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1919年李大釗創作的文章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李大釗於1919年在《新青年》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該文章論述了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作品原文


(一)
一個德國人說過,五十歲以下的人說他能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他那名著《資本論》三卷,合計兩千一百三十五頁,其中第一卷是馬氏生存時刊行的,第二、第三卷是馬氏死後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這第一卷和第二、三兩卷中間,難免有些衝突矛盾的地方,馬氏的書本來難解,添上這一層越發難解了。加以他的遺著未曾刊行的還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來研究馬克思,也不過僅能就他已刊的著書中,把他反覆陳述的主張得個要領,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的。
我平素對於馬氏的學說沒有什麼研究,今天硬想談“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若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誤解。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雖然極其貧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馬克思誕生百年紀念以來,各國學者研究他的興味復活,批評介紹他的很多。我們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吾信這也不是絕無裨益的事。萬一因為作者的知能譾陋,有誤解馬氏學說的地方,親愛的讀者肯賜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於評述“馬克思主義”以前,先把“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說一說。
由經濟思想史上觀察經濟學的派別,可分為三大系,就是個人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與人道主義經濟學。
個人主義經濟學,也可以叫作資本主義經濟學。三系中以此為最古。著《原富》的亞丹·斯密(AdamSmith)是這一系的鼻祖。亞丹·斯密以下,若馬查士(Malthus)、李嘉圖(Ricardo)、傑慕士·穆勒(JamesMill)等,都屬於這一系。把這一系的經濟學發揮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經濟學,普通稱為正統學派。因為這個學派是在模範的資本家國的英國成立的,所以英國以外的學者也稱他為英國學派。這個學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認現在的經濟組織為是,並且承認在此經濟組織內,各個人利己的活動為是。他們以為現在的經濟組織,就是個人營利主義的組織,是最巧最妙、最經濟不過的組織。從生產一面講,各人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營經濟的活動,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於最大的程度。其結果:社會全體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資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較少的事業,移到利益較多的事業上去。社會全體的資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較少的事業,投到利益較多的事業上去。所以用不著什麼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競爭的結果,社會上資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會全體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業家為使他自己的利益達於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製品全體的價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體的賣出額換回很多的價來。社會全體的富是積個人的富而成的。個人不斷的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這樣做,他也這樣做,那社會全體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從消費一面講,我們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內生產的,都是人家各自為營利、為商賣而生產的。自己要得一種物品:米、鹽、醬、醋,乃至布匹、傘、屐、新聞、雜誌之屬,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討得來的。依今日的經濟組織,都是各人把物賣錢,各人拿錢買貨。各人按著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動,比較著旁人為自己代謀代辦,親切的多,方便的多,經濟的多。總而言之,他們對於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為原則的經濟組織,很滿足,很以為妥當。他們主張維持他,不主張改造他。這是個人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的經濟學。
以上所述個人主義經濟學,有二個要點:其一是承認現在的經濟組織為是;其二是承認在這經濟組織內,各個人利己的活動為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正反對他那第一點。人道主義經濟學正反對他那第二點。人道主義經濟學者以為無論經濟組織改造到怎麼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現在這樣的貪私無厭,社會仍是沒有改造的希望,於是否認經濟上個人利己的活動,欲以愛他的動機代那利己的動機;不置重於經濟組織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於改造在那組織下活動的各個人的動機。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以為現代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弊害,都是現在經濟組織不良的緣故,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都跟著改造,於是否認現在的經濟組織,而主張根本改造。人道主義經濟學者持人心改造論,故其目的在社會的革命。這兩系都是反對個人主義經濟學的,但人道主義者同時為社會主義者的也有。
現在世界改造的機運,已經從俄、德諸國閃出了一道曙光。從前經濟學的正統,是在個人主義。現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經濟學,將要取此正統的位系,而代個人主義以起了。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這正是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過渡的時代。
