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墓

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十五日，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張之洞被安葬在河北南皮縣雙廟村的張氏祖塋。與他一起合葬入土的還有早他多年去世的三位夫人。鬱郁蒼蒼的園林中，“白花如雪，輓聯似林”。諸多親朋門生、王公大臣從京城趕來送葬。

當地的老人說，在明清科考中，張氏族人先後考中進士以上的21人，舉人50多名，秀才200多名，從七品知縣到一品大員幾十名，到張之萬(張之洞的堂兄、早於張之洞入閣成為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張之洞，張家的聲威達到鼎盛。如此門庭顯赫之家，祖塋自然十分氣派。張氏祖塋有上千畝，南皮東門張氏四門十八支的墳塋多在此處。

張之洞的墓在這一大片墓園的東北角，佔地近百畝。墳墓封土約3米高，底部直徑近7米。高大的墳丘像座土山。四通大碑立在墓前。其中兩通是神道碑，一為紀念碑，另一塊是門生故吏們捐資所建的遺愛碑。遺愛碑的碑陰刻有張之洞興學育才的事迹及捐資者的名字，在這堆名字里，包括了後來的“反清先鋒”黃興和革命元老之一董必武。神道兩旁布立著青石雕刻的石相生，有石馬、石羊、石猴等。松柏、楊柳、馬尾松、白楊縱橫交錯，構成各種圖案。四周松牆，內為柳城。張之洞的墓與父親張鍈墓、四世祖御史張淮墓、堂兄張之萬的墓以及其他張氏支派的墳場連成一片，從南皮縣城南崔秤砣村到雙廟村，一片樹海，鬱郁蒼蒼，遮天蔽日。林間鳥兒無數，老鴰喜鵲成千上萬，趕都趕不走。一到黑天，年輕人偷偷進去，上樹用棍子打鳥，一晚上能打一口袋。由於有四五家佃戶看護墳場，經常打掃，碑刻、石相生、樹木都保護得很好，許多樹木兩人都抱不過來。墳場里刻石林立，來此憑弔的各界名流絡繹不絕。

張之洞入土后不到兩年，清帝退位，清朝徹底土崩瓦解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孫中山在視察武漢時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認為張之洞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而史學家們也對洋務派的實幹給予了充分肯定，“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學家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惋惜洋務運動晚了20年。

也許是在民間有著極高的認可度，也許是張之洞是有名的清官，在清末民初的亂世之中，張之洞的墓始終無恙。當地研究資料稱，兵匪強盜曾多次光臨張氏墓地，將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綁在樹上，逼他交出財寶，張家墳場的一些墳墓多次被盜，但一直無人驚擾張之洞安葬之處。北伐戰爭期間，國民軍一支部隊經過雙廟村，一個湖北籍的連長，帶著全連士兵到張之洞墳前鞠躬致祭。

張之洞墓被挖，是因為他的後人成為日偽政府的官員，是賣國者，才有了“文革”挖掘他的墓。

轉折來自於1950年代。重新被定性的洋務運動，成了“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辦法，換取洋槍洋炮船隻來武裝自己，血腥地鎮壓中國人民起義，藉以保存封建政權的殘骸為目的的運動”，“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

一個“洋奴”、“賣國賊”的墓自然是得不到保護的。來到張之洞墓地的不再是憑弔者，而是伐木者。“大躍進”時期，南皮縣搞大鍊鋼鐵，砍光了墓地周邊的樹木，偌大的墓園中，只剩下墳冢巍然，墓碑高矗，東倒西歪的石相生散落相間。

然而，噩夢還在後邊。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們搗毀佛像、焚燒藏書、掘開古墓……在這場席捲全國的瘋狂大潮中，張之洞的墳墓難以倖免。

據南皮縣誌記載：張之洞墓，位於雙廟村北約500米處。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中，南皮中學“造反派總部”組織重新挖掘……張之洞遺體完好，合葬者三女棺，“造反派”開館傾屍、暴於野外數十日。一代有影響的歷史人物，葬於地下50餘年，亦未倖免於難。

