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

王陽明於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里，王陽明結合曆年來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裡，他忽然有了頓悟，認為心是感應萬事萬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題。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聖人之道是什麼，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斷事情對錯是非，標準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其眾多弟子對於他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理論迷惑不解，向他請教說：南山裡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係？他回答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他自己於七年後對這次略帶傳奇色彩的悟道敘述說：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擾疲苶，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王守仁明憲宗成化年間，生於浙江餘姚。父王華，王華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狀元，王守仁就隨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載，王守仁出生時取名為王雲，但五歲不能說話，告訴他人，改名為王守仁，他才說話。王華對兒子家教極嚴，王守仁少年時學文習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歡下棋，往往為此耽誤功課。其父雖屢次責備，總不稍改，一氣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動，頓時感悟，當即寫了一首詩寄託自己的志向：

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

兵卒墜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

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遊。

炮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卧龍愁。

他以諸葛亮自喻，決心要作一番事業。此後刻苦學習，學業大進。騎、射、兵法，日趨精通。

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進士，授兵部主事。

當時，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學之士，但提督軍務的太監張忠認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視守仁。一次竟強令守仁當眾射箭，想以此出醜。不料守仁提起彎弓，刷刷刷三箭，三發三中，全軍歡呼，令張忠十分尷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對宦官劉瑾，於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謫貶貴州龍場（修文縣治）驛丞。劉瑾被誅后，任廬陵縣知事，累進南太僕寺少卿。其時，王瓊任兵部尚書，以為守仁有不世之才，薦舉朝廷。

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他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謀略於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宸濠之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講學，在紹興、餘姚一帶創建書院，宣講“王學”。

嘉靖六年（1527）復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病逝於江西南安舟中。謚文成。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2、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成。

後來的歷史表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在居於正統地位的朱子學之外，開啟了聲勢頗為浩大的陽明學潮流。關於這種學說的興盛與衰敗，古今中外的學者已經貢獻出來的著作堪稱汗牛充棟，這裡不再贅述。在本文的結尾處，只想就500年前的龍場悟道與當代的關聯，作出兩點簡要的申說。

其一，人類秩序的起點和依據在哪裡？朱子學和陽明學的回答，都是天理。但是，朱子學的天理，要通過格物才能尋得；而陽明學的天理，就在人心。通過“致良知”這一“不二法門”，通過直指人心的“良知”開導，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換言之，治平天下、維護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應當求助於康德所謂的“道德律”；甚至只有這樣的道德律令，才能安頓人心、人身與人世，才能最終滿足人類社會對於公序良俗的內在需要。

其二，知識分子的使命與道路是什麼？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回答，都是以天下為己任。但朱子學提供的技術路徑，是向上看，是面向君主，是“得君行道”；而陽明學提供的技術路徑，則是向下看，是面向民眾，是“覺民行道”———這就是王陽明歷經艱辛之後找到的一條新路，它起源於1508年的龍場悟道，劉瑾的“去衣行杖”都曾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催生了這條嶄新的，既立己也立人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