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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黨禁

南宋政治事件

慶元黨禁,也稱偽學逆黨之禁,指中國宋代宋寧宗慶元年間韓侂胄打擊政敵的政治事件。寧宗趙擴即位后,宗室趙汝愚以參與擁立趙擴有功升為右相,外戚韓侂胄遷樞密都承旨,兩人嫌隙日深。公元1195年(慶元元年)二月,韓侂胄使諫官奏趙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於社稷,趙擴就貶趙汝愚至永州(今屬湖南),后死於貶所。趙汝愚被貶,朱熹彭龜年等奏論韓侂胄事,趙擴亦加貶逐。韓侂胄當政,凡與他意見不合者都被稱為“道學之人”,后又斥道學為“偽學”,禁毀理學家的《語錄》一類書籍。科舉考試中,稍涉義理之學者,一律不予錄取。六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不久趙擴下詔,訂立偽學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凡與他們有關係的人,也都不許擔任官職或參加科舉考試。從公元1195開始的禁偽學前後歷時6年之久,史稱“慶元黨禁”。

背景


創立於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學,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其影響遍及江浙、閩、川蜀等整個南宋全境,逐漸超越其它學派而取得主流學派的地位,並出現了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一批道學宗師,構築起道學內部理學和心學兩大思想體系。一面是道學在民間的繁榮發展,一面是宋孝宗君臣不喜歡、甚至屢屢壓制和打擊道學,這就決定了朱熹、張栻、呂祖謙等道學家在孝宗朝曲折的政治命運,註定了非道學派士大夫和道學派官僚之間矛盾衝突的不可避免。前者多是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當權派,後者多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議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後者不在其位,不免以清議的方式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對前者進行尖銳的批評;前者則以手中權勢對後者進行抑制和打擊。孝宗朝道學與反道學勢力的鬥爭,基本上便是呈現為這樣的格局。但是隨著道學社會影響的日益擴大,其向朝廷的滲透畢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孝宗淳熙末年,以周必大與王淮並相為標誌,道學派終於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一掃此前被動挨打的局面,開始進入與反道學派分庭抗禮、朋黨交攻的新時期。此後,雙方的鬥爭幾經起伏,愈演愈烈。光宗紹熙末年,隨著趙汝愚的執政,反道學派暫進處於下風。隨即而來的紹熙內禪,又引發出趙汝愚與韓侂胄的矛盾,促使反道學派與韓侂胄的合流,終於導致以趙汝愚為首的道學之黨的全面崩潰,釀成了南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禁錮道學的運動:慶元黨禁。

起因


慶元黨禁的直接起因是韓侂胄與趙汝愚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公元1194 年(紹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禮,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主謀,發動了一起宮廷政變,擁立光宗之子趙擴(即寧宗)為皇帝,尊光宗為太上皇,史稱“紹熙內禪”。當時韓侂胄是宮廷內臣,也參與其事。事成后,韓侂胄希望論功行賞,封他為節度使,遭到了趙汝愚的反對。韓侂胄因此而對趙汝愚產生了怨恨。趙汝愚尊崇道學,把朱熹從湖南召到臨安,任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做寧宗皇帝的老師。因為朱熹是趙汝愚引薦入朝的,因此,韓侂胄打擊趙汝愚是從排斥朱熹開始。
公元1194 年(紹熙五年)閏十月,韓侂胄以內臣的有利條件,出內批罷黜朱熹。公元1195 年(慶元元年)二月,罷黜趙汝愚的右丞相(趙汝愚任相僅半年)之職,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正月,趙汝愚死於衡陽。在罷黜朱熹和趙汝愚時,有一批官員出來為他們辯護,都被罷官遠斥。後來,這些人被以“道學”的罪名打成了“逆黨”。

經過


禁止道學

公元1195 年(慶元元年)6月,貢舉劉德秀上書,重提孝宗朝道學之爭,希望寧宗“效法孝宗,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書請禁道學。寧宗將這奏疏張榜朝堂。數日後,吏部侍郎糜師旦再次奏請考核真偽,正式將劉德秀的建議付諸全面而具體的甄別運動。這次清洗,幾乎網盡了趙汝愚、朱熹門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 年11月,監察御史胡紘誣陷趙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復闢為紹熙皇帝。於是,趙汝愚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貶謫路上,趙汝愚有點病渴,大夫卻誤投以寒劑。舟過瀟湘,風雪漫天,寒氣表裡交侵,便不能飲食了。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陽),州守錢鍪對他百般窘辱。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正月十八日,趙汝愚暴斃身亡。

