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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楚
四川大學傑出教授
項楚 四川大學傑出教授。1940年7月出生，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國家級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帶頭人。現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所長。他的研究領域以敦煌學為核心，涵蓋了語言學、文學、文獻學和佛學等諸多方面，其中對於敦煌文學的研究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出版《敦煌文學叢考》、《敦煌變文選注》、《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詩歌導論》、《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著名中年語言學家選集．項楚卷》、《柱馬屋存稿》等專著多種，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其中《敦煌變文字義析疑》等系列論文獲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一等獎，《寒山詩注》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他具有深厚的國學根柢，熟讀佛藏和四部典籍，精於校勘考據，擅長融會貫通，在研究中熔語言、文學、宗教於一爐，形成了獨具的治學特色，他對敦煌學的研究折服了自詡"敦煌學在外國"的外國學者，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項楚，浙江永嘉縣人，中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他的研究領域以敦煌學為核心，涵蓋了語言學、文學、文獻學和佛學等諸多方面。其中對於敦煌俗文學的研究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享譽國際學壇。出版有《敦煌文學叢考》、《敦煌變文選注》等多種專著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1940年7月出生，1962 年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考取四川大學中國文學史專業研究生，師從龐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學。文革中分配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又當了10年中學教師。現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生導師。1965年8月至1968年8月，四川軍墾農場勞動。1968年9月至1980年2月，四川阿壩康定中學任教。1980年至今在四川大學任教，1986年晉陞為教授，2004年評為四川大學傑出教授（全校共2位）。
出版《敦煌文學叢考》、《敦煌變文選注》、《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詩歌導論》、《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寒山詩注》等專著多種，發表學術論文 70 余篇。其中《敦煌變文字義析疑》等系列論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一等獎，《敦煌文學叢考》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王梵志詩校注》獲全國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他具有深厚的國學根柢，熟讀佛經和四部典籍，精於校勘考據，擅長融會貫通，在研究中熔語言、文學、宗教於一爐，形成了獨具的治學特色。他在佛教文學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實績，並開創了系統而大量地運用佛教文獻進行中古漢語辭彙研究的先河，他對敦煌學的研究折服了自詡 " 敦煌學在外國 " 的外國學者，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 1990 年 2 月
《敦煌文學叢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4 月
《王梵志詩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敦煌詩歌導論》 新文豐出版公司 巴蜀書社 1993 年 5 月 2001 年 6 月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新文豐出版公司 巴蜀書社 1995 年 1 月 2000 年 6 月
《寒山詩注》 中華書局 2000 年 3 月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 項楚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柱馬屋存稿》，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7 月
《唐代白話詩派研究》（合著），巴蜀書社 2005 年 6 月，學習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簡體版）
《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中華書局 2006 年 4 月
《項楚論敦煌學》，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宋文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年7月
敦煌文學作品選 中華書局 1987年12月
隨唐五代文學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年3月
蘇軾研究資料彙編 中華書局 1994年4月
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4年7月