這段短短的文字，記載的卻是一場令人驚心的破壞。

1966年秋，南皮縣幾所學校的“紅衛兵”和一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決定“破四舊，立四新”。他們先用繩索捆綁住張之洞墓碑，拉倒后一通亂砸，並向全縣發出通告，宣稱要在農曆九月廿六日挖掘張之洞墓。縣誌中所記載的南皮中學“造反派總部”是不是這場鬧劇中的組織者，記者沒能在尋訪中證實，但有一點是清晰而格外令人心酸的：南皮中學的前身正是張之洞捐資興辦的慈恩學堂。

這天上午8點，“紅衛兵”和“造反派”帶著鐵鎬、鐵杴等工具，扛旗打鑼到達現場。當天正好南皮大集，墓周圍站滿了懷著複雜情緒的圍觀者。鑒於圍觀的人太多，“造反派”頭頭選了20來個大個子男生手拉手圍成圈，維持秩序。

在尋訪中，記者找到了當年這20來個男生之一的葉祖玉。當年他只有24歲，是南皮農校的學生，就站在圈子的西北角上，離張之洞的棺木只有兩三米遠。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天所見到的情景——

“學生們力氣小，真正動手挖的是工廠的工人。在‘造反派’動手挖掘張之洞墓時，來了四個男的試圖阻攔，他們說是縣委的，省里指示張之洞為清代重臣，墓地為歷史古墓，不在破四舊之列，不準動，要注意國際影響，同時正在向中央請示，答覆后再做決定。但沒有人聽他們的。一個‘造反派’頭頭高喊，張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資修，挖他的墳就是破四舊，誰阻攔就是封資修、保皇派、牛鬼蛇神的小爬蟲，再阻攔，連你們一塊打倒！另一人說，別說省和中央，就是請示到聯合國我們也不怕！幾位同志的勸阻迅速被‘造反派’高喊的口號淹沒……”

兩個小時后，墳土被挖光，用粘土、白灰、雞蛋清和成的封土被鑿平，青磚砌成、開有小窗的磚套被拆除，大紅漆的棺材套被砸開，裡面四口頭西北腳東南的荷葉棺失去了最後的保護，無助地出現在人們面前。最先被打開的棺內是一位身材高大，麵皮乾枯的婦女，穿著清代貴婦人服裝，棺內無隨葬品。“造反派”拽著褥子把屍體架出，扔在墳坑北邊。

第二口棺材里就是張之洞。“棺材油漆得很厚，一鐵鎬下去，鎬彈得老高，可棺材只錛出一道白印。”據說，那口棺材是張之洞去世時由曾擔任張之洞護衛、時任湖北新軍第八鎮（師）統制（師長）兼任湖北提督的張彪，花1.2萬兩銀子從江南購置沉香木製成，由陸軍特別小學堂監督劉邦驥押送，快車連夜送到京城的。最終，在鐵鎚和鋼釺夾擊下，棺材被打開了。

棺分兩層，空隙間填滿松香（防腐、防潮），棺板上書鎦金大字，寫著生卒年月和壽終七十三歲的字樣。據葉祖玉回憶，他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瘦小、身穿朝服、頭戴官帽的干老頭，神態如睡，面容安詳，長長的白鬍子已經有些發灰了。“那樣子就跟電視劇里的清朝官員一個樣。他右手下方有毛筆、硯台、鼻煙壺，枕頭附近有副眼鏡。當時圍觀的人都想往前涌，我一邊往外推擋人群，一邊回頭看，看的不是很全，但沒看見什麼寶物。”

隨後，另外兩口棺材也相繼被打開。三位夫人的屍骨中，只有最後去世的王夫人尚保存較好，另兩具屍體已經骨化了。棺木中都標有身份和壽終的歲數。

圍觀的群眾議論紛紛，有人說，張之洞的屍骨保存得這麼好，是不是棺材里有什麼寶物？也有人說，有三個女的埋在一起，還都挺年輕，是不是殉葬的？殊不知，這三位夫人都早於張之洞幾十年就相繼離世了，也許正因為如此，有兩具屍骨已經骨化了。

