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遜

余遜

余遜(1905~?)歷史學家,秦漢史專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文獻學家余嘉錫之子。字讓之,湖南常德人。

人物關係


人物簡介


余遜,1918年隨父來到北平。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28年,史學大家陳垣在北大授課時,發現余遜作業精湛,詢問後知其家學淵源,這也開啟了陳垣與其父嘉錫的終身友誼。1930年畢業后,任北大歷史系助教。1934年,出版了《余氏高中本國史》(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初版,1936年重版)。1935年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與他在史語所一起工作的有俞大綱、勞干、全漢升、陳述等人。抗戰期間,他被陳垣羅致到輔仁大學,在歷史系講授秦漢史。其間,與柴德賡、啟功周祖謨等三人經常到陳宅看望陳垣,請教學問。四位才華出眾的青年教師隨侍恩師左右,聆其教誨,承其謦咳,得其親炙,被人諧稱為“陳門四翰林”或“南書房行走”(陳宅前院的南房是他們會面的地方)。抗戰後,他到北京大學任教,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其間,曾任胡適的秘書,國共決戰時期,胡適曾讓余遜催促陳垣南下歸附國民黨,被陳垣拒絕。惜其享年不永,因患高血壓英年早逝而未能大展奇才。
在北京大學,余遜曾參與整理和考釋首批居延漢簡。1930年,該批漢簡由中瑞聯合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貝格曼發現,1931年5月底運至北京,初藏於北平國立圖書館,后移往北京大學,以便攝影和研究。起初參加釋讀的學者有馬衡、劉復(半農)、高本漢(瑞典)、伯希和(法國)。1934年,劉復病逝。1935年,經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研究決定,選派勞干(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向達(北平圖書館編纂)、賀昌群(北平圖書館編纂)、余遜(北京大學史學系助教)四人協助馬衡,傅明德、傅振倫協助清理、編號。1936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將勞干、余遜的部分考釋用曬藍紙印刷成冊出版,世稱“曬藍本”,所考釋的漢簡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是最早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后因抗日戰爭爆發,釋讀工作中輟。此後,勞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釋,先後於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與此同時,勞干還發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漢簡的論文。對於余遜先生在簡牘學方面的成績,馬先醒撰有《余讓之漢簡學》(載於台灣《簡牘學報》第1期,1974年6月)。
余遜自承家學,博聞強記,能夠全文背誦《漢書》。他在輔仁大學講授《史記·高祖本紀》時,引述原文,在三面黑板上背誦書寫千餘字,與原文一字不差,足見其功力深厚。他講課時從不帶書和講稿,滔滔不絕,旁徵博引,深受學生歡迎。他還是個孝子,在父親余嘉錫面前總是侍立在側。有客人時,也是經父親命坐才坐。余嘉錫每天還為余遜規定窗課。其夫人是徐孝婉女士。

部分著作目錄


《民國十八、九年國內學術消息》,余遜、容媛合撰,載於《燕京學報》第八期,1930年12月
《二十年(一月至六月)國內學術界消息》,余遜、容媛合撰,載於《燕京學報》第九期,1931年6月
《曬藍本漢簡釋文》(北平,1936,通稱為“曬藍本”),勞干、余遜合著,共計著錄3055簡。
《漢魏晉北朝東北諸郡沿革表》,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年
《讀<魏書·李沖傳>論宗主制》,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冊,1948年
《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載於《輔仁學志》第12卷1~2期,1943年12月
《南朝之北士地位》,載於《輔仁學志》第12卷1~2期,1943年12月
《由占田課田制看西晉的土地與農民》,載於《進步日報》1951年2月16日
《北宋抗拒契丹侵略的楊家將》,載於《進步日報》1951年10月19月
《漢唐時代的中朝友好關係》,收入《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一書,開明書店1951年版。

