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

湖北省的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1876年，中英簽署《煙台條約》后，宜昌被闢為通商口岸，它便成了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

抗日戰爭時期，宜昌更成為懸系中國命運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進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戰的重要運輸線。當時入川，少有公路，更沒有鐵路，唯一只有走長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彎曲複雜，灘多浪急，險象叢生，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西行的大船，當時都不能直達重慶，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下船“換乘”（換上能走長江三峽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溯江進川。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已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迷信自身軍事力量強大的日本狂妄宣稱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至7月底，北京、天津相繼陷落。8月，日軍進攻上海，3個月後上海被佔領。12月攻進南京，35萬人被屠殺。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後長沙、廣州被侵佔。從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個月時間裡，華北、華中、華南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淪於敵手。

武漢失守前後，離武漢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敵我雙方注目的焦點，它的重要戰略地位更顯突出了。這是因為，宜昌是長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門戶。

特別是在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於是，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機關、學校、工廠企業紛紛向四川特別是向重慶搬遷。大批人員、物資的撤退成了戰時交通運輸的最大問題。

而當時的中國，飛機少得可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火車線路被炸得七零八落，無法正常開運；公路運輸不僅運費高，汽車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長江水道便成了進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線，成了抗戰期間貫通前後方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而此時的宜昌情況十分危急，處在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因為從上海、南京、南通、蘇州、無錫、常州、武漢匆忙撤出的工廠設備已陸續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機關、各地要撤到後方的學校也集中在此。當時，“宜昌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十萬噸機器，布滿了上百英畝的地面，等待轉運。而僅有的一點適於行駛三峽上游湍急流水的航運能力，卻由於恐慌引起的談判而陷於停頓！各個輪船公司擠滿了吵鬧的人群，到處是交涉、請客，請客、交涉，而運輸的阻塞卻絲毫沒有減輕”。這種嚴峻的狀況誠如盧作孚所描述那樣：

“大半年間，以揚子江中下游及海運輪船的全力，將所有一切人員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揚子江上游運輸能力究嫌太小，漢口陷落後，還有三萬以上待運的人員，九萬噸以上待運的器材，在宜昌擁塞著。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三萬多從各地撤下來準備入川的人員，不少是教師、醫生、工程師、商人和公務員，薈萃了中國各界的精英。何況當時的宜昌，還只是個不大的城市，城區才2平方公里，一下擁來這麼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擠滿了人，還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頭。由於人多船少，他們往往一等就是半個月到一個月，還買不到船票。

而日本飛機不斷飛來轟炸，日本軍隊又節節逼近，恐懼和不安，籠罩在人們心頭。宜昌沿長江兩岸都堆滿了待運的機器設備，不少機器設備由於撤走時十分倉促，來不及裝箱，都敞露在地上，任憑日晒雨淋。各單位各企業各機關都在爭先恐後要求儘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盧作孚目睹的狀況是：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為爭著搶運的關係，情形尤其紊亂。我恰飛到宜昌，看著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

此時的宜昌，處於非常重要、又非常嚴峻、緊急的關頭。

一是宜昌扼守著長江三峽，是長江的咽喉。從宜昌往上游，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直達重慶，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輪船，到了宜昌必須等候換載開川江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穿過三峽前行。

二是當時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運載大型機器設備的船隻根本無法開航。

三是當時運輸船隻奇缺，特別是能夠穿行三峽的除盧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輪船外，只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依當年運力計算，這麼多人員，這麼多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1年的時間。

但是，面臨的任務是必須在40天內將這些人和物全部運出宜昌。

誰能在此關鍵時刻力挽狂瀾呢？那就是盧作孚。

恐怕今天不少的年輕人，對盧作孚這個名字是陌生的。

第一，盧作孚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自20世紀20年代起，抱著“實業救國”的目的，以一條70噸的小火輪起家，創辦了民生實業公司。經過20多年的慘淡經營，到解放前夕，民生實業公司已成為我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擁有140餘艘大小輪船，9000多名職工，航線遍及長江及其支流，以及東南亞沿海，被譽為“中國船王”。他被毛澤東同志譽為發展中國民族工業不可忘記的四位實業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搞紡織工業的張謇，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