出土的文物被當時的縣財政局收去了。張之洞和三位夫人則被暴屍在南皮縣郊荒蕪的墳場。此後很多日子裡，有些小孩子在附近玩耍，湊過去撥弄撥弄，一會兒踢兩腳，一會兒又把屍體扶起來靠在牆上。

也有村民“看四爺（張之洞行四）屍骨很可憐”，悄悄拾起地上的破布蓋上。

南皮張之洞研究會副會長王玉良回憶說，扒墳時，自己並沒有在現場，當時還是農民的他是得到消息后跑去看的，“只見張之洞的屍骨半躺半立在墓穴北邊的壁上，墳坑四周尚有一片片黃色破布。”

葉祖玉說，他的大爺爺是個秀才，小時常給他講張之洞的故事，雖然身為“紅衛兵”，他心裡其實是很敬重張之洞的，還臨過張之洞的字。後來，他幾次經過墓前，看到張之洞的屍體有時躺著，有時趴著。身上的衣服已經不見了，不知是被人扒了，還是風化了。一次，他見四下沒人，就把張的屍體拖進了路邊一個水衝出的溝子里。可當他再次經過時，發現張之洞的屍體不見了。

在王玉良的記憶中，張之洞墓是在高粱有花時扒的，遺骨則是刨棉花柴時沒的，這中間大約兩三個月。

幾具代表著封資修的屍骨不見了，很難引起正忙於“農業建設”和“階級鬥爭”的人們去關注。這位晚清重臣就以這種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歸葬”，自此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40多年。

隨著時代的變化，洋務運動的歷史形象再次發生轉換。這一次，洋務運動被認為是“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開端，也是中國從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的開端，應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不宜一筆抹殺。”對被扣上了“漢奸、劊子手、賣國賊、買辦”等大帽子的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專家們說“現在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其功過是非了”。

與此同時，經濟大潮也席捲而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南皮和其他地區一樣，開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即利用名人效應，吸引外來資金，大搞經濟建設。赫赫有名的張之洞成為了南皮這個欠發達縣“文化名片”的首選，他的照片及其墓誌銘開始出現在南皮縣印刷的精美畫冊上的顯要位置。

1992年冬，南皮縣委、縣政府提出籌建張之洞公園，簡稱張公園。縣委書記、縣長親自掛帥，還聘請中央、省、地各級有關領導為顧問、名譽主任。張公園計劃佔地500餘畝，投資3000萬元。而當時南皮縣全年經濟收入不過2000萬元。

為了集資，南皮向南皮籍在外工作的知名人士、張之洞後裔，以及上級有關領導發出了集資專函。一時間，捐款不斷，建設張公園成為南皮的頭號新聞。

1993年10月4日，是張之洞逝世84周年紀念日。南皮計劃在當年清明節舉行大型公祭活動。他們在原來的墓園裡 修起了一座新墳，在墓前樹起了包括遺愛碑在內的四通石碑，當然這些石碑都是根據史料記載重刻的，當年曾經林立的刻石經過那場浩劫一塊都沒有留下。只有墓誌銘於1980年被一農民在耕地時發現，作為珍貴文物收藏在縣博物館至今。

清明節，舉行了公祭活動。

10月3日晚上舉行了義演晚會，馬連良之女馬小曼、裘盛戎之子裘少戎、梅葆玥、梅葆玖、葉少蘭等名家登台獻藝。隨後，還召開了專家學者、張氏後裔參加的座談會。應邀而來的著名心理學家、張之洞的孫女張厚粲看到這個“張公園”的規劃后提出，縣領導的意圖是積極的，不過有些龐大，投資三千萬啊，如果計劃落空如何向世人交代？是否先建一座張公紀念館，十幾萬元足矣，以後慢慢求發展。但她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至此，籌建張公園活動達到了高潮，卻也是尾聲。很快，籌建工作便陷入困境。財政投資、社會捐資三四十萬元，修墓、立碑、紀念等活動花去了一部分，招商引資沒有著落，縣財政又無力繼續投入，不久，籌建辦不聲不響地解散了。多年之後，當地研究者分析此次張公園流產的原因認為：“主要是領導人的意圖是招商引資，認為計劃做得越龐大，引資越多。”

