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府文廟

開封府文廟為清順治九年（1652年）由開封知府朱之瑤創建。后屢經重修。其時文廟在東，西為開封府學。民國十六年（1927年），泮池、牌坊等被拆除以修整道路，形成現在的文廟街。後來廟內原有古建築先後被毀，僅有臨街的欞星門和門外一對石獅倖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廟和府學建築歸開封市教師進修學校（即今開封市第一師範學校）使用。

中國的廟大都有碑，開封府儒文廟自不例外，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這裡就是學校，現在是開封第一師範學校，廟內石碑大多毀壞，《宋二體石經》及《金女真進士題名記》兩碑比較珍貴，已移存開封市博物館。但卻有疏漏，並且漏掉的是清聖祖——康熙愛新覺羅·玄燁的6塊御碑。

這6塊御碑是康熙應河南巡撫顧汧的請求為開封禹王台等處題寫的匾額及一首五言詩，寫就後於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和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分別頒賜到省，顧汧除將御賜墨寶製成匾額分別分發懸掛外，並勒石刻碑，鑲嵌在了開封學宮(文廟)的後殿牆上。

這6塊石碑均為卧碑，分別是開封禹王台的《功存河洛》，游梁祠的《昌明仁義》，桐柏縣淮瀆廟的《靈瀆安瀾》，登封中嶽廟峻極殿的《崇高峻極》，濟源濟瀆廟淵德殿的《沉濟靈源》和一塊五言詩碑，6塊碑上均有康熙御筆印璽。

康熙在位期間，不僅是位立志革新進取的皇帝，還是位才華橫溢、書法出眾的才子，這6塊御碑寫得渾厚疏朗、行筆遒勁、氣勢磅礴，乃書法藝術中的珍品。題詞也根據懸掛地點，用詞十分得體。可惜的是這些御書匾額，經過300多年的滄桑變遷，多已殘佚不存(今日禹王台公園內御書樓之《功存河洛》匾為複製品)，因此，開封學宮的這6塊康熙御碑就越發顯得珍貴了。可是由於學宮頹傾，鑲嵌御碑的殘牆雖幸得保存下來，但幾經拆建，風雨侵蝕已岌岌危矣。上世紀90 年代，開封市龍亭區政協在調研時發現這一情況后，多次向市有關方面通報，呼籲保護文物。1997年春天，有關部門始將6塊康熙御碑從學校後院原學宮殘牆內遷出，移至欞星門西側新建的碑廊之內，成為一道新的景觀。

除了六方康熙御碑，另有一方碑刻為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刻制的“游梁書院增科舉額員由詳”碑，保存基本完好。

該碑主要敘述開封府因修復“亞聖故跡”游梁書院，為弘揚文化，廣集人才，呈請上級批准增設科舉名額，經逐級上報獲准先後增額70名，並將名額分配到州縣公示，“立石於府學，以垂永久”。

科舉制度是我國自隋朝以後各封建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漢代已有考試取士之法，但未形成制度。隋文帝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年）設志行修謹。煬帝時設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又設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武則天增設武舉。宋以後各朝僅設進士科，考詩詞歌賦。神宗時，經宰相王安石建議考試改用經義。明清兩朝經義以《四書》、《五經》為主，文章格式為八股文。直到清末1905年，在國內外壓力下，科舉才宣告廢除。

科舉制度的設立相對於封建世族壟斷的選官制度來說，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它能實行千餘年而不衰，總有它的道理。“五四”以後，人們痛罵科舉，很少有人為它說一句好話，實在是不公允的。連西方的有識之士也認為中國的科舉，平等取仕是很了不起的。說老實話，當前實行的主考制度事實上是吸取這一制度的正確成分。它的最大功效是讓平民有機會與擁有知識和環境優勢的世家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正如著名學者錢穆所言“科舉制度顯然在開放政權，這始是科舉制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我國歷史上許多名臣如范仲淹、包拯、林則徐等都是通過科舉脫穎而出的。當然它後來走向了沒落，阻礙了社會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應當廢除。

這一碑刻立於清初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清以不足百萬的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單憑八旗兵的武力是不行的。清廷最高統治者深知必須藉助孔孟之道收買漢族知識分子的人心，為其所用，才能長治久安。因此在開國之初就高度重視文治。修復游梁書院，增設科舉員額實為落實這一政策的重要舉措。這一碑刻是研究清初科舉制度的實物資料，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