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勛
唐代詩人李商隱創作的七言絕句
《杜司勛》是唐代詩人李商隱創作的一首七絕。“杜司勛”即指唐代詩人杜牧。此詩高度評價杜牧“傷春復傷別”之作，稱讚其詩歌高超的藝術水平。全詩既突出了杜牧的文學地位，表達了作者對杜牧的傾慕之情，也寄託了作者自己對時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著詩壇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感染力。
首兩句“高樓風雨感斯文”，寫自己對杜牧詩歌獨特的感受。這是一個風雨凄凄的春日。詩人登上高樓，憑欄四顧，只見整個長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霧中。這風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觸動胸中鬱積的傷世憂時之感。正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詩人對杜牧的詩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為後者就是“高樓風雨”的時代環境的產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確指，也不必確指，應是感傷時世、憂愁風雨之作。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轉說自己，也暗含杜牧。這是一首送別詩。李商隱用“差池”暗寓“傷別”之情。這句是說，自己正如風雨中艱難行進的弱燕，翅短力微，趕不上同群。
末兩句“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三、四兩句極力推重杜牧的詩歌。傷春、傷別，即“高樓風雨”的憂時傷世之意與“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這首詩的基本內容和主題。“傷春”“傷別”，高度概括了杜牧詩歌的主要內容與基本主題，並揭示了帶有那個衰頹時代所特有的感傷情調的藝術風格。“刻意”二字，既強調其創作態度之嚴肅，又突出其運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說的“傷春傷別”，並非尋常的男女相思離別，傷心人別有懷抱。末句“唯有”二字極高評價了杜牧在當時詩壇上的崇高地位。
這首詩蘊含著豐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詩人極力稱揚杜牧，實際上含有引杜牧為同調之意。既評杜，又屬自道。同心相應，同氣相求。
此詩當作於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天。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從唐穆宗朝開始的牛李黨爭使整個朝廷更加混亂。在黨爭中，杜牧離開長安，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李商隱也不能倖免，一路外放，生活每況愈下。隨著唐宣宗即位，為黨爭牽累的杜牧、李商隱，從外放地陸續回到京城長安。大約在大中三年（849年）前後，這兩位詩人久別之後，終於重又聚合。當時杜牧任司勛員外郎兼史館修撰，李商隱在京兆府擔任代理法曹參軍。因為彼此之間的私下情誼，他們在這段日子裡有過頻繁的相處交遊，有過密切的來往酬唱。在《全唐詩》的《李商隱卷》中收錄的《杜司勛》和《贈司勛杜十三員外》都作於此時。
清代朱鶴齡、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程夢星曰：義山於牧之凡兩為詩，其傾倒於小杜者至矣。然“杜牧司勛字牧之”律詩，專美牧之也，此則借牧之慨己也。蓋以牧之之文詞，三歷郡而後內遷，已可感矣，然較於己短翼雌伏者，不猶愈耶！此等傷心，唯杜經歷，差池鎩羽，不及群飛，良可嘆也。玩上二語，傷己意多而頌杜意少，味之可見。
清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天下唯有至性人，方解“傷春傷別”。茫茫四海，除杜郎外，真是不曉得傷春，不曉得傷別也。
清代屈復《玉溪生詩意》：三即首句“斯文”，言司勛之詩當世第一人也。
清代紀昀《玉溪生詩說》：起二句義山自道，后二句乃借司勛對面寫照，詩家弄筆法耳。“杜司勛”三字摘出為題，非詠杜也。
清代沈厚塽《李義山詩集輯評》：朱彝尊曰：意以自比。
清代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藉以自比，含思悠然。
清代馬沅、趙彥傳《唐絕詩鈔注略》：晚唐之初，牧之、義山，體格不同，而文采相敵，觀《樊南乙集》可知，故曰“人間唯有”云云。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又號樊南生，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焦作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今河南鄭州滎陽市），晚唐著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