當時光進入新的世紀，傳統文化的回歸再一次成為社會熱潮。社會上，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張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體西用”的文化價值。而在南皮，越來越多的人自覺自願地加入到研究張之洞、尋找張之洞的行列中。他們說，正確評價張之洞，南皮責無旁貸。

南皮人對張之洞的感情是樸素而真摯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公園籌建辦公室來了一位衣衫破舊的老人要捐一千元錢。原來，這位南皮賈屯子村的“周鐵嘴”為給張公園建設捐資到處化緣。工作人員們不肯收，老人不幹。大家只好說，錢您先放著，用著時去拿。十年過去了，老人還念念不忘建張公園，說：“我那一千元還存著呢。”

雖然張之洞的後人如今已沒有一個在南皮生活，但在南皮東門張氏家族中，仍然普遍使用張之洞題寫的“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這二十個起名專用字。不相識的張氏族人，一聽名字，就知道彼此的輩分。可由此也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麻煩：重名過多。比如大安、前印等等張氏人口多的大村，有四五個人叫一個名字的。開會叫錯了人，來客指錯了門的事，都沒少發生。

除了名字沿用傳統，張氏家族重視教育的傳統依然盛行。熱心張之洞研究的張氏族人張家升老先生於2004年冬病逝前寫下的《張之洞和南皮張氏家庭》一文稱：張氏人口佔全村半數的前印村，全村九成的大學生姓張。

“頭兩年的一個清明，我到張之洞墓前，只見墓前的碑案仍東倒西歪地散落著，但墳上被挖的窟窿已經被填平，歪倒的石案上還有一束雪白的梨花。”王玉良回憶說。

2004年5月，南皮縣張之洞研究會成立，會長是退休了的原縣人大主任邢家訓。他們收集回憶、研究張之洞的文章定期刊載在會刊上。邢家訓和副會長葉書龍等研究會成員還四處出擊，循著張之洞的足跡進行考察與搜集，尋找張之洞的後人。為了省錢，他們只買夜車票。在漢陽鐵廠，工廠博物館把張之洞主持建造鐵廠時用的專用磚瓦贈送給“家鄉人”，20多公斤重的東西，愣是讓邢家訓和葉書龍給背了回來。

2005年5月，南皮張之洞書畫院成立。

2006年2月，春節過後剛剛上班的南皮縣委宣傳部就召開了張之洞研究工作會，對張之洞研究和深層開發做了詳細的規劃。這是近15年來，張之洞研究第一次被列為縣委、縣政府正式工作議程。

這一年，張之洞在台灣的族曾孫張法鳴回南皮祭祖。

同年12月，在南皮縣第一中學建成了“張之洞展覽館”。1903年，張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順道回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兩賞銀、積累的廉俸一萬二千兩，在家鄉興建新式學校，並命名為慈恩學堂。學校布局新穎，有教室、寢室、餐廳、廚房、議事廳、圖書室、操場，還設置有花園假山，種植了古槐和海棠，整體風格是中西合璧。

學校於1907年竣工，先後設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及中學部，定額各為三十人，學制分別為四年和五年。南皮解放后，慈恩學堂更名為南皮中學。1980年又定名為南皮縣第一中學。

