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碑

在東漢晚期的儀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體的地位，由此．隸書由出自徒隸的庶民化書風，一躍而成為廟堂體。隸書的這種“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學規定，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誤讀”。

在很大程度上，漢隸則是以漢碑為典範的，也就是說隸書與碑的結合才在終極意義上為隸變的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在漢碑之前存在的簡帛書法雖然已具有隸書的性質和風味，但它本身所包蘊的多極發展方向，使其處於一種不定的隸化進程中，而難以構成隸書的完型。漢碑是東晚期石刻制度儀式化及隸變終結的產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為漢碑奠定了文化物質基礎。由此，站在書史立場上，雖然不能無視簡帛書在隸書進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但將漢碑視作隸書的典範卻無疑是符合書史事實的。

漢碑是東漢喪葬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所謂漢碑即指神道碑，這是漢碑與一般漢代刻石的重要區別。“今人謂文之載於石者皆曰碑，其實不然，刻碑之興，當在漢季，古只謂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宮廟門前及墓地用測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繩作轆轤引棺下葬的豎石。據文獻記載，碑早在周代就已產生。《儀禮·聘禮》：“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曩），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鄭玄註：“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鄉率繞。天子六率四碑，前後各重鹿也。”《禮記·喪服大記》：“君葬，用輔，四綽二碑……大夫葬，用輻，二綽二碑……土葬，用國車，二綽無碑……凡封用綽去碑負引。”鄭玄註：“凡柩車及壙，說（脫）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之鹿盧，鞔棺而下之。”

墓碑即源於周代壙墓用的 大木為之“豐碑”。后因木質容易朽爛，遂改為石制。《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書。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戰國至西漢是墓碑的醞釀期，這個時期出現的秦代紀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墳壇，墓表、墓碣等墓地銘刻物是東漢墓碑產生的重要源頭。

進入東漢中後期，特別是恆、靈之世，墓碑的發展達到成熟、鼎盛階段。“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銘等物”。東漢盛行厚葬，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墓碑的發展成熟。至此，無論是形制，還是書體、文體、墓碑的發展都極盡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繩引棺的豐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變。

漢碑的形制，可分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稱“趺”，為長方形：有龜趺、方趺等。碑身則為長方形豎石，正面謂“陽”，刊刻碑文；碑的反面謂“陰”，刻題名；碑的左右兩面謂“側”，也用以刻寫題名。碑首稱“額”，用以刊刻標題，有半圓形，圭形和方形三種類型，四周多刻有螭龍、蟠螭雕飾。此外，“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暈者，乃墓碑施鹿虛之遺制。”漢末魏晉以後，穿暈逐漸消失。

與漢碑體制的高度成熟相適應，漢碑碑文也已成為典型化的文體，即誄文。文字多達千字左右。詳細記載墓主的姓名、職官、功績、生卒日期以及立碑人書碑人姓名，並有華麗腴飾的四言韻文的頌詞。

東漢晚期，漢碑構成禮儀文化的中心“語境”，同時，儒學也開始向漢碑全面滲透。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漢碑多出在儒學中心的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尤其是山東省濟寧市地區，有“天下漢碑半濟寧”之稱。這個時期，漢碑在整體上已消蝕掉早期漢隸的博大氣象和自然意味，但由於刀與石的營構，進一步誇張修飾了簡帛書法的特徵，使漢隸在本體語言上趨於全面成熟。

傳世漢碑數量龐大，風格類型多樣，被稱為“一碑一奇，莫有同者”。由此，從風格類型方面研究漢碑便構成一個專門的課題。

朱彝尊在《西嶽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題方整，《鴻都石經》、 《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勃》，《曹全》，《史晨》、《乙瑛》《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說：“漢碑分雄古、渾勁、方整三類。”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本漢》則將漢碑分為：“駿爽，疏宕，高深、豐茂、華艷，虛和，凝整、秀額八類。此外，還有學者依據製作目的將漢碑分為五類：歌頌神冥靈驗者，有神碑，神廟石闕；記述祖廟祭祀與修造者的廟碑；歌頌個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門石闕；紀念土木工程完工者，有竣功紀念碑。其它，有畫像題字，墓記，買冢記，石經等。這種分類充分體察到漢碑的文化功用，並將漢碑不同書風的形成與漢碑體制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因而這種分類視角較之僅僅從審美形態上劃分漢碑風格類型無疑更具有史學認識價值。