隨唐五代文學史（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12月
論《莊子》對蘇軾藝術思想的影響 四川大學學報 1979年第三期
蘇詩比喻瑣談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6輯《蘇軾研究專集》 1980年11月
敦煌變文語記號札記 四川大學學報 1981年第2期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 中華文史論叢 1981年第4輯
敦煌變文語記號札記 詞典研究叢刊（第4輯）1982年3月
盧仝詩論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5輯 1982年10月
敦煌變文校勘商榷 中國語文 1982年第4期
敦煌變文字義析疑 中華文史論叢 1983年第1輯
《伍子胥變文》補校 文史（第十七輯） 1983年6月
《維摩碎金》探索南開學報 1983年第2期
《補全唐詩》二種續校 四川大學學報 1983年第3期
讀《紀評蘇詩》 《東坡詩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9月
說東坡柯丘海棠詩 《東坡詩論叢》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9月
遊俠詩人劉叉 四川大學學報增刊第21輯 《唐宋文學論叢》 1983年11月
變文字義零拾 中華文史論叢 1984年第2輯
敦煌本《孝子傳》補校 敦煌研究3期（總5期） 1985年
《廬山遠公話》補校 《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
《王梵志詩校輯》匡補 中華文史論叢 1985年第1輯
讀《管錐編》札記 中華文史論叢 1985年第2輯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補校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27輯 《古籍整理研究》 1985年5月
《王梵志詩校輯》匡補 敦煌研究 1985年第2期
敦煌變文語詞校釋商兌 中國語文 1985年第4期
蘇詩中的行業語 《東坡研究論叢》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6年3月
王梵志詩釋詞 中國語文 1986年4期
王梵志詩十一首辨偽 中華文史論叢 1986年2輯
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補校 文史（第二十六輯） 1986年5月
《破魔變文》補校 敦煌學輯刊 1986年2輯
《降魔變文》補校 敦煌研究 1986年4期
《五燈會元》點校獻疑三百例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72期） 1987年3月7日
王梵志詩校注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年
敦煌文學雜考 《1983年全敦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敦煌文學研究漫談 文史知識 1987年第12期
王梵志的一組哲理詩（校釋與評論）敦煌研究 1988年1期
敦煌變文字義續拾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年7月
《敦煌變文集》校記散錄 《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10月
蘇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詩校注 《南天文學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11月
王梵志詩論 文史（第三十一輯） 1988年11月
列1456號王梵志詩殘卷補校 中華文史論叢 1989年第1輯
唐宋新詩話（三則） 《百家唐宋新詩話》，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9年5月
《維摩詰經講經文》補校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年5月
敦煌遺書中有關王梵志三條材料的校訂與解說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年5月
敦煌本《燕子賦》札記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年5月
《文心雕龍札記》的審美傾向 《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 1990年6月
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 敦煌學輯刊 1990年第2期
《敦煌歌辭總編》佛教歌辭匡補舉例（上） 《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第 一集）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1年6月
《五燈會元》點校獻疑續補一百例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 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
令章大師李稍雲 中國文化 1991年第4期
佛經故事與中國古小說 菩提 1991年第10期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文史（第三十五 輯） 1992年6月
S5588號寫本之再探索——《敦煌歌辭總編》[求因果]匡補 九州學刊 1992年第4期
關於《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段唱詞的校釋 敦煌研究 1992年第4期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二）文史（第三十六輯） 1992年8月
敦煌變文語詞校釋 《近代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 1992年10月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三）文史（第三十七輯） 1993年2月