這所由張之洞創建的學校，不但是南皮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也是今天南皮的最高學府。今天的南皮一中已經完全沒有了一點歷史的遺跡，校園裡教學樓、學生公寓環立，在校學生三千多人。但未進大門就可以看到校園廣場上高大的張之洞漢白玉雕像；在學校的張之洞紀念館里，門額上還掛著一幅當年慈恩學堂的全景圖。與它遙相呼應的展室另一端，立著一尊張之洞的半身像。本職為南皮縣廣電局副局長的張之洞研究會副會長葉書龍笑著說：“這可不是銅的，是當地農民用泥塑的。”

對於南皮人來說，最讓他們挂念的還是張之洞的遺骨哪兒去了。

一定要找到！縣長給邢家訓下了命令。

當年的墓地早已變成大片的農田，1958年平整土地，張之洞墓所在的田地划給了南關村。2003年，邢家訓曾帶著王玉良、肖力興、張寶信等研究會成員騎著自行車到南關村找到原村支書進行調查，又來到與墓地相連的南花園村尋訪知情人……可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2007年3月，邢家訓找到了當年看墳的老人高玉堂。

70多歲的老邢騎上電動自行車，拉著92歲的高玉堂直奔了墓地現場。經過農田建設、平整土地，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更何況高家搬離這裡已經幾十來年了，現場辨認十分艱難。最後，老人指著一大片當地人叫“老酒窠”的大葉草，說“就是這兒了”。高玉堂的兒子則表示，他把張之洞的屍骨埋在一塊斷碑旁邊了，用鐵釺探一探，找到石碑不就找到屍骨了嗎？一支四五個人的臨時勘探隊成立了，他們拿著臨時製作的1.5米鋼管探錐，在原墓地附近打孔探測。兩個月過去了，地上留下了幾千個孔，卻始終沒有發現石碑和屍骨的蹤跡。

邢家訓不死心。他找到副縣長、南皮鎮人民政府，召集有關村黨支部研究，請他們給村裡的老黨員開會，發動群眾，尋找知情人。村支部開會尋找掩埋張之洞知情人的消息引來了一個年輕人，他說，當年掩埋張公屍骨的就是他在南關村的表舅張執信。

看著找上門來的邢家訓等人，沉默了41年的張執信終於解開了張之洞屍骨失蹤之謎——當年，正是他親手掩埋了張之洞的遺骨。

張執信說，1966年，他只有20歲。秋末，村裡的壯年勞力都去挖河，他和一些老頭、婦女們在村南張之洞墓地旁邊的地里平地、刨棉花柴。幾個婦女說有點害怕，又有味，張執信就和一位王老頭一起將張之洞屍體和一具女屍拖到原墳墓，重新用鋤頭掩埋。表面上看墓是毀了，其實屍骨還在墓底下呢。另外兩個夫人的屍體則不知下落。

“我當時只是知道張之洞是個大官，是個好人，再說即使是普通人，這麼干也太缺德了！”當年因成分不好沒少吃苦頭的張執信格外小心翼翼，掩埋屍骨后再三囑咐知情人，千萬不要聲張，以免造反派知道。“這麼多年我一直沒敢說，就是不知道說了會怎麼樣。以前也有人問過我，可不是政府的負責人，我都沒告訴。這回我看是政府誠心要找，邢會長那是真正政府管事的人!”

挖掘機擦著頭骨掠過

張執信一直在附近的田裡幹活，對這裡的變化比較熟悉，當年又是他親手埋的屍骨，他指認的位置應該靠譜。

2007年6月1日，滿懷希望的邢家訓將尋找張之洞屍骨的實施方案報告給縣政府。這個方案簡單得可能會令考古專家驚訝不已：用挖掘機挖。方案得到了縣長的批准。萬事俱備，只待麥收了。

7日，邢家訓在參加張之洞紀念活動從武漢歸來的火車上接到南關村支書張漢旺的電話:“麥子已收割，可以開挖了。”

