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文學

1936年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華北危機嚴重，上海文藝界為響應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1935年12月12日，文化界275人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接著，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又發表了第二次宣言。1936年1月27日，由歐陽予倩、蔡楚生等發起成立了上海電影界救國會。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文學藝術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繼而在文學藝術各部門相繼提出了“國防戲劇”、“國防詩歌”，“國防音樂”的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的愛國作家，都來創作抗日救國的作品，把文學上的運動集中到抗日反漢奸的總流里去。隨後各種國防文學、戲劇作品大量出現，形成了一個國防文藝運動的高潮。

1935年底，周立波發表《關於“國防文學”》一文，“國防文學”口號開始出現。1935年，因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失利，共產國際提出“統一戰線”以對抗日本，中共隨之提議建立“國防政府”，國共合作。上海左翼文化界領袖周揚跟隨了黨的路線，於1936年初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主張中國作家聯合抗日，其主張在上海相當流行。當時旅日的郭沫若也撰文支持國防文學。

根據魯迅，國防文學是指“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政治上，“國防文學”主張聯合蔣介石，國共合作抗日，文學上，主張用“進步的現實主義”來寫作。

在“國防文學”的主張下，1935年末左翼作家聯盟自行解散。周揚希望聯合左聯以外的作家，成立新的組織，組成更廣泛的戰線，結果在1936年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

周揚門戶之見或所謂“宗派主義”成見很深，不能容忍反對意見或遲疑的態度，認為此後文藝界只有兩派，不是國防文藝，就是漢奸文藝。他提出國防文學要用“進步的現實主義”來寫作，也局限了創作自由。

魯迅對“國防文學”並不強烈反對，卻不贊同周揚“宗派主義”的作風和局限了創作自由，1936年5月，和胡風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得到茅盾等人的支持，形成“兩個口號”論爭，左翼作家陣營因而分裂。

其實，魯迅和茅盾都認為兩個口號是可以並存的，但因為牽涉到個人意氣和創作自由問題，論爭並不止息。胡風和周揚早已對立，而馮雪峰跟周揚互斗，亦源於私人恩怨。

1936年，陳伯達發表《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基本上結朿了論爭。事後中共認為國防文學的口號是適合的，但又批評了事件中周揚的處事作風。

被視作“國防文學”傑作的，有夏衍的《賽金花》和《上海屋檐下》、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漢的《盧溝橋》。在文革期間，這批作品則被批評為“國民黨文學”和“反共賣國文學”。

文革期間，“國防文學”口號被批評為“王明、劉少奇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產物”，是漢奸文學。周揚則被指為國民黨的特務，和夏衍、田漢、陽翰笙都被清算，合稱“四條漢子”。四人幫倒台後，“國防文學”和周揚都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