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楚藩

彭楚藩（1884—1911），湖北鄂城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祖籍湖北武昌縣（今湖北鄂州市）華容人。幼年攻讀經史。后受《猛回頭》、《革命軍》等書影響，立志反清革命。1906年入湖北新軍，在二十一混成協炮兵營當兵。后結識劉靜庵，參加日知會，被推為評議。不久，日知會被破壞，更名楚藩入憲兵學校，畢業后充任憲兵，未幾升正目，秘密從事革命活動。1911年初，先後參加文學社與共進會，任憲兵營革命代表。利用憲兵身分的便利條件，從事秘密活動。

1911年9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成立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準備武裝起義，被推為軍事籌備員之一，負責偵察武漢各軍布置及防務情形。10月9日，得悉漢口機關遭破壞，便與蔣翊武等在武昌總部，決定當晚以炮聲為號，舉行起義。因傳令受阻，起義未成。小朝街機關被軍警包圍，當場被捕。面對嚴刑審訊，堅貞不屈，自認革命不諱，並大斥清廷腐敗。次日清晨，在武昌湖廣總督署門前從容就義，為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

彭楚藩世居鄂城東門，后遷華容涼亭村。楚藩童年就讀於私塾，致力經史，稍長便能以詩文抒發大志。20歲在家鄉附近的廣福寺教私塾時，閱讀過《猛回頭》、《革命軍》等書刊，接受了進步思想。1906年夏，湖北新軍炮兵標統萬廷獻回本籍招兵，楚藩遂決意投筆從戎。入伍后，結識了張難先、劉靜庵等民主志士，不久，加入革命組織“日知會”被破壞后，劉靜庵下獄，楚藩涉嫌被逐出炮隊。

1910年，彭楚藩考入湖北憲兵學校，畢業時充任憲兵，因勤於職守，學術均優，被升為憲兵營正目。時值“文學社”、“共進會”在新軍中發展，楚藩於1911年初加入“文學社”，曾毅然剪辮，以示革命決心，其時，革命黨人慾以“文學社”、“共進會”為基礎共圖大舉，可是兩組織不易聯合，為協調，楚藩又慨然參加“共進會”，以雙重會員身份，翰旋於會、社之間，力促其成，因此，被大家舉為兩組織的憲兵營代表，負責聯絡糾察。

1911年6月，“共進會”活動經費奇缺，適逢該會會長劉公攜巨款來漢，黨人希望他資助革命，但又無法可施。彭楚藩遂自告奮勇，身著憲兵制服訪劉：“聽說你準備北上捐道台？”劉怫然冷笑道：“買官乃家父之意，我豈能捐道台做滿清走狗，為革命者所不齒，不過藉此向家中索款輸助革命。”彭楚藩伸手道：“現新軍運動成熟，只是缺乏舉事資金，既然如此，請把匯票交給我們！”劉復基輕笑道：“我豈是吝嗇之徒，怎奈這筆款子乃我父親畢生辛勞所得，我湊來即是為了反清革命，但唯恐這錢用不到刀刃上去啊，倘若革命不成功，到時我有何顏面面對父親大人！”彭楚藩聽完站起身，嘆息一聲，語氣突然變得嚴厲：“既入我黨，財產當共有，戮力同心，皆為反清大義所驅使。今“共進會”已選有管財務的負責人，你何不把錢拿出來，難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嗎？那好，這是你的手跡嗎？我不如持此首告於官“。說著，出示劉公從東京“同盟會”抄回的革命方略。劉公望著楚藩怒不可遏的樣子，偷偷一笑，遂盡數拿出銀票。

同年9月的武漢形勢，已如箭在弦上。為適應革命的需要，24日，革命黨人在武昌胭脂巷召開大會，成立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會上通過了《人事草案》，任楚藩為軍務籌備員。會議還決定中秋節湘鄂聯合起事。會後，出入楚藩寓所的黨人眾多，經常通宵達旦地謀划起義的具體方案。中秋在即，為確保不誤事機，也顧不得合家團圓，楚藩遂將妻子女兒打發回華容。后因湖南“準備不足”，起義時間延緩。在舉事籌備期間，楚藩利用職事之便，出入敵對營壘，刺探官府詭密。當清吏偶察黨情，問及憲兵時，即陰為調護，黨人因此少觸羅網。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機關檢驗炸藥失慎爆炸，事泄，當場捕去劉公胞弟劉同等多人，黨人的名冊、旗幟、印信等也均為清方所獲。清湖廣總督瑞澄得報，立即下令全城戒嚴，按名捕殺。頓時，城門緊閉，屠手四齣，一張大網撒向武漢三鎮，黨人同志均被困於各處，無法互通音訊，生命危在旦夕。楚藩得知此事，即趕至武昌小朝街85號軍事指揮部商議。蔣翊武主張延遲舉事日期。劉復基霍地拔出手槍，憤然道：“不可！現形勢如此危急，你作為總懷念卻猶豫不決，難道真箇貪生怕死嗎？”鄧玉麟也焦慮道：“劉同年輕，恐怕一經刑訊，就會盡情吐實，一旦黨人花名冊落入瑞澄手中，後果將不堪設想啊。”楚藩輕輕撫拍著蔣翊武的頭，嘆息一聲，低聲說道：“如不立即下手，你我死生是小。我等能忍看大漢同胞常受列強欺凌和韃虜奴役嗎？忍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鮮血白流嗎？忍看武漢革命烈火就此湮滅嗎？忍看泱泱華夏被列強瓜分而無動於衷嗎？那樣你我倒真成了千古罪人！”。 “你們真以為我怕死嗎？大好頭顱，同拼一擲。人生自古誰無死，能為覆滅滿清助一臂之力，我等當萬死不辭！”蔣翊武勃然大怒，遂下令於夜半發動起義。