8日下午，一台黃色挖掘機開到了田裡。在張執信指認的中心地帶，機械手臂由北向南挖出一條條寬一米、近兩米深的縱溝，每條溝之間間隔一米。六月正是熱天，38攝氏度的高溫下，人們好像在蒸籠里作業，臉上曬得紅紅的。一會兒挖出塊磚，一會兒刨出個瓦。突然，咔嚓一聲，溝里出現了一個陶罐。人們一陣驚呼：是不是張公的隨葬品？在現場守候的縣博物館館長高國勝搖了頭：“這鹹食罐子是普通老百姓的隨葬物。但張之洞是一品大員，隨葬品應該比較貴重。”

機器的轟鳴聲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圍觀者。有老者說，原來的張公墓還在西邊。有人說，張公墓在侯庄和遺愛碑成一線處。還有人說，在南邊……話不多的張執信望著挖掘機開出的七八條20米的長溝，心裡有些打鼓：這地和以前不一樣了，原來是東西地，如今改成了南北地。難道是自己記錯了？他又站到高處四下觀看，還跑到地北頭轉了一圈，心裡有了底：遠不了，就在這裡挖。

太陽落山了，邢家訓和村支書決定收工，第二天趁早上涼快五點就開挖。

第二天，四點多，張執信就來到了地里。隱隱約約有點預感的他特意帶上了抹鏟。沒有了頭一天的大隊人馬督陣，兩個人安靜地開始了新的挖掘。剛開到第四條溝，就看到一個像是頭骨的東西。張執信大喊一聲“停！”“真懸呀，大‘抓撓’就擦著張公頭蓋骨上掠過，再深一點，屍骨就破壞了，再淺一點又可能錯過了。”按照當地的風俗，屍骨是不能見天的，張執信趕快用一張報紙蓋住，一看時間，剛剛早上六點。

很快，邢家訓、葉書龍、王玉良等人紛紛趕到，還帶來了兩塊二尺半見方的紅綢布。民政局長來了，當場派人到城裡火速訂製了兩副臨時棺槨。副縣長也來了。村支書張漢旺租來了大棚，買來鞭炮。張氏族人張厚謙應邀來奉紙敬骨。人們為屍骨搭好大棚遮陽，族人張厚謙在穴前擺上張公遺像，敬燃冥紙后，點燃鞭炮。張執信和挖掘司機戴上雪白的手套，開始整理屍骨。

兩具屍骨頭朝北，並列平躺著，東側一具為男性，西側為女性，和此前張執信描述的情況完全一致。令張執信浮出水面的那個外甥魯春生和張厚謙也一起幫忙。他們將挖出的兩具屍骨小心地分別擺放在備好的紅綢布上。魯春生還拿著張公的臂骨照量著：“張公胳膊骨真長，真是兩手過膝呀”。在場的老人們也紛紛說，是張之洞的真屍骨錯不了。

此時的邢家訓終於想通了當初為什麼勘測不到：沒有棺材，沒有封土，連衣服都沒有，哪裡能探得到呀。他長出了一口氣:“這些日子，晚上睡覺做夢也是找張之洞屍骨，如果在預定的範圍里找不到，我打算到滄州請專家們把原張公墓區全挖一遍，一定要找到!”

在南皮的採訪中，記者問騎著電動自行車趕來的邢家訓：當時，為什麼沒有請專業考古人員來尋找屍骨?

老爺子似乎從沒想過這樣的問題，他搖了搖頭：這才多少年，用得著考古嗎？請他們還得好多錢。

怎麼可以確認那就是張之洞的屍骨?

邢家訓給出了他的四大理由：第一，經測量，遺骨與史載張之洞身材一致；第二，找到屍骨的位置是當年的掩埋者親自指划的，附近方圓幾十米內也沒有其他墳墓；第三，這兩具屍骨沒有衣服，沒有棺材，不是正常入葬，卻與當年張之洞屍骨的情形非常一致；第四，曾有傳言說當年挖出張公屍骨時，他的嘴裡含著珠子。為了撬出寶珠，曾撬掉了屍骨上的幾顆牙。而此次找到的屍骨果然是牙齒不全，少了一塊牙床。由此可以基本肯定這是張之洞遺骨。

老爺子認真地說：“那麼些年沒找著，是因為沒認真找!”