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來社會主義的歷史並非自馬氏開始的,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的主張,不是偏於感情,就是涉於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至於馬氏才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證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別樹一幟,社會主義經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故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不能不推馬克思。
(三)
“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價值,既如上述,我當更進而就他的學說的體系略為大體的分系,以便研究。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大別為三部:一為關於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於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三為關於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考他的社會主義,簡直的是不可能。因為他根據他的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變化而來的;然後根據這個確定的原因,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運命;然後更根據這個豫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仍在最後的階級鬥爭。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他的《資本論》也是首尾一貫的根據那“在今日社會組織下的資本階級與工人階級,被放在不得不仇視、不得不衝突的關係上”的思想立論。關於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於最後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為研究上便利起見,就他的學說各方面分別觀察,大蓋如此。其實他的學說是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都有不容分離不容割裂的關係。
(四)
請先論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也稱歷史唯物主義。他在社會學上曾經,並且正在表現一種理想的運動,與前世紀初,在生物學上發現過的運動,有些類似。在那個時候是用以說明各種形態學上的特徵、關係的重要,志在得一個種的自然分類,與關於生物學上有機體生活現象更廣的知識。這種運動既經指出那內部最深的構造,比外部明顯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觀就站起來反抗那些歷史家與歷史哲學家,把他們多年所推崇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會構造,都列於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經歷史家輩篾視,認為卑微曖昧的現象的,歷史的唯物論者卻認為於研究這很複雜的社會生活全部的構造與進化,有莫大的價值。
歷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歷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如人種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來變化很少,因之及於社會現象的影響也很小,但於他那最少的變化範圍內,多少也能與人類的行程以影響。在原始未開時代的社會,人類所用的勞動工具,極其粗笨,幾乎完全受制於自然。而在新發見的地方,向來沒有什麼意味的地理特徵,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條見。所以歷史的唯物論者,於那些經濟以外的一切物質的條件,也認他於人類社會有意義,有影響。不過因為他的影響甚微,而且隨著人類的進化日益減退,結局只把他們看作經濟的要件的支流罷了。因為這個緣故,有許多人主張改稱唯物史觀為經濟史觀。
唯物史觀,也不是由馬氏創的。自孔道西(Condorect)依著器械論的典型,想把歷史作成一科學,而期發見出一普遍的力,把那變幻無極的歷史現象,一以貫之,以經開了唯物史觀的端緒。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觀的開拓者。至桑西門(Saint-Simon)把經濟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紀時有一種想象說,說法蘭西歷史的內容不過是佛蘭坎人與加利亞人間的人種競爭。他受了此說的影響,謂最近數世紀間的法國歷史不外封建制度與產業的競爭,其爭以大革命期達於絕頂。而產業初與君國制聯合,以固專制的基礎,基礎既成又撲滅王國制。產業的進步是歷史的決定條件,科學的進步又為補助他的條件。Thierry、Mignet、及Guizot輩繼起,襲桑西門氏的見解,謂一時代的理想、教義、憲法等,畢竟不外當時經濟情形的反映。關於所有權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魯東亦以國民經濟為解釋歷史的鑰匙,信前者為因,後者為果。至於馬氏用他特有的理論,把從前歷史的唯物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與以創見的說明,遂以造成馬氏特有的唯物史觀,而於從前的唯物史觀有偉大的功績。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於其他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更認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經濟現象雖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會的表面構造(如法律、政治、倫理、及種種理想上、精神上的現象都是),但這些構造中的那一個也不能影響他一點。受人類意思的影響,在他是永遠不能的。就是人類的綜合意思,也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類的綜合意思,也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類的綜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經濟現象的影響,不能與絲毫的影響於經濟現象。換言之,就是經濟現象只能由他一面與其他社會現象以影響,而不能與其他社會現象發生相互的影響,或單受別的社會現象的影響。
經濟機構是社會的基礎構造,全社會的表面構造,都依著他遷移變化。但這經濟構造的本身,又按他每個進化的程級,為他那最高動因的連續體式決定。這最高動因,依其性質,必須不斷的變遷,必然的與社會的經濟的進化以誘導。
這最高動因究為何物,卻又因人而異。Loria所人為最高動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斷的增加,曾經決定過去四個連續的根本狀態,就是集合、奴隸所有、奴僕(Servile)、傭工。以後將次發生的現象,也該由此決定。馬克思則以“物質的生產力”為最高動因:由家庭經濟變為資本家的經濟,由小產業制變為工廠組織制,就是由生產力的變動而決定的。其他學者所認為最高動因的,又為他物。但他們有一個根本相同的論點,就是:經濟的構造,依他內部的勢力自己進化,漸於適應的狀態中,變更全社會的表面構造,此等表面構造,無論用何方法,不能影響到他這一方面,就是這表面構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與他以絲毫的影響。
