超現實的神魔小說，也是表現的現實生活，並非本體意義的超現實主義小說。通俗小說的現實題材，著重於展示世俗大眾的生存狀態和社會矛盾，歷史題材雖是以古鑒今，但也要賦予一定的現實意義，兩種題材的選取都在於寄託世俗大眾的審美理想，如“大團圓”、善惡習有報等等。從主題上看，通俗小說主要是歌頌正義和善良，批判人世間的一切醜惡現象，好人雖飽受磨難歷盡坎坷，必有善報，壞人雖一時得逞，最終要遭受懲罰。通俗小說就是這樣頑強地表現著世俗社會千年不變的倫理觀念。因此，審美理想和道德觀念是通俗小說本質特徵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決定了通俗小說的美學風貌，後者決定著通俗小說的生存狀態。道德在社會歷史的整體運動中雖是一個獨立的範疇，然而它作為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統攝和決定作用，使作家在創作實踐中，他的倫理觀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現出他的道德傾向，道德傾向就決定著通俗小說的生存狀態和價值選擇。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使許多通俗小說曾遭厄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所謂表現了“誨盜誨淫，傷風敗俗”，歷史的經驗應引起通俗小說作家的注意。道德是一種社會情感，主要表現在愛憎與是非的評判上。通俗小說對世俗社會“酒、色、財、氣”的過量描寫和渲染，失卻對“度”的把握，造成道德的傾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很不利通俗小說的發展的。通俗小說對情節的依賴，主要是歷史上審美心理積澱而形成的。早在先秦時代諸侯王國宮廷里就有被稱為“瞽史”的殘障人士，他們是職業化的講述故事的人，與他們的職業相沿襲的有唐、宋時期的“說話”人，只不過後者將服務對象由宮廷轉向民間。為了吸引聽眾，滿足聽眾的期待心理，他們講述的故事必須有密集的情節，生動的語言，並且有一定的套路（模式）便於傳授“說話”技藝，由於歷史的積澱，使通俗小說比任何一種文學樣式更注重對情節因素的追求。

一般來說，通俗小說不向社會提供人生的哲學思考，而是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娛樂性全方位多層次地為社會服務，高層次讀者可將通俗小說當作“成年人的童話”來消遣，工人、農民、市民也可在通俗小說營造的氛圍中做他的“白日夢”，從中尋求慰藉和刺激，獲取心理平衡的愉悅。有一種觀點認為“通俗小說是可以雅俗共賞”的，例如白居易就愛用“一枝花”說話，宋仁宗還把民間說話藝人召進宮中，數學家華羅庚愛讀武俠小說等等，這些例子並不能證明“雅俗共賞”，他們對通俗小說的偏愛都是基於它的娛樂性、趣味性，並不在於獲取某種價值和力量。因此，“雅俗共賞”是一種假象，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且存而不議。

通過對通俗小說的簡單梳理，本文對中國通俗小說所作的解釋（或界定、定義），基本涵蓋了通俗小說的本質特徵，能有效地將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區分開來。我的解釋只是一家之言，歡迎並願意與學術界就此問題作深入討論。

王陽明心學與通俗小說的崛起

通俗小說的崛起，王陽明心學是重要條件之一。它一改鄙視通俗小說的傳統觀念，為士人參與小說創作和批評鋪平了道路，使通俗小說的作者成分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它為小說題材描敘市井小民的閭巷俗事提供了理論根據，並推動了小說從講故事到寫性格的演進。

明代通俗小說理論的發展脈絡

第一、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小說首次得到正名與梳理。

從魏晉到明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小說"卻始終未得到正名與梳理。"小說"這一語詞曾被用來指稱多種性質並不相同的文字著述，而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小說，又先後有傳奇、講史、話本等不同名稱，萬曆中期胡應麟首先為小說正名並梳理其發展線索。胡應麟細緻地分析了《漢書·藝文志》中關於小說家的論述，梳理了古今小說概念的差別，還從史的觀念出發，扼要地概括了小說發展的脈絡：六朝萌芽期、唐傳奇勃興期、近實而文采不足的宋代以及他所處的明代這四個階段。

第二、小說的地位在明萬曆間首次得到較普遍的肯定。

通俗小說創作剛剛重新起步時只是被人們稱為"正史之餘"。這有兩層含意：其一是"稗官野史實記正史之未備"，其二是能擴大正史的影響，能使歷史故事迅速地傳遍民間。隨著通俗小說的功能逐一被發現，它的地位漸漸提高。通俗小說的娛樂功能，特別是它可寓教於樂的特性也開始為人們注意。有如此功效，顯然就不能再簡單地將通俗小說歸於正史之餘了。明末時，小說地位曾上升至小說史上的最高點。較早給予通俗小說以很高評價的是李開先，他稱《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並認為“《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他指出任何文學體裁都不能象小說那樣廣泛地反映生活，同時又能針砭現實。這就為小說地位迅速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隨後，李贄、袁宏道等也對小說給予了極高評價，他們關於小說的見解又建立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於是小說與經史並傳的評價得到廣泛承認，這是通俗小說地位在小說史上曾經上升到的最高點。

第三、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等問題得到較深入的討論，並歸納出有益於小說創作的理論見解。創作中的虛構逐漸得到肯定。通過創作實踐中的摸索，作家們終於認識到虛構是創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崇禎末年金聖嘆批點《水滸傳》時既肯定創作中的合理虛構，又區分了小說與史傳差別。當明末作家與評論家的看法基本統一時，正是創作開始由改編轉向獨創之際，而理論上的肯定又反過來加速了這一進程。

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關係的問題開始有了正確的認識。葉晝指出生活是第一性，藝術創作是第二性的命題。明確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為擺脫改編束縛，走向獨創的改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是通俗小說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論述。

明代評論家對藝術典型已有論述他們意識到了必須塑造典型。評論家評點作品時較多從作文章法角度分析細節或情節的安排與描寫，很少作宏觀考察，特別是長篇小說的結構設置。這是的小說理論家在典型性格分析上已達到很高水準，不過他們都偏重於典型性格獨特性的研究，對塑造典型應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一面卻較為忽略。

20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的海派、津派和港派

20世紀引領中國都市文化潮流並具有特色的地區主要有：上海及其周邊地區，它們被稱為“海派文化”；津京地區，它們被稱為“津京文化”；香港及其周邊的廣東地區，它們被稱為“港派文化”。在這三種文化的孕育下，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此起彼伏地形成了三大波段，形成了海派、津派和港派小說。這三派小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認為儘管這三派小說的特色是多方面的，其總體特色應該是：海派小說完成了通俗小說的市場轉型；津派小說構築了通俗小說的地域特色；港派小說有著更多的現代國際視野。在這三派通俗小說的共同打造下，中國通俗小說進行了現代性的改造，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型的通俗小說。

當代通俗小說史論

湯哲聲（1956-），男，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當代通俗小說史論》論述了當代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公安法制小說、歷史小說、網路小說、科幻小說等小說文類。這些都是當下中國最具有創作能力、讀者最多的文學作品。本書除了基本勾勒出它們的發展線索之外，還對蘊涵其中的大眾文化思潮、通俗小說的美學特徵、大眾媒體與通俗小說創作的關係、大眾閱讀期待與通俗小說創作的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本書試圖為當下中國那些紅火的通俗小說留下一份文字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