尚未到夜半，清軍警破門而入，楚藩從樓窗跳下后，被圍在一個巷子里，他身著憲兵服，本可昌充前來拿獲黨人的清方軍警，但他決計與其他同志共存亡，自稱革命黨人，與劉復基等人一起被捕。

深夜，清督署開庭張燈會審，先提彭楚藩。主審官鐵忠見著憲兵服，想到自己的妹夫是憲兵營管帶，憲兵營出了革命黨，不僅連累妹夫，於自己也難堪，便有意開脫道：“你是憲兵，是去捉拿革命黨吧？”彭楚藩大笑說：“老子就是革命黨！豈能甘為你等的走狗”鐵忠聽完一驚，便喝斥道：“你既身為憲兵，應知王法受皇室俸祿，自當愛護大清，而你竟敢謀反，該當何罪？”楚藩厲聲反問：“所謂俸祿，是我漢族同胞的血汗，吃同胞的飯，為同胞報仇，這是理所當然，何罪之有？”其時，他氣憤語塞，作手勢索來紙筆書供：“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興獄蓄髮罹罪，殘暴數百年，與我漢族同胞不共戴天。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以”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民族之淪亡，同伸革命救國之大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鐵忠等看后，大驚失色，但仍不甘心地說：“你年紀輕輕，父母妻兒尚在此地，如執迷悟，罪不容誅；若能認罪伏法，可以免死”。他冷笑道：“我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要殺就殺，何必多言！”鐵忠知不可屈，嘆息一聲。經稟明瑞澄，於次日黎明前，將彭楚藩、劉復基和楊洪勝押到督署東轅門內斬首示眾。

因彭楚藩曾字青雲，為紀念烈士，其家鄉華容曾改名“青雲”鄉。鄂軍政府改武昌紫陽路皇殿為“三烈士祠”，還在武昌命名有“三烈士街”和“彭劉楊路”，並於三烈士慷慨就義處建置紀念亭供後人瞻仰。解放后，鄂城縣政府、政協曾撥款修整烈士墓，墓前的門牌上撰刻著“浩氣貫長虹黃帝子孫原有種；紅旗光大地人民事業正無疆”的對聯，墓后的青松翠柏四季長青。

如今，該墓被烈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遊人至此，總要肅立致敬。頃懷這位為了國家民族大義，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的辛亥革命先烈。每逢清明時節，人們紛紛結隊前往憑弔祭掃。

鄂州離武漢市區僅68公里，車行一個小時就到了西山腳下的鄂州西山客運站，往前走不遠就到了西山風景區的大門。西山最高峰170米，北臨長江，與黃州赤壁相望，南瀕洋瀾湖，煙波浩渺。山上自然環境優美，蒼松翠柏、溪流飛瀑、鳥語花香，更兼人文景觀眾多，主要有吳王避暑宮、武昌樓、松風閣、龐統讀書處等，著名的歷史人物孫權、蘇軾、黃庭堅、岳飛、張之洞等都曾在山上留有遺跡，這裡有彭楚藩墓。平常烈士墓是關閉的，只有在清明節或一些特殊的日子，才會對公眾開放。

烈士諱楚藩，湖北鄂城人也。清季入陸軍第八鎮為憲兵。當時清政不綱，秕疵百出。先總理孫公，以革命相號召，海內志士，多陰相結，遙與呼應，武昌文學社其一也，烈士與焉。

文學社，約以披甲者為限，故於資，難赴事機。會襄陽劉公仲文，以納粟紿其家人，獲八千金，將為革命助，方審顧間，烈士聞而進曰：“我輩所苦者貧耳，得公義舉，則大事集矣，倘有驅策，生死唯命。不然，我憲兵也，搜扶是職，即當逮公以自首。”劉公笑而頷之，革命進行乃益速。民國紀元前一年，爭路案起，民情鼎沸，武昌發難有日矣。