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種觀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們曉得有許多法律,在經濟現象的面前,暴露出來他的無能。十七、八世紀間那些維持商業平準,獎勵金塊輸入的商法,與那最近英國禁遏拉斯(Trust)的法律都歸無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響於經濟趨勢的明證。也有些法律,當初即沒有力量與經濟現象競爭,而後來他所適用的範圍,卻自一點一點的減縮,至於烏有。這全是經濟現象所自致的遷移,無與於法律的影響。例如歐洲中世紀時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無力與那高利率的經濟現象競爭,後來到了利潤自然低落,錢利也跟著自然低落的時候,他還繼續存在,但他始終沒有一點效果。他雖然形式上在些時候維持他的存在,實際上久已無用,久已成為廢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證明法律現象遠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經濟現象,卻只在他的腳后一步一步的走,結局惟有服從而已。潛深的社會變動,惟依他自身可以生產,法律是無從與知的。當羅馬帝國衰頹時代,一方面呈出奴隸缺乏,奴價騰貴的現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階級造成一個自由民,與新自由民的無產階級。他們的貧困日益加甚,自然漸由農業上的奴僕勞役、工業上的俑工勞動,生出來奴隸制度的代替,因為這兩種勞動全於經濟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廢奴的事業全委之於當時的基督教、人類同胞主義的理想,那是絕無效果的。十八世紀間英人曾標榜過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宗教。到了資本家家經濟上需要奴隸的時候,他們卻把奴隸制輸入到美洲殖民地,並且設法維持他。這類的事例不勝枚舉,要皆足以證明法律現象只能隨著經濟現象走,不能越過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與他以影響。而欲與法律現象獎勵或禁遏一種經濟現象的,都沒有一點效果。那社會的表面構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綜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與經濟現象抗衡。
(五)
迄茲所陳是歷史的唯物論者共同一致的論旨。今當更進而述馬氏獨特的唯物史觀。
馬氏的經濟論,因有他的名著《資本論》詳為闡發,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會主義系根據於一定的經濟論的。至於他的唯物史觀,因為沒有專書論這個問題,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資本論》,雖然徹頭徹尾以他那特有的歷史觀作基礎,而卻不見有理論的揭出他的歷史觀的地方。他那歷史觀的綱要,稍見於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學的貧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產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的歷史觀,還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中。現在把這幾樣著作里包含他那歷史觀的主要部分,節譯於下,以供研究的資料。
(一)見於《哲學的貧困》中的:
“經濟學者蒲魯東氏,把人類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製造羅紗、麻布、絹布的事情,理解的極其明了。可是這一定的社會關係,也和羅紗、麻布等一樣,是人類的生產物,他還沒有理解。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有密切的連絡。人類隨著獲得新生產力,變化其生產方法;又隨著變化生產方法——隨著變化他們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他們全變化他們的社會關係。手臼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氣制粉機造出有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而這樣順應他們的物質的生產方法,以建設其社會關係的人類,同時又順應他們的社會關係,以作出其主義、思想、範疇。”
(二)見於《共產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希臘的自由民與奴隸,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中世紀的領主與農奴,同業組合的主人與職工,簡單的說,就是壓制者與被壓制者,自古以來,常相反目,而續行或隱然,或公然,不斷的爭鬥總是以全社會的變革,或以相爭兩階級的共倒結局的一切爭鬥。試翻昔時的歷史,社會全被區別為種種身份者,社會的地位有多樣的等差,這類現象我們殆到處可以發現。在古代羅馬則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則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主人、職工、農奴,且於此等階級內更各分很多的等級。由封建的社會的崩壞,產出來的近世的社會,仍沒把階級的對立廢止。他不過帶來了新階級、新壓制手段、新爭鬥的形式,以代舊的罷了。
“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有產者本位的時代,卻把階級的對立簡單了。全社會越來越分裂為互相敵視的二大陣營,為相逼對峙的二大階級:就是有產者與無產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資本家階級所拿他作基礎以至勃興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經在封建社會作出來的。此等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的發展達於一定階段的時候,封建的社會所依以營生產及交換的關係,就是關於農業及工業封建的組織,簡單一句話就是封建的所有關係,對於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久已不能適應了。此等關係,現在不但不能獎勵生產,卻妨礙生產,變成了許多的障礙物。所以此等關係不能不被破壞,果然又被破壞了。
“那自由競爭就隨著於他適合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隨著有產者階級的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產者階級,於其不滿百年的階級支配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過去時代曾造的還厚且巨的生產力。自然力的征服,機械、工業及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火車、電報,全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開通,如同用魔法喚起的這些人類——在前世紀誰能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能包容在社會的勞動里呢?