第二，盧作孚是我國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論家和實幹家。1927年2月他出任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峽防團務局局長起，在嘉陵江三峽地區推行鄉村建設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這個昔日貧窮落後、交通閉塞、盜匪橫行的鄉場建成了一座中外矚目的美麗小城。可以說，沒有盧作孚，就沒有北碚的今天。盧作孚是北碚的開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國時期那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面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在600多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1000多個鄉村建設實驗點中，極少獲得巨大成就的一個。

第三，他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教育家。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國”的思想，努力於教育工作。他在滬州擔任教育科長時，以川南師範學校為中心，積極開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運動。後到成都創辦四川通俗教育館，積極開展民眾教育。以後他在創辦民生公司時，在北碚推行鄉村建設運動中，都堅持開展正規教育和民眾教育。誠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學教育》的演講中所說：“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辦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於是在辦教育，是想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他在振興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英雄。當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號召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無條件地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戰鬥中去。他指出：“國家對外的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他號召“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從抗戰一開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搶運人員和物資的戰鬥中去。“據不完全統計，民生公司在抗戰前期（1937—1940年），從上海、南京、蕪湖、武漢和宜昌搶運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彈器材，共計196000噸。”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生公司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在搶運物資和人員的戰鬥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總共有16艘船隻被炸沉炸毀，69艘船舶被炸傷，117名員工壯烈犧牲，76名員工傷殘，無怪愛國將領馮玉祥稱讚“民生公司是愛國的公司”。而作為民生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本不想當官，但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敢於挺身而出挑重擔。抗戰初期，全國的交通運輸極為緊張，人員物資撤退，戰時物資調撥，軍隊調動等任務十分繁重。正在此時，盧作孚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主管水陸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陸交通運輸的一場輝煌戰績。

抗戰中期，全國糧食緊缺，糧食的收購、轉運、分配關係到抗戰的成敗。1940年7月，他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全國糧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長，擔負起全國軍需民食的糧食任務。他的最突出政績是，提出了運輸糧食的“幾何計劃”，即將偏僻地區的餘糧，先用人力運送到鄰近的公路或水路邊特定地點集中起來，然後再用汽車和船隻，就近將糧食運到需用之處。他親赴各地區視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時間，就解決了軍需糧食和一些地區缺糧問題，穩定了市場、安定了人心。

可以說，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都是位尊權重的職務，都是關係抗戰勝敗的顯要職務。必須是由有極高的使命感、責任感且清正廉潔的人來擔任；必須由大智大勇的人來擔任。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盧作孚受命於危難之際，挑起了重擔。

“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就是他高度使命感、責任感和大智大勇的體現。

當盧作孚火速趕到宜昌時，這裡正是人心驚恐，極度混亂之時。在這關鍵時刻，盧作孚處驚不亂，有條不紊運籌全局，當機立斷，作出了力挽狂瀾的決斷。

他親赴各輪船公司和碼頭視察，並登上輪船，檢查各輪船的性能、運載量、運行狀況，做到心中有數。

然後他又來到各輪船公司，對那些爭先恐後、相互責罵、爭吵不休的各單位負責人有禮貌且很堅決地說：“請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將在12碼頭和大家見面，宣布撤退安排！”並連夜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和各輪船船長、引水、宜昌港的技術人員開會，制定出在40天內運完撤退人員和物資的詳細計劃和具體措施。他以國民政府聯合運輸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宣告，經過他實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現有的運力完全可以在40天內完成轉運任務。

但盧作孚強調：大家必須聽從統一指揮。即所有公司、輪船、碼頭只聽盧作孚調遣，各單位的人員物資的轉運順序一旦排定，必須堅決執行，服從指揮。至於什麼單位的物資由什麼輪船運輸，何時登船，只聽盧作孚一人安排，要嚴格聽令，決不準自行其是！當他向所有需要運送人員物資的各單位負責人宣布他的轉運計劃和嚴格紀律，並保證在40天內運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員物資時，全場爆發出一片歡騰，不少人甚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人們從盧作孚堅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語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穩定了，混亂局面改變了。