遺骨找到后，暫時停放在南皮縣烈士陵園，準備第二年張公忌日重建墳墓時再行歸葬。

研究會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張之洞的後人。

張之洞的後人有不少在北京生活。僅張之洞最小的兒子就有9個子女，其中5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他們中名氣最大的是張厚粲，她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年近八旬精神矍鑠，仍在帶研究生，撰寫專業論著，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辦公室的同事說如果沒有外出開會之類的事情，張老師基本每天都在辦公室。

這五人中年齡最小的張厚珕也已是花甲老人。他們五人與張之洞長子的孫女張遵顏姐妹都在科研教育單位工作，有老師，有教授，也有工程師。對於社會和學界對張之洞的評價，張家後人看得很淡，張厚珕說：“評價一時一個說法，我們沒太在意。只是有時在網上看看論文，關注一下動態。”對於續寫家譜，張厚珕也搖了頭，他說：“那對現實也沒什麼用。”

為慎重起見，張厚珕提議去做DNA鑒定：“當地老人都認為是，但我想現在有科學的手段了，可以試一試。”

研究會接受了這個建議，在遺骨上取了三枚牙齒、一根股骨。張厚珕則親自前往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提供了三根頭髮，以供比對。“拔頭髮的時候，人家就說了，您這100年的我們還沒做過，以前做成功的最多是五六十年的。”

在等待結果的日子裡，張厚珕仔細地在網上搜索有關DNA鑒定的各種知識，結果他失望了：“我看了資料以後才知道，做這種鑒定很難。首先，像我們這種隔代的，金字塔底部得全，後代要有男有女，到上面才能交匯清晰、判斷準確，否則一條線上去，可能全亞洲都是一個祖先呢。其次，我這活體取DNA很容易，遺骨上的DNA提取可就難了。”

果然，鑒定遲遲沒有結果。焦急的張家後人和邢家訓又找了另一家科技單位進行鑒定，這一次是從張厚珕的哥哥張厚珹身上取了血液做樣本，結果還是不行：“張之洞在地下沉睡數年，后又被暴屍，再深埋地下，時間將近百年，被污染了，鑒定的難度很大。”邢家訓和張厚珕都這樣說。

儘管DNA鑒定沒能成功，但遺骨的安葬儀式還是如期舉行了。張厚珕說：“後來我信了，因為，一是當地挖掘者的虔誠，二是他們和記者聊天時說起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就是從張之洞嘴裡挖珠子造成了牙齒缺損。

今年10月4日，張之洞99周年忌日，停放在河北南皮縣烈士陵園一年多的張之洞和夫人屍骨，被移至他們最初入土的地方。張之洞的孫子、重孫、玄孫們從北京、天津等地趕來了不少。代表張氏後人致辭的張厚珕“臨風灑淚，感慨良多”，真心感謝研究會多年來的奔走與努力，“其至誠足以誠人，至信足以格物。”

同樣從北京赴南皮參加葬禮的還有張之洞長子張權的兩個孫女張遵顏、張遵領。她們雖然輩分比張厚珕小，但年齡卻大得多，都已是年逾古稀，白髮蒼蒼。79歲的張遵顏說：“真是很慚愧，我們對張之洞的研究不多，邢家訓和葉書龍他們比我們更了解情況。”同樣是出於這份信任，使她們接受了南皮的鑒定意見。

在北京，張之洞去世時所在的北京白米斜街11號院依然還在。方向感極強的北京人在什剎海的東側很容易找到這條斜街。11號院在衚衕的中間位置的路北，門口除了正常的門牌，沒有任何特別的標識。一個有些破爛的藤椅在對開的紅漆大門前懶懶地享受著冬日的陽光。院子早已是居民大院，格局不復，門內兩棵掛著古樹標牌的老樹依然枝葉茂盛。