事為清吏所聞，白晝戒嚴，路人噤不敢行。烈士以憲兵，得往來自如。至社，聞語聲達戶外，危之。再四規以戒慎，其縝密如此。然終為邏者所獲。鞫吏偉其狀貌，溫語誅之曰：“汝憲兵也，職在嫡奸，得無以偵察而誤逮耶?”烈士怒而叱之。復窮其黨羽，烈士大聲呼日“黃帝子孫，皆吾黨也。願速吾死，以激天下義士之心。”於是遂與常德劉復基、谷城楊洪勝同時遇害，世所稱彭、劉、楊三烈士是也。其時距首義之日，僅十餘時耳。

越二十有二年，育之與范一、基鴻、師梅等，先後以黨政巡視鄂城，謁烈士墓，則一棺暴露，久為狐鼯游偃之所。訪其遺孤，僅一女為農家婦，能供麥飯而已。歸而告於成浚，相與唏噓曰：“開國之初，吾鄂死事者眾矣。獨烈士等無一日之享，而身先受禍，今且藏幽，子姓零落，而世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猶若若也。吁，可悲巳！”

比者，國難未夷，遺孽復活，白山黑水之間，倘有聞烈士之風而興者乎!”乃重修其墓，樹之以石，述其崖略如此，併當請於國而張之，以為天下式。復為之銘曰：九世復仇，春秋所許。偉哉烈士，氣吞胡虜。匪為名趨，匪為利走。忠以將事，義以匡友。視死如歸，叱吏如狗。沒未須臾，光被萬有。身蒙其難，世受其庥。緬維前烈，恫此荒邱。矧彼虎倀，卧榻猶鼾。誰歟繼軌，還我河山。爰選貞珉，以封以樹。謹告國人，烈士之墓。

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鬱積著的憤怒和仇恨的大爆發。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壓迫的加重，使中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趨激化，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因而不斷高漲。中國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用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進行前仆後繼，英勇不屈的鬥爭。在革命鬥爭中，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每個階段又充滿著勝利和失敗，前進和暫時的後退。近代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前一階段是后一階段的準備，后一階段是前一階段的繼續和發展。一切為中國獨立、民主、富強而奮鬥犧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為中國革命作出過貢獻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懷念。

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豐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農民階級為了反抗清朝封建專制的殘酷統治和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些鬥爭的高峰，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義和團運動。19世紀80—90年代，中國年輕的資產階級，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得不倉促地走上歷史舞台，勇敢地領導了救亡運動——發動了戊戌維新運動。但這些鬥爭都沒有避免失敗的結局。

中國歷史的發展充分說明，在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大壓迫下，舊式的中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都不能挽救中國的民族危機。只有通過革命，打碎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枷鎖，才能取得民族的獨立，也只有衝垮封建主義的桎梏，才能開拓社會發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奴役、封建主義專制和國家貧窮落後，使中華民族走向獨立、民主和富強的必由之路。

中國的民主革命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辛亥革命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繼續和發展，但它又不同於此前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國出現了新的社會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和新的社會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因此，資產階級成為當時社會的主導力量。民族資產階級下層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提出用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去替代舊的生產方式，而且還要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義。

毛澤東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開始的。”孫中山開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紀90年代建立興中會作為標誌的。興中會的建立是中國正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端，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結束，辛亥革命失敗，這場革命運動歷經了近20年，大致可分為兩大時期和6個階段。

兩大時期為：1912年前興中會和同盟會發動和領導革命時期；1912年後組建中央政府和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時期。

6個階段為：從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起至1900年11月興中會領導的惠州起義失敗，此為辛亥革命的最初醞釀階段；從1901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到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前，是辛亥革命運動的興起階段；從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前夕是辛亥革命運動的發展階段；從1911年10月武昌首義至11月下旬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各省區宣布起義或獨立，為辛亥革命運動的高漲階段；從1911年11月下旬，光復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漢口舉行會議籌組臨時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解散之前，為辛亥革命運動的勝利階段；從1912年4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是辛亥革命運動由勝利到失敗的階段。

從整個革命運動的進程看，鬥爭是異常複雜和曲折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有過勝利的亢奮和喜悅，更有失敗的悲憤和痛苦。勝利和失敗都來得很迅速，說明當時中國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兩種勢力、兩條道路、兩種前途的鬥爭極其尖銳和激烈。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軟弱，不能在極端複雜和困難的環境下戰勝敵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後未能把政權鞏固起來。

革命的果實被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篡奪，革命以失敗告終。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件。作為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它的歷史功績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