“把這樣偉大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喚起來的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及交通關係,——資本家的所有關係——現代的資本家的社會,如今恰與那魔術師自念咒語喚起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卻無制御他們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數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現代的生產力,對於現代的生產關係,對於那不外有產者的生活條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關係,試行謀叛的歷史。我們但舉那商業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間便反覆來襲,常常脅迫有產社會的全存在的商業恐慌——即足以作個證明。……有產者階級顛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轉而向有產者階級自身。
“有產者階級不但鍛煉致自己於死的武器,並且產出去揮使那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勞動階級,無產者就是。
“人人的觀念、意見及概念,簡單一句話,就是凡是屬於人間意識的東西,都隨著人人的生活關係,隨著其社會的關係,隨著其社會的存在,一齊變化。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歷史所證明的,非精神上的生產隨著物質上的生產一齊變化而何?”
(三)見於《經濟學批評》序文中的:
“人類必須加入那於他們生活上必要的社會的生產,一定的、必然的、離於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就是那適應他們物質的生產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此等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真實基礎——物質的生活的生產關係一般給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加上條件。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其存在,他們的社會的存在反是決定其意識的東西。 “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於其發展的一定階段,與他從來所在那裡面活動當時的生產關係,與那不過是法制上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突出。這個關係,這樣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而為束縛。於是乎社會革命的時代來。巨大的表面構造的全部,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或徐,或激,都變革了。
“當那樣變革的觀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學的論證的經濟的生產條件之上所起的物質的變革,與那人類意識此衝突且至決戰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的形態,簡單說就是觀念上的形態,區別不可。想把那樣變革的時代,由其時代的意識判斷,恰如照著一個人怎樣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斷其人一樣,不但沒有所得,意識這個東西寧是由物質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於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才能說明的。 “一社會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產力,在其組織內發展的一點餘地也沒有了以後,決不能顛覆去了。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產關係,在這個東西的物質的生存條件於舊社會的母胎內孵化完了以前,決不能產生出來。人類是常只以自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因為拿極正確的眼光去看,凡為問題的,惟於其解決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才能發生。
“綜其大體而論,吾人得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為社會經濟的組織進步的階段。而在此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之采敵對形態的最後。——此處所謂敵對,非個人的敵對之意,是由各個人生活的社會的條件而生的敵對之意,——可是在資本家社會的母胎內發展的生產力,同時作成於此敵的解決必要的物質條件。人類歷史的前史,就以此社會組織終。”
(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
據以上所引,我們可以略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領了。現在更把這個要領簡單寫出,以期易於了解。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內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產力,為主動;屬於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適應他的行程。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社會組織即生產關係,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產力產出的產物。手臼產出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氣制粉機產出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生產力在那裡發展的社會組織,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的發展,後來發展的力量到那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的程度,那社會組織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縛他、妨礙他了。而這生產力雖在那束縛他、妨礙他的社會組織中,仍是向前發展不已。發展的力量愈大,與那不能適應他的組織間衝突愈迫,結局這舊社會組織非至崩壞不可。這就是社會革命。新的繼起,將來到了不能與生產力相應的時候,他的崩壞亦復如是。可是這個生產力,非到在他所活動的社會組織里,發展到無可再容的程度,那社會組織是萬萬不能打破。而這在舊社會組織內,長成他那生存條件的新社會組織,非到自然脫離母胎,有了獨立生存的運命,也是萬萬不能發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樣,人為的助長,打破卵殼的行動,是萬萬無效的,是萬萬不可能的。
以上是馬克思獨特的唯物史觀。

作者簡介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樂亭人。少年讀鄉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東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日期間,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6年春發表篇論文《青春》,提出創造青春中華的理想。5月回國,任北京《晨報》總編輯、《甲寅》日刊編輯,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6月與王光祈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任《少年中國》編輯主任。不久又擔任《國民雜誌》社指導、《新潮》社顧問。12月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以“常”、“守常”、“明明”等筆名發表對重大問題的評論文章。從1918年下半年起,相繼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講演和文章,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中,是主要組織者領導者之一。1919年8月發表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在北京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討籌中國共產黨。同年秋髮起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月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北方各地黨團組織的建立都與其有關,與陳獨秀有“南陳北李”之稱。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在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任教。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區負責人。領導北方各地工人運動。1922年8月參加中共西湖會議,會後到上海會見孫中山,說明中共關於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1923年6月在廣州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三大后,多次與孫中山會談,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5個主席團成員之一。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併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後組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方分會,領導北方的國民黨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同年冬回到北京,負責中共北方區委工作,領導了國民會議運動關稅自主運動,並派中共黨員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領導內蒙人民的革命鬥爭。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領導北京人民開展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和段祺瑞賣國政府三一八運動。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28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釗選集》。
李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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