在南皮，尊敬張之洞的人們還在忙活著。

黑紅臉龐的張執信沒有向政府要獎勵，只由研究會給他一點幫忙挖掘和埋葬屍骨的工錢。他依然是個農民，和老伴開了個小賣部，農活也還干，有時也在墓地上幫忙干點看料的活。

曾經目擊張之洞墓被掘的葉祖玉，這兩年也參加了南皮張之洞研究會，喜歡詩詞的他常給會刊《張之洞研究》寫點有關張之洞的歷史趣聞。

邢家訓這個頭髮花白的小個子老頭兒，並沒有因找到張之洞的屍骨而閑下來，因為墓園的建設開始了：修墓、建圍牆、修路……經費均由南皮縣財政撥付。

在南皮縣城西南角的大片農田裡，你很容易找到那片被灰色圍牆圈起來的墓園。在冬小麥、棉花柴、玉米秸的包圍下，它顯得有些孤單而又格格不入。一條僅夠一輛汽車通行的立磚小路在院牆外穿過農田，門前有一處能停放四五輛車的停車場。院牆裡有十幾畝地的面積，靠北側是一個高大的墳包，一米高的台基上是三米高的墳土。這墓的建設也沒請文物部門參與，但還是參照了原墓的磚瓦結構，兩米深的穴，蓋預製板，再蓋土。王玉良和葉書龍在墳前的空地上比劃著：“這中間是張公祠，兩側是碑林……”老邢則說：“入冬了，不能幹活了，明年開春接著干。明年10月4日是張之洞百年忌日，到時你再來。”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壺公，晚年自號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務派首領。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 1863 年（同治二年）進士。清流派重要成員。

1881 年（光緒七年），授山西巡撫，政治態度為之一變，大力從事洋務活動，成為後期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 年，補授兩廣總督。中法戰爭爆發后，力主抗法。同時，在廣東籌辦近代工業，以新式裝備和操法練兵，設立水師學堂。

1889 年，調湖廣總督。建立湖北鐵路局、湖北槍炮廠、湖北紡織官局。開辦大冶鐵礦、內河船運和電訊事業，力促興築蘆漢、粵漢、川漢等鐵路。后又編練新軍。在鄂、蘇兩地設新式學堂，多次派遣學生赴日、英、法、德等國留學。還大量舉借外債，是為中國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國訂約借款之先。

1889年12月17日，張之洞抵達武昌，18日接篆視事。此後而至1907年9月晉京入參軍機，除1894、1902年兩度暫署兩江總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訂學堂章程外，張之洞督鄂近二十年。

以蘆漢鐵路的修築為契機，張之洞為了“圖自強，御外侮；挽利權，存中學”，在他主政的18年間，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漢為中心，他先後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製革廠等一批近代工業化企業，居全國之冠，資本總額約1130萬兩白銀。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並形成了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龍頭的湖北工業內部結構，武漢也一躍而成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一些國內有影響的民營企業相繼產生。湖北的近代工業體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經濟亦由此跨入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漢口由商業重鎮一躍而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

“湖北新政”還表明，企業的發展與其市場化進程可以良性互動：市場化帶動工業化，並為其發展提供前提條件；工業化則推動市場化的進一步發展，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戊戌變法時期，起先支持維新活動，多次出資贊助維新派。當維新運動日益發展、新舊鬥爭漸趨激化后，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維護封建綱常，宣傳洋務主張，反對變法維新。

義和團運動爆發后，主張嚴加鎮壓。八國聯軍進逼京津，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聯絡東南各省督撫，同外國駐上海領事訂立《東南互保章程》九條，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及長江中下游哥老會發動的自立軍起義。

1901 年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命張之洞以湖廣總督兼參預政務大臣。旋與劉坤一聯銜上奏提出“興學育才”辦法四條，仿照日本學制擬定“癸卯學制”（即 1903 年經修改重頒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全國首采近代教育體制。

1907 年調京，任軍機大臣，充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次年清政府決定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任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旋兼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慈禧太后死後，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

1909年（宣統元年）病故，謚文襄。

遺著輯為《張文襄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