根據漢碑的書體特徵和風格傾向，漢碑可概括分為以下三類：

方拙樸茂，峻抒凌厲

這類漢碑有《張遷碑》、《鮮於璜碑》、《建安六年殘碑》、《衡方碑》、《張壽碑》、《耿勛碑》、《劉熊碑》等。這派漢碑在圖式上尚保持著早期漢隸樸拙博大的氣象和自然意味，是最能體現漢碑雄強一路的作品，它們沒有同期大多漢碑所表現出的精麗典雅、八分披拂的裝飾意味，筆法方拙簡真，尤見刀意。從隸變淵源來看，這類碑刻受簡帛書法的影響極少，而是直接從西漢石刻嬗變而來，所不同的是，西漢石刻由於未脫篆意，線條追求圓厚，而這類作品則以刀掩筆，呈現出方拙峻厲的意態。這類碑刻以《張遷碑》為代表。由於在筆法方面與同期漢碑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後世對其筆法往往大加詆詈： “其字頗精，惜摹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清萬經語）所謂“全無筆法”是指《張遷碑》不合漢碑蠶頭雁尾，左規右矩之旨。事實上，《張遷碑》筆法在隸變趨於終結的東漢晚期出現，已具有楷隸之變的超前意義，其用筆開魏晉風氣，是楷化的濫觴。康有為認為：“《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真楷中。”由此，以《張遷碑》為代表的方筆派漢碑在書史上不僅具有風格類型價值，同時，也具有深刻的書體變革意義。

典雅凝整，法度森嚴

這一類漢碑根據筆法可分為二類：A：肅括內勁：代表性漢碑有《禮器》、《史晨》、《乙瑛》、《華山廟碑》、《婁壽碑》、《張景碑》、《建寧殘碑》、《朝侯小子殘碑》、《李孟初神碑》等。這類作品皆為典型的廟堂正體，因此，刻寫具精，八分披拂，裝飾意味極濃。由於這類作品受儒家中和美學思想的整體籠罩，因而，其審美範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對早期漢隸庶民化傾向的遵循，將簡帛書法的“逸筆草草”做了有效的限制，而使其呈現出情理交融，文質彬彬的審美風範。在筆法上，這類碑刻在充分吸取漢簡筆法的飄逸靈動的基礎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攝，從而使線條呈現出刀筆結合所特有的遒勁肅括、內斂瀟落的顏致；B：靈動飄逸：這類碑刻有《孔宙碑》、《尹宙碑》、《韓仁銘》、《倉頡廟碑》、《孔彪碑》、《曹全碑》，這一類碑刻縱逸飛動、筆勢開張，左右分馳，極盡其勢，“雖規短整齊，一筆不苟，而姿媚卻自橫溢，此類漢碑直接由簡帛書法演化而來，在筆法上充分吸取了漢簡的靈動韻致，刀不掩筆，注重筆墨書寫意味的傳達，這是《孔宙碑》、《倉頡廟》碑，與《禮器碑》、《史晨碑》最大的不同點。因為廟堂正體，一為典重蕭括，一為飄逸靈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類碑刻對刀筆的不同倚重所致。

奇古渾樸，詭譎多變

這類碑刻有《夏承碑》、《禮三公山碑》、《魯峻碑》。此派漢碑氣格高古，帶篆籀遺意，隸變程度不高，具有強烈的復古{頃向。與一般漢碑在書體，筆法方面差別很大。孫承澤《庚子消夏記》評《夏承碑》云：“其字肅中帶篆及八分。洪承相為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偽者，然筆致有一股英豪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評其書“高渾”，並云：“然有芝英、龍鳳之勢，蓋以為中郎書也。吾謂《夏承》自是別體，若近今冬心，板橋之類。以《論語》核之，中非中郎·書也。”在筆法上，這類碑刻崇尚圓筆，極意波發，“凡勒筆、磔筆、擢筆，挑起處極豐肥。”（清萬經語）《魯峻碑》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楊守敬《平碑記》云：“豐腴雄偉，唐明皇、黍季海亦從此出，而肥濃太甚，無此氣顴也。”這類碑刻由於追篆籀筆意，存有明顯的復古傾向，因而在漢碑中處於非主流地位，影響很小，存數也不多。不過，此類碑刻對唐代隸書及北朝中後期摩崖經體書法卻產生較大影響。

漢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漢隸演變而來，因而，作為廟堂正體的漢碑雖然出於文化功用目的而不得不對其所自出的早期漢隸——簡帛、孽崖書法進行圖式修正，但它卻無法從整體上消除掉早期漢隸所具有的強烈的生命感，整體性力量和氣勢，由此，簡帛、摩崖書法基於審美自由的生命原初力在很大程度仍然支配、影響著漢碑的風格生成，這也是構成漢碑千姿百態，風格類型多樣化的一個重要史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