必須指出的是，面對宜昌如此混亂的局面，面對宜昌如此嚴峻的形勢，面對宜昌如此艱難的轉運任務，盧作孚為什麼還能如此胸有成竹，向大家誇下海口，保證在40天里將全部滯留的人員、物資運出宜昌呢？其中一個關鍵的法寶就是民生公司創造的著名川江枯水期間實行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民生公司創造的在長江枯水期間水位下降時保證輪船正常航行的辦法。

長江上游每年從12月初到第2年的2月末，就進入枯水期。這個期間，長江水位大大下降，以致大一點的輪船都不能開進來，只能停航。但是停航，對於航運公司來說，就意味著輪船閑置、經營虧損、人員失業；對於市場來說，由於貨運不暢，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

怎麼辦？盧作孚和民生公司技術人員反覆研究，創造出枯水期間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將長江上游宜昌至重慶的航線分為三段，每段根據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來調整馬力、船型、速度合適的輪船分段航行運輸。

這種航行雖然麻煩一點，運輸成本高一點，但卻保證了枯水期間長江上游的正常運輸和航行。這是中國航運史上的一大創造，顯示了盧作孚和民生人的智慧和創造力。

而此時，“三段航行法”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場，顯示了神威。

在非枯水期，從宜昌到重慶，輪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說，一般輪船往返宜昌、重慶一次需要6天。而當時壅塞在宜昌這麼多人，這麼多物資，如按照這樣的速度，僅靠當時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等20多艘船，則需要一年時間才能運完。盧作孚當機立斷，下令在40天非枯水期間也採用“三段航行法”，以保證40天內將人同物資全部運出宜昌。

盧作孚決定，除了最重要的物資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大型機器設備以及重要的軍用物資可直接運往重慶外，其他的物資全部按“三段航行法”辦理。有的物資運到萬縣就返回；有的運到奉節、巫山、巴東就返回；有的甚至只運到三峽峽口就卸下，當天返回。這樣，航程縮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從而贏得了寶貴的運力和時間。

1938年春，隨著國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從華東、華中、華北地區湧向四川。1938年10月，距宜昌僅300公里的華中重鎮武漢淪陷后，這股撤退潮一時達到頂峰。

此時，只有10萬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滾滾而來的難民和源源不斷運來的戰時物資擠滿，各種滯留人員最多時達3萬。人們都焦急盼望能儘快讓他們“換乘”，但人多船少，為等候船票，很多人要等半個月甚至一個月。從宜昌城區通惠路到船碼頭，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棧、學校，都擠滿了人，露宿街頭，棲身屋檐的人也不在少數。

據當時報載，1938年內先後到過宜昌的有蔣介石、李宗仁、陳誠、汪精衛、馮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黃松齡、王芸生、於毅夫、程希孟等眾多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社會賢達。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陶鑄、錢瑛、曾志、何功偉、雍文濤、韋君宜、劉真、馬識途等也在宜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宋慶齡、宋美齡、宋靄齡三姐妹也同樣飛抵宜昌，慰問抗戰傷兵。

在到宜昌的人流中，還有一批批從華北、華東戰區搶救出來無家可歸的孤兒難童數千名。他們是由戰時兒童保育院（這個組織是經周恩來、宋慶齡、宋美齡提議建立，並決定在宜昌設立難童接送站）將各地送來的難童，集中在宜昌，然後送他們乘船進四川。

隨著源源不斷的人流湧入宜昌的，還有向四川撤遷的物流——各種大型設備、器材、軍工物資等。

1938年秋，宜昌江邊從一馬路到13碼頭數里長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種急待轉運的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時日軍正在瘋狂地向宜昌推進，敵機不停地飛臨宜昌轟炸。

更為嚴峻的是，這年10月中旬以後，長江上游還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較大輪船尚能航行，過後便是漫長的枯水期，大型設備根本無法入川。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和貨都必須在40天內運走。