敦煌本《行路難》之再探討 《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文津出版社 1993年6月
寒山詩校勘札記 俗語言研究 1993年12月創刊號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文史（第三十八輯） 1994年2月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五）文史（第三十九輯） 1994年3月
敦煌寫本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詩校注 《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會議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8月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六）文史（第四十輯） 1994年9月
流浪者的悲歌 ——寒山詩《弟兄同五郡》詮解 俗語言研究（第二期） 1995年6月
《熟悉的歌辭總編》佛教歌辭匡補舉例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 1995年7月
王梵志詩中的他人作品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 1996年
寒山詩籀讀札記 中國古籍研究（第一卷） 1996年11月
寒山拾得佚詩考 《周紹良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 1997年
《老子化胡經·玄歌》補校 《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4月
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 人民政協報 1998年8月31日
寒山詩籀讀札記 新國學（第一卷） 1999年12月
敦煌變文新校 《歲久彌光》，巴蜀書社 2001 年 1 月
《廬山遠公話》新校 中國文化（十七、十八期） 2001 年 3 月
《敦煌變文新校》，《歲久彌光》，巴蜀書社 2001 年 1 月出版
< 敦煌歌辭總編 > 佛教歌辭匡補舉例，《語言學問題集刊》第 1 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敦煌文學研究漫談
1962年我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考取四川大學研究生，專攻六朝唐宋文學。當時我潛心研究的對象，是在我國封建社會文化高漲時期湧現的世界級的偉大詩人。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深深迷戀著這些偉大詩人的不朽作品，並進而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我的研究計劃。我被分配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接著又當了十年中學教師。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轉向了新的研究領域。
1976年，我從中學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不久就接到一項任務：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這樣，我初次接觸到本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在驚異之中，從內心讚歎唐代文學的博大淵深與豐富多彩。就在唐代偉大作家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時，在民間也有無數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造著全新的通俗文學樣式，如象各種體裁的講唱文學、歌辭、白話詩等等，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發展成為中國文學史後半期的主流。然而，這些在當時由人民群眾所創作和喜愛的通俗文學作品，卻遠遠沒有為今天的人民群眾所欣賞和接受，就是在專門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中，也時時表現出對它們的隔膜和誤解。
這是有原因的。今天閱讀敦煌變文、王梵志詩和其他敦煌俗文學作品，存在著三個主要障礙。一是由於抄寫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文字錯訛脫漏嚴重，其間還有許多當時民間流行的俗字，也增加了辨識的困難。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語辭彙，這在當時雖是一聽就懂，今天的讀者卻感到難以索解。三是由於時代的變遷，它們反映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觀念，和我們有較大差距，例如其中有大量描寫佛教題材或表現佛教思想的作品，今天的一般讀者就很難讀懂了。
近幾十年來，由於中國和外國幾代敦煌學者的努力，敦煌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績。例如王重民先生等編的《敦煌變文集》，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過初步校勘、比較完備可讀的變文總集，蔣禮鴻先生著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就是解釋變文中俗語詞的開山之作。我在接觸敦煌文學之初，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這兩部著作，是它們把我引領進了敦煌學的殿堂。不過敦煌文學（這裡主要指敦煌俗文學）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難題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繼續攻克這三個障礙作為第一階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
