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

明朝末年楊士聰撰寫的《甲申核真略》中記載：“西四牌樓者，乃歷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於市者也”。還有兩本書，一本叫《舊京遺事》，一本叫《明季北略》，也同樣記載了西四牌樓時稱“西市”的說法，還記載了行刑時的一些情況。這段歷史，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后，直至明亡，約略有二百餘年的時間。清朝入京后，內城成為八旗駐守的清一色天下，將“西市”移到外城“菜市口”了。

明朝時的“西市”，存在兩種不同的刑法，即殺與剮，故而也分在了兩處。被殺的在西邊的牌樓下，而被剮的則在東邊的牌樓下。行刑時，在刑場上搭有席棚供監斬的官員使用。還立有懸首示眾的一根高高的木樁。殺頭的是身首異處。就是被剮的，即按照律例被一小刀一小刀割肉，須“應剮三千六百刀”的犯人，也得身首異處。行刑之後，由大興縣領走徠屍身，由宛平縣領走首級，使死者死後也不得全屍，這是有規定的。《舊京遺事》記載：“西市在西安門外四牌坊，凡刑人於市，有錦衣衛、理刑官、刑部主事、監察御史及宛大兩縣正官，處決之後，大興縣領身投漏澤園，宛平縣領首貯庫，所謂會官處決。

下面講幾個典型的實例：曾經在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北京城陷入危急狀態時，兵部侍郎于謙，力主備戰，保衛北京。並身披甲胄駐營於德勝門外，砍殺猛攻的瓦刺軍，用神炮轟死其將領“鐵頸元帥”、瓦刺軍首領也先的兄弟孛羅，傷亡敵軍一萬多人。就是這麼一位對人民、對北京城都有極大功勞的人物，卻被土木堡之變中被俘后釋放的明英宗在其奪門之變的復辟后，聽信小人之言，以“謀逆”的罪名，殺害於“西市”。在明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于謙被殺害的那一天，史載：“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有的人甚至帶著酒和紙錢到刑場祭奠慟哭，以懷念這位恩人。

另一個被殺害於此的，也是保衛京師有功的明朝軍事家袁崇煥。

他曾築寧遠城，屢次擊敗后金（清）軍的進攻；六獲寧遠大捷，至努爾哈赤受傷死；在寧錦大敗皇太極。崇禎二年（1629年），后金軍繞道入長城進圍北京時，時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的袁崇煥，星夜弛兵回援，並於廣渠門外大挫后金軍，解除了北京的險境。其後，皇太極施以反間計。崇禎皇帝中了反間計后，將袁崇煥投入獄中。第二年的八月，以“謀叛欺君”的罪名，處以磔刑，被肢裂於“西市”。由於一般的老百姓並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還以為真如詔磔所言，袁崇煥勾結后金軍，通敵賣國。故而當時是對袁恨之入骨，“將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這樁千古奇冤的案情，直到清朝乾隆年間修《明史》時，才得以真相大白於天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宮婢案。楊金英等十餘名宮女，因不滿明世宗暴行而趁其睡覺時，用繩子套在皇帝的頸部欲將其勒死，但因繩結在匆忙中打了個活扣未能將皇帝當場勒死，被及時趕來的皇后將皇帝救活。結果可想而知，楊金英等十餘名少女被押至“西市”，遭“凌遲處死”，“屍梟首示眾”。這可以說是敢於反抗荒淫無度、摧殘宮女的皇帝，而遭到了殘酷的鎮壓。

慘死於“西市”的，還有一位不畏權奸的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十大罪與五奸罪彈劾嚴嵩父子，遭酷殺。他在臨刑前，為後人留下了忠貞報國、丹心可鑒、視死如歸的一首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大義凜然而去。

“西市”作為明代殺人刑場，二百年間所殺之人是很多很多的，上邊只是簡單舉幾個例子而已。當然不是天天殺人。但每遇處決囚犯時，有時也多則數十人。到底被刑者有多少人，看來也是很難統計了。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