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風險管理

《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明確提出風險文化是企業的DNA，展開論述的切入點獨到精闢；

《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層次清楚，邏輯性強，將風險管理一步步分解轉化為具體的風險目標和管理責任，頗具可操作性；

作者在國際知名大公司中豐富的風險管理實戰經驗的系統總結。

作者：（美）菲利普·卡雷爾，他是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湯森路透的執行副總裁，負責風險管理。他目前專門研究全球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建立風險管理文化”的問題。

他是金融衍生產品、估值和監管合規領域的專家，曾任紐約路透的另類投資戰略部總監、倫敦路透總部的風險和交易管理部主任。

他發表過無數的文章和白皮書，定期在世界各地的高規格研討會和國際會議上就風險管理、對沖基金戰略和監管合規發表演講。

他是全球風險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的積極會員，併合作領導日內瓦分會。他還參與著名大學、培訓和研究機構的金融衍生產品計劃。他畢業於法國ESC Marseille 大學。

序 / ⅩⅤ、致謝 / ⅩⅩⅠ

新經濟模式的探索之旅已經啟航，風險控制又恢復了曾被過度追求經濟增長和資本效率所破壞的平衡。

自柏林牆倒塌到雷曼兄弟破產之間的20年經濟增長中，世界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並且在其經濟版圖上，又新添了大約30億消費者。但是，金融的結構，尤其是推動金融業的核心價值觀並沒有發生同樣深刻的變化。現有經濟模式只是在不斷升級和複製，追求資本效率一直是公司文化的唯一價值觀。全球化就是標準化和統一化，就是所有監管機構都遵循趨同的原則。

當2008年年末銀行間貨幣市場陷入完全停頓，導致世界各國的貨幣管理機構進行大規模干預，或者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之時，人們覺醒了，而此時的覺醒又是多麼殘酷！每個人最終都意識到，金融體系崩潰了！然而，自2006年以來的種種警示信號，人們不都是對其視而不見嗎？其實，探討問題之所在、導致危機的路徑以及從中應吸取的教訓等相關文獻不勝枚舉。但是，如果說危機是一個問題，那麼經濟模式的不匹配就是更深層次的問題。

建立新的經濟模式勢在必行，它將恢復追求資本效率與調整由各公司股東和融資實體所表現出的風險偏好之間的平衡。作為趨同的對立面，多元化將最終重現，並會成為金融業像生態系統一樣重新煥發生機的有效途徑，這也是維持一個擁有65億人口的經濟體正常運轉的關鍵條件。當重複發生的長尾事件的壓力變得太高時，許多以標準資產負債表和基於市場數據來計算資本比率為特徵的跨國銀行就註定要破產，因為其嚴重性與它們自身在繁榮時期所創造的財富高度集中有直接關係。它們的擴展性不是無限的。由於戰略和目標缺乏多元化，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集中，從而助推了資產泡沫的形成與膨脹。

風險的分散是無限的，而且，由於風險的影響與組合方式的無限多樣性，風險的分散又呈指數增加。類似的風險未必會轉化成相同的敏感性，它取決於所影響的公司或系統。公司的具體情況、傳統融資渠道、優先客戶群、資產性質、歷史等，總而言之，公司文化，決定了公司適應風險的方式。每個公司都必須能夠在自身所處的生態系統中保持價值創造與風險生成之間的平衡。例如：亞洲的銀行為本地工業發展進行融資，它們如何建立類似於英國的零售銀行巨擘、美國的住房抵押專家或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所採用的信用評級方法呢？即使有一萬個理由這麼做，信用、流動性供應、貨幣波動以及導致敏感性化為現實的未知因素等外部條件，也會使建立的信用評級方法與實際風馬牛不相及。

ⅩⅦ

監管可以實施指南和核心原則，為各個公司應該如何在自己所屬的一個或多個生態系統中實現風險緩釋提供指導精神，但該指導應該在較高的層面。最近的趨勢是，企圖按嚴格的業務線定義、風險的類別和統一的方法來為整個行業集中建模，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它阻礙了公司適應自身環境，因此增加了特殊風險。它是假設尾部風險只是特殊的系統性風險。錯綜複雜的監管規定的嚴格性和複雜性使系統風險外化為特定事件風險。

公司不應該要求監管機構指明什麼應該做或做多少才算好。即使有可能，也只能在某個時點於已知的環境中實現，因此，根據定義，它不適宜於未來發展。培養一種文化，讓人人都學會如何應對自身的風險、學會適應風險不斷變化的性質，以及學會如何將自身利益與股東和客戶的預期協調一致，將會更有益、更能適應未來發展。

序

自從1999年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以來，證券界與銀行界之間搭建的許多橋樑就都被拋在了一邊。金融機構能夠通過無機方式和水平擴張來追求業績，它們的目標就是成為“無處不在”的公司，創造價值、征服市場。同時，消費者和儲蓄者的人口統計、投資者和資金也深刻地改變了它們的需要及行為。對經濟回報的追求也許未變，但是不同投資戰略所帶來的樂意接受或不樂意接受的風險因素，對於大多數人則是全然陌生的。因此，不透明的、不希望存在的風險從一個大洲轉移到另一個大洲，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最後間接地分配給本來厭惡此類風險的投資者。例如：歐洲的養老金持有者怎麼通過基金的基金最終間接地暴露在美國次貸市場的風險中的呢？統一的戰略，加之監管的局限性，激勵了這種行動。公司認為它們需要自認為“唾手可得的收益”，而監管法規又迫使它們通過證券操作來實現。

就像銀行一樣，所有集體投資計劃、資產管理者、私人財富管理公司和對沖基金等，都需要一個通用工具，將風險調整為客戶、股東及任何為其融資的人的風險偏好。它們需要風險情報。

金融生態系統不一定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個行業。它由風險概況、風險因素以及合作夥伴和交易對手群體定義。每個金融生態系統都需要重新學習如何獨立適應無法預測的風險事件的分佈與重要性。如同公司需要打造“公司DNA”，讓風險預期和敏感性緩釋規則成為基本信息一樣，金融生態系統也需要根據風險情報建立自己的適應準則。這就要求建立、維護並理解一種全面的溝通和透明文化、一個無限的知識體系。

要孕育我們所需要的文化，讓人們全面理解和適應風險，就需要有超國家的監管機構和行業代表。界限不再是比率，而是道德。要求不再局限於某一種監管語言，而是拓展為多邊對話，讓各國監管機構從整個行業的利益出發評估特殊風險及合規，同時建立風險情報。方法不僅限於“胡蘿蔔加大棒”，而應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換。業務與披露政策的相關規則將適應不同時間系統所面臨的總體風險和波動率水平。

本手冊提出了一種方法，它源自與世界各地的銀行、不同規模的資產管理公司、基金經理、監管機構、中央銀行及政府的無數次討論，而這些都承蒙湯森路透集團（Thomson Reuters）的大力支持。在2007～2009年的危機后的廢墟上，它們各自都面臨著新的挑戰，都需要尋求恢復股東價值創造或商業價值創造與風險生成之間的平衡的新方法。本手冊還基於學者、思想領袖的最新研究，努力捕捉后危機時代風險管理中若隱若現的一絲光芒。

本手冊融會了他們的工作精神，呈現給大家一系列關鍵原則，旨在激勵讀者及其公司開始締造自己的公司文化，植入風險管理這一核心價值觀，並將其作為公司DNA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