而此時，張自忠將軍率領的第33集團軍，正在漢水防線阻擊日軍，幾十萬出川增援的軍隊和裝備，也急待通過長江航線，奔赴戰場。

要在40天時間，完成這樣大的運輸量，除非出現奇迹。當時能走峽江的只有民生輪船公司的22艘輪船和2艘外輪。而民生公司單船運載能力只有200噸至600噸。按這樣的運力計算，全部物資和人運至重慶需要整整一年時間。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懷遠路辦公樓被購票的人群擠成里三層外三層，一些武裝押運貨物的軍官氣勢洶洶，甚至掏槍威脅要船。運輸秩序混亂，又使運輸阻塞加重。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到達宜昌。半個多月前，他設法拒絕了國民政府軍政部的命令（命令要他將民生公司所有船隻一律開到武漢長江下游田家鎮鑿沉，用以封鎖江面，阻攔日軍軍艦沿長江進犯武漢）。他反對這種自毀家園以斷敵路的做法。他要竭盡全力，組織他的船隊參加抗日救亡。

當時，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樓上樓下都是焦急盼望購票的人和請求安排貨物上船的人，秩序相當混亂。盧作孚看在眼裡，苦思良策。他果斷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請客，馬上組織安排搶運。在召開公司緊急會議后，他通宵達旦做出一份緊急運輸方案，1938年10月24日清晨，他親自向各機構代表進行部署。

公司成員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怎麼能夠在40天內，將所有的人員和貨物運走。盧作孚演示了他的計劃：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順江而下需2天，來回一趟6天。為了縮短運載時間，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慶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隻先運貨物至三斗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並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順江而下。

為了儘快搶送難民難童，他對客運艙實行“座票制”，將二等艙鋪位一律改為座票，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他降低收費，對公教人員實行半費，對戰區難童免費，對貨物運費只收平時的1/10。

鑒於三峽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盡量利用夜晚裝卸，搶在白天航行。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僱工3000多人，同時徵用民間木船850餘只，運載輕型物資。

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幾百名孤兒難童在盧作孚親自護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們扒在欄桿上放聲高歌，他們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岸邊觀者無不為之感動。

不幾日，20多艘輪船，850多隻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盧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個碼頭，親自了解船隻航行情況，深夜他還要到江邊各個碼頭去檢查裝貨情況。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發表對華第二次聲明，宣稱要徹底消滅國民政府，建立東亞新秩序。為此，在華日軍加緊了對湖南、湖北的攻佔，並對宜昌實施瘋狂轟炸。宜昌至重慶航程近千公里，險灘多達數百處，敵機不間斷地在峽江航線轟炸，民生公司的船隊每天都有損失的消息傳來：輪船、木船被炸毀；公司職員獻出生命。據統計，在整個大撤退運輸中，民生公司損失輪船16艘，116名公司職員犧牲，61人受傷致殘。

有關資料顯示，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從宜昌大撤退搶運出的部分單位有：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兵工署陝西廠、兵工署河南鞏縣分廠、兵工署河南汴州廠、湘桂兵工廠、南昌飛機廠、宜昌航空站、航委會無線電廠、航委會安慶站、揚州航空站、鋼鐵遷建委員會、上海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恆順機器廠、天元電化廠、新民機器廠、中福煤礦、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武昌制呢廠、武漢紗廠等，還有國民政府機關、科研機構、學校設備、珍貴歷史文物等。

後來，有人曾對此評述道：“那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鍊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正是這些撤退運輸到大後方的工礦企業成為抗戰的堅強後盾，生產了大批槍炮，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2008年10月22日，宜昌大撤退紀念園舉行開園儀式。

宜昌大撤退紀念園佔地5000餘平米，主體雕塑長15米、高9米、厚3米，由巨大的數字和鐵錨組成，外形取船和長城之形。紅色花崗岩淺浮雕再現當時裝卸工日夜搬運上船，縴夫拉船搶過險灘等恢宏的歷史場面，主題雕塑以“1938.10.11”這組特殊數字，突出了“宜昌大撤退”的時間內涵。

修建宜昌大撤退紀念園，目的就是要緬懷70年前為了民族解放事業而英勇獻身的先烈和在宜昌大撤退死難的同胞們，牢記歷史。宜昌大撤退紀念園的修建，既是對先輩英靈的告慰，也是留給後人的永恆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