這就需要重新學習。我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曾經如饑似渴地讀了許多書，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柢。這一次則是埋頭通讀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書，例如《大藏經》，五代以前的正史，經部和子部的許多著作，《全唐詩》等總集讀了不止一遍，《太平御覽》本是供查閱的，我也逐條讀完，這就等於分門別類地讀了許多古佚書的殘文。在這個基礎上，再旁及別的雜著乃至某些較偏僻的著作。
曾經有研究生問我：你啃大部頭的書，例如花上兩三年時間通讀《大藏經》，難道不覺得枯燥嗎？讀完以後，究竟又有多大的收穫呢？
這一切都取決於怎樣去讀它。我在通讀《大藏經》以前，也曾猶豫過好一陣子。可是要真正弄通敦煌文學中有關佛教的許多問題，這是最徹底的辦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一咬牙，就讀下去了。每當遇到與此有關的材料，便欣喜異常，興趣大增；否則也會感到枯燥。不過很快我便發現，佛藏實在是一座有待開發的大寶藏，從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收穫，原來的閱讀目的太狹窄了。舉例來說吧，歷代翻譯佛經的人，多數都不是漢族人，他們是從實際生活中學習漢語的，不可能象漢族士大夫那樣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素養，自然不可能象漢族士大夫那樣“掉書袋”。這就造成了漢譯佛經的一個突出特點：其中保存了自東漢以來大量的珍貴的口語資料。因此，從佛經中搜集實例來和敦煌俗文學中的唐五代口語辭彙相印證，也成為我的一件樂事。
又比如，在這以前我已精讀了《太平廣記》和大量筆記小說，記得魯迅先生曾舉出吳均《續齊諧記》中的“陽羨書生”的情節來源於佛經的著名例子，實際上中國早期小說和佛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從我積累的材料看，竟有若干小說的情節是改造佛經故事，或受了佛經故事的影響而形成的。《紅樓夢》中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的情節和《三笑》中秋香戲弄華氏兄弟的情節有相通之處，應該都是受了唐皇甫枚《三水小牘》中“卻要”故事的影響，而“卻要”故事卻是從《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二所載長者妻戲弄五少年的故事移植而來，只是皇甫枚把這個故事完全中國化了，所以使人不容易發覺它另有來源罷了。從深一層看，佛教的某些觀念已經深深地滲入了歷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直延續到近代。
我在童年時代，常常聽到街坊大人責罵孩子，總是稱為“冤家”、“短命鬼”等，後來又讀了元雜劇《崔府君斷冤家債主》，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及至研究王梵志詩中“怨家殺人賊，即是短命子。……債主暫過來，征我夫妻淚”（《王梵志詩校輯》七六首），這才認真探究這種觀念的來源，原來答案就在佛經之中。《五苦章句經》把“父子夫婦”等等各種關係歸結為“怨家”、“債主”等五種因緣，《眾經撰雜譬喻》中就記載了短命子向生母討還前世冤債的故事，影響所及，在我國小說中這類故事舉不勝舉。《太平廣記》卷一二五《盧叔倫女》所寫的短命子，不但討還前世錢財，兼及父母的眼淚，這就是王梵志詩中的“征我夫妻淚”。由此回想到《紅樓夢》第一回中絳珠仙草“還淚”之說，就覺得不是無源之水了。
在我讀完《大藏經》，進行自我小結時，我認為兩年多的時間沒有虛擲，因為我不但積累了敦煌文學研究的許多寶貴資料，更重要的是從一個側面，對於中國文化史有了更為真切和深入的認識，彷彿潛水員開始看到大海深處另一個奇異的世界一般。在我讀完其他大部頭著作時，也常有類似的感受。一個治學者在學術的海洋中，一旦領悟到融會貫通、豁然開朗的境界，天下樂事莫過於此了。
因此我對這位研究生說，你如果要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趁著年紀還輕，下決心坐幾年冷板凳，啃幾部大部頭的基本書，這會使你終生受益的。不要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讀書是為了研究和解決問題，因此一定要帶著滿腦袋的問題去讀書，在讀書中搜集解決問題的資料，並且不斷地發現新的問題，搜集解決新的問題的資料，使知識象雪球般越滾越大，使已有的知識彼此搭橋，如此往複不已，就會逐漸形成自己的治學領域和治學門徑。
各種學術之間從來就不是隔絕的，現在學術研究已經顯示出綜合的趨勢。研究敦煌文學，如果不滿足於淺嘗輒止，那麼同時在語言、歷史、宗教、民俗……等等相關學科上也下一番工夫，就是必要的。一個人當然不可能門門精通，可是學識的深廣程度決定著學術成就的大小，卻是事實。我們只有通過永不疲倦的求知慾望去努力接近這個目標。
讀懂敦煌文學作品是研究敦煌文學的前提，由於敦煌寫本的特點，文字校勘和語詞詮釋就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陳垣先生指出校書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於理校法則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這些都是校勘敦煌寫本的基本方法，而在許多場合，往往只有正確運用理校法才能解決問題，而這不啻是對研究者學識的嚴格考驗。手眼的高低取決於基本功的深淺和知識面的寬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一般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未必夠用。例如字形相近是寫錯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寫本誤字往往與今體文字略不相似，因為它是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相近而寫錯了的。