回憶余遜


淘氣的還不止我一個,余嘉錫之子余遜也算一個。當時輔仁大學有一位儲皖峰先生,曾做過國文系主任。他喜歡吸煙,又不敢吸得太重,剛一嘬,就趕緊把手甩出去,一邊抽,一邊發表議論。他有些口頭語,和他接觸多了常能聽到。比如提到他不喜歡的人,他必說:“這是一個混帳王八蛋”。不知是不是受他的影響,我現在評價我看不上的人時,也常稱他為“混帳”。又比如他喜歡賣弄自己經常學習,知識面廣,就常跟別人說:“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當別人發表了什麼見解,提出意見時,他又常不屑一顧,總是反覆說:“也不怎麼高明”,“也沒什麼必要”。於是我們這位余遜學兄把這幾句話串起來,編成這樣一個順口溜:“有一個混帳王八蛋,偶爾得了些新材料,也不怎麼高明,也沒什麼必要。”試想,不淘到一定的水平,能編出這樣精彩的段子嗎?所以這則順口溜很快就流傳開了,聞者無不大笑。當然那位柴德賡學兄又要提醒道:“千萬別讓老師知道。”我至今也不知道,老師和儲先生知道不知道這段公案,可惜已無法查對了。
當時文學院的年輕教師有牟潤孫、台靜農、余遜、柴德賡、許詩英、張鴻翔、劉厚滋、吳豐培、周祖謨等。這些人年齡差不多,至多不到十歲,之間可謂“誼兼師友”,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切磋學業。抗日戰爭爆發后,好多位相繼離開了輔仁,剩下關係比較密切的只有餘遜、柴德賡、周祖謨和我四個人,還留在陳校長身邊,也常到興化寺街陳校長的書房中去請教問題,聆聽教誨。說來也巧,不知是誰,偶爾在陳校長的書里發現一張夾著的紙條,上面寫著我們四個人的名字,於是就出現了校長身邊有“四翰林”的說法,又戲稱我們為“南書房四行走”。這說明我們四個人名聲還不壞,才給予這樣的美稱,要不然為什麼不叫我們“四人幫”呢?周祖謨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時,總把周祖謨放在第一位,其實,按年齡“序齒”,應該是余遜、柴德賡、啟功、周祖謨,余遜比我大七歲、柴德賡比我大四歲,周祖謨比我小兩歲。
余遜是余嘉錫的公子,對余老先生非常孝敬,算得上是孝子。余老先生在清朝末年作過七品小京官,清朝滅亡后,曾到趙爾巽家教他的兒子趙天賜讀書。尹石公辭職后,經楊樹達推薦到輔仁大學作國文系主任,所以他對楊樹達先生非常尊敬和感謝。余遜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評楊先生某處考證有誤,余老先生竟帶著他到楊府,令他跪在楊先生座前當面賠禮。楊先生很大度,連說:“用不著,用不著”。余老先生學問優異,博聞強記。國民黨統治時,設中央研究院,聘選院士,陳校長是評委,當第二天就要坐飛機到南京參加評選時,晚上余遜到陳校長哪兒去,幾乎和陳校長長談徹夜,談的都是他父親如何用功,看過哪些書,做過哪些研究,寫過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麼成就和影響等等,確實了不得。他也不明說請陳校長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顯的;陳校長也不說我會如何如何,但心裡已是有數的,彼此可謂心照不宣,後來果然評上了。還讓曹家祺為他刻了一枚“院士之章”的大印。當然這都是余老先生的實力所致,大家都心服口服。他的二十四卷本、八十萬字的巨著《四庫提要辨證》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乖錯違失做了系統地考辨,並對所論述的許多古籍,從內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實的考證,對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學、哲學及版本目錄學,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他為此書的寫作前後共耗費了約五十年的心血,確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它如《目錄學發微》更被別人“屢抄不一抄”(這是他自己的話,意思是抄來抄去),《古籍校讀法》、《世說新語箋疏》等也都是力作。余老先生的治學非常嚴謹,他臨終前,我到北京大學去探視,他還從抽屜里取出續作的《辨證》的底稿,字跡雖然不像以前那樣端正工整了,但依然很少塗改,行款甚直。余老先生在輔仁還教過“秦漢史”,這部講稿是余遜所作,他也毫不避諱,在堂上公開說:“講稿是小兒余遜所作。”父親講兒子的講稿,兒子為父親寫講稿,二人都很自豪,這在當時也傳為美談。可惜余遜去世較早,否則成就會更大。
(摘自《啟功口述歷史》第三章“我與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寧可回憶余遜


1948年春,北大史學系一年級的中國歷史課進入了第二階段——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講課的是余遜先生。
余先生個子不高,有些發胖,操一口長沙官話,口齒清晰,常著一襲藍布(或灰布)長衫。他講課是很認真很敬業的,不時用粉筆寫下一長列史料,字跡端正清楚,頗具功力,然後逐句解釋。解釋時手執一根長教鞭,側身在黑板旁指點,以免遮住學生的視線。講得高興了,不時顛起腳來原地動彈一下,有點像個圓圓的皮球在蹦跳。
同學對他的課都不太著意,可能覺得平淡了一些,不怎麼具有“可聽性”。但是仔細回想,內容還是很充實的。班上的同學對余先生不那麼看重的原因,一是雖知道他是1929年北大畢業(?),與向達先生同屆,但卻沒有認為他是什麼“名”教授。二是聽高班同學說起,他剛畢業,即受中華書局之約(?),編寫了一部高中本國史,得了稿費二萬現大洋,那可是一筆不菲的數目,而且還累得病了一場。那時史學界的風習是尊重論文而不大重視專著,尤其不怎麼看得上中學教科書,因此他的身價好像就不那麼烜赫了。第三是他在敵偽時期雖然在輔仁大學教書,卻兼過偽北大的課,以至抗戰勝利後有了漢奸的嫌疑。其四是他是余嘉錫先生的哲嗣,有次高班同學去余先生那裡,正碰見老余先生隔著門簾不知為什麼在痛斥小余先生,而小余先生則肅立簾外低頭恭敬受教。那時正好國民黨政府遴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嘉錫先生也在其列,可聽說老余先生並沒有出過什麼大著作,只是送出一部還沒有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辨證》去應選。論資排輩,這也讓人不免對小余先生的學術水平有了一點疑慮。
不過經過一些時間以後,我的這一點點疑慮也得到了澄清。其一是關於“編書教授”的疑慮,這已經不是問題,何況余遜先生確實有很深厚的史學功底,上世紀50年代初有關西晉占田課田制度的爭論,端賴余先生在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發表的一篇不到五千字的論文,作了結束,成為定論。第二是“漢奸”的疑慮,後來看到老余先生於日本侵佔北平時在《輔仁學志》發表的《楊家將故事考信錄》等論文和余遜先生的有關東晉時南士與北士的關係的論文,認為南士北士的關係並非如傳言之勢同水火或互相歧視,而是雙方都以大局為重,消除隔閡,團結抗戰。這篇文章的立論,照我看似乎還有可議,但愛國之心溢於言表,而且也採用了抗戰時習慣的“影射”手法,至少是不能同錢稻蓀、周作人之流可以同列的。至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辯證》的學問自不待言了。
(摘自《回憶在北大受業時的四位老師》,作者寧可是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47年入讀北大歷史系;該文原載於《光明日報》,有些內容值得商榷,已用問號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