偽學之禁

公元1196 年(慶元二年)2月,劉德秀要求將道學正式定為“偽學”。這年科舉開考,試卷只要稍涉義理就造黜落,連《論語》《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書。太皇太后吳氏耳聞外朝的折騰,大不以為然。寧宗便下了一道“糾偏建正”的詔書:“今後台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不料韓黨強烈反彈,殊死抗辯,寧宗不得不追改為“不必專及舊事”。
趙汝愚已死,朱熹成為韓黨進一步搏擊邀功的對象。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誘引尼姑,以為寵妾”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於是,朱熹落職罷祠。

禁止逆黨

公元1197年(慶元三年),偽學之禁不斷升級,韓黨規定自今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並清查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偽學之黨”。後來連官僚薦舉、進士結保也都必須在有關文牘前填上“如是偽學,甘受朝典”的套話。
公元1197年(慶元三年)閏六月,朝散大夫劉三傑奏稱:“前日偽黨,今又變為逆黨......”。劉三傑這篇對道學的聲討書,集以往譴責道學言論之大成,並把罪名升級為“逆黨”,從而把道學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上疏,“請置偽學之籍”,寧宗“從之”。於是仿元祐黨禁的做法,置《偽學逆黨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執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簡、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楊宏中、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道學家並不是這張名單的共同點,而是這些人都曾經直接間接觸怒過韓侂胄或其黨徒。在此之前,這五十九人已經罷官的罷官,遠斥的遠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軍,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偽學逆黨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擊做了一個總結。

黨禁尾聲

“偽學逆黨”名單的出籠既是慶元黨禁的高潮,也是強弩之末的開始。其後一年間,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動作。公元1200年(慶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陽去世,儘管黨禁嚴酷,路近的學生也都來奔喪,路遠的弟子則私相祭弔。喪禮定在當年冬季,韓黨擔心喪禮變為“逆黨”的一次大示威。公元1200年(慶元六年)秋天,布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寧宗請斬韓侂胄,使趨於沉寂的黨禁波瀾再起,祖泰上書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禮也沒有釀出事變,黨禁漸近尾聲。有人提醒韓侂胄:再不開黨禁,將來不免有報復之禍。韓侂胄頗有觸動,對人說:“這批人難道可以沒有吃飯的地方嗎?”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諫上奏寧宗說,“真偽已別,人心歸正”;韓侂胄便正式建議寧宗弛偽學之禁。於是,以趙汝愚平反為標誌,黨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偽學逆黨”的健在者,例如劉光祖、陳傅良等都復官。

結果


其一:在慶元黨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學一個學派。慶元黨禁的發動者,置當時學術界各派的分歧和爭論於不顧,不問青紅皂白,把當時學術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網打盡。在慶元黨禁中,受到打擊和損害的還不以列入黨籍的五十九人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其二: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面貌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在扭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聲討與掃蕩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一切是非都顛倒了,政風士風在慶元黨禁前後有明顯的轉折。
其三:宋寧宗在黨禁方興之時一度支持韓侂胄,致使韓黨佔據上風,其後六七年間,他宋寧宗漠然無為,聽任韓侂胄肆無忌憚的排斥政敵,專斷朝政,走上了權臣之路。黨禁雖然鬆動,韓侂胄的權臣之勢卻如日中天,不可搖撼。

評價


慶元黨禁,是南宋政治和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這次事件的主要打擊目標是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在慶元黨禁的實際過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學家受到政治上的打擊,那些並非朱熹一派的學者也受到了打擊,如陸氏心學的主要傳人也被列入黨籍而遭禁,甚至連反對朱熹一派的學者,如永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黨籍而遭禁。慶元黨禁實際上是南宋當權的統治集團對學術界的一次大規模的、全面的打擊。這樣做的結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間的那種學術繁榮、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面一去而不復返。因此,慶元黨禁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遭受的一場浩劫。
但也有學者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為代表的偽道學,迎合了後世中國帝王的統治需要,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使中國越來越落後於世界文明和科技發展的腳步,導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