又比如有的詞語非常眼生，辭書從無記載，然而並沒有寫錯，因為它是傳統訓詁學所忽略的口語辭彙。何況校勘並不單純是文字問題，首先是對文意的理解問題。這其中的問題五花八門，不打一處來，研究者只有相應地拓寬自己的知識領域，才有可能應付裕如。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有這麼幾句：“獄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損常住游泥伽藍，好用常住水果，盜常住柴薪。”其中“游泥”一詞，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幾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來應該是“淤泥”，“淤（污）”字由於形近錯成了“游”，“污泥伽藍”是說把寺院弄髒。說穿了極其簡單，得來卻十分不易。因為我曾在佛經中幾次讀到弄髒寺院將受惡報的話，這才有可能茅塞頓開，否則以我之鈍根不慧，也許至今還在絞腦汁呢。
王梵志詩中有這麼幾句：“積聚萬金花，望得千年有。不知冥道中，車子來相受。”有的文章認為“車子”錯了，應該改作“妻子”等等，卻不知道“車子”原是人名。干寶《搜神記》卷一○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叫周擥嘖的人，命定貧窮。有一天夢見天公可憐他，把命中注定屬於尚未出生的張車子的錢千萬，暫時借給他，從此果然逐漸成了富人。周家有個貧窮女僱工張嫗，在車房生了個私生子，取名車子。後來周家就逐漸窮了，而車子長大后卻成了富人，命中屬於張車子的財富終於還給了他。《文選》卷一五張衡《思玄賦》云：“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舊注也引張車子故事來解釋這兩句，李善注說見《鬼神志》及《搜神記》。《抱朴子內篇？辯問》也說：“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可見張車子故事自東漢以來，流傳十分廣泛，梵志詩正是用了這個典故，說明貧富循環，皆由天定。研究者瀏覽偶有未備，就造成了錯改原文的結果。
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是紛繁複雜的，敦煌文學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們雖然以研究敦煌文學為方向，可是眼界始終要放得更開闊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乃至某些細節，實際上就是要透徹地了解產生敦煌文學作品的那個歷史環境。
王梵志詩中還有這麼幾句：“佐史非台補，任官州縣上。未是好出身，丁兒避征防。不慮棄家門，苟偷且求養。”這詩是寫佐史的，“苟偷且求養”究竟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中國封建社會提倡孝道和尊老，唐代也有“侍丁”制度。
《唐六典》記載，凡是年滿八十、九十乃至百歲，分別給侍丁一人、二人乃至五人，以盡終養。侍丁免除各種雜役，多取近親，但也可外取白丁充當。唐代品官的直系親屬有免役的特權，可是佐史是胥吏，“未是好出身”，沒有這種特權，他們的成丁子女是要服兵役的。然而佐史自有“避征防”的高招，那就是讓他們的子弟充當養老親的“侍丁”，這就是“苟偷且求養”，其中自然免不了移花接木等等手段，所以作者用了“苟偷”二字。當了侍丁就不愁離鄉背井，所以說“不慮棄家門”。
這樣看來，這幾句詩寫了佐史為子弟逃避兵役而走後門的普遍現象，可以補史書的漏載，加深對那個社會的認識。不過王梵志詩的原文並沒有出現“侍丁”這類字眼，如果我們不是很熟悉唐代的制度，便很難讀懂這幾句詩了。梵志詩中還有這麼幾句：“本巡連索人，樽主告平人。當不怪來晚，覆盞可連精。”這幾句詩中需要解釋的地方很多，這裡只解釋“索人”和“平人”。這兩處的“人”字其實都是重複記號，應該讀作“索索”和“平平”。但這仍然很難懂。
在《唐國史補》、《劉賓客嘉話錄》、宋竇蘋《酒譜》和《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一引《贊寧要言》中，都曾提到唐高宗時壁州刺史鄧宏慶創製“平索看精”四字酒令的事，而“索索”和“平平”就在這四字之中。四字酒令的具體內容在宋代已經失傳，所以今天難言其詳，但是沿著它的提示繼續考索，就可以明白這首費解的詩，其實是寫飲酒行令之趣。你看，能否讀懂一首詩，關鍵就在於是否知道久已失傳的四字酒令這麼一件小事。而要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學，就要從弄清許許多多這類“小事”開始，進而在不同層次上不斷地分析和綜合，上下聯繫，左右貫通，實現認識的飛躍，才能得出各種準確和全面的結論。
敦煌文學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創作，經過一千年的歷史塵埋，今天我們有責任恢復它原有的奪目的光彩。目前我正在寫作《敦煌變文選注》，集中了變文中的精華作品詳加詮釋，目的就是為更多的學者來研究這份珍貴文化遺產提供方便，也是為了使這份珍貴遺產能夠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眾之中。（原載《文史知識》1987年第6期）
1985.11 《敦煌變文字義析疑》系列論文獲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1986.9 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
1995 《敦煌文學叢考》獲首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8 《王梵志詩校注》獲第二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2 《寒山詩注》獲教育部第三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
2003.3 《寒山詩注》獲四川省第十次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2007 《唐代白話派研究》獲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併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文庫（第二批）
敦煌變文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 1997-1999
唐代白話詩派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 2000-2005
中國俗文學分體研究 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 2000-2005
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 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