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毋生

胡毋生，是西漢著名儒家學者，經學家、《春秋》“公羊學”家。

他治《春秋公羊傳》，漢景帝時被立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董仲舒著書稱其德，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好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見清儒教唐晏撰《兩漢三國學案》卷八引東漢李固引董子語）胡毋生年老，歸教於齊地，齊地言《春秋》者多從其學，公孫弘亦頗受焉。弟子出名者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胡毋生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

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

《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裡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係。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

《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

可見董仲舒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

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

胡毋生、董仲舒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

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后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

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后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

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公羊傳》寫定於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

公羊學派始自戰國時的齊人公羊高，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母子都（生）；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胡母生和他的老師公羊壽用漢代的隸書“著於竹帛”，才使《公羊傳》成書。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儘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公孫弘深刻，但始終只是《公羊學》中的一派，並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別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詁》中，明確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胡母生是西漢今文經學之一公羊學派的代表人物。公羊學派，是儒家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春秋公羊傳》亦稱《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的一部典籍。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時代需要儒學，同時要求儒學充實、豐富和發展。齊文化學風具有兼容並蓄、務實創新、智巧應變的特點，所以齊學學者足以改造儒學，重新創立適應大一統政治需要的新儒學。《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二人同業《公羊春秋》（也有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書稱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學者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胡母生弟子眾多，有名的除公孫弘外，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之呂步舒。後來，又有齊人任公、貢禹、管路、左咸、魯眭孟、顏安樂、嚴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傳》得顯。《公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後期常州學派的庄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

胡毋生的歷史思想影響很深遠。

在漢代，公羊學大顯於世。魏晉以後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後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並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

胡毋生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胡毋生認為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於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徠胡毋生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到了西漢和晚清這種正當醞釀製度變革的時期，有遠見、有魄力的思想家，便可依據這份思想資料加以發揮、改造和創造，掀起學術上的波瀾，演出政治上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