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承基

連承基（1878—1913），奉天省復州城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自幼聰穎，8歲入私塾，稍長就讀於復州橫山書院，19歲考入吉林巡警學堂。時年發生的戊戌變法對連承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01年在巡警學堂畢業后，決意去日本留學。在日本結識了一些革命青年。1903年連承基在日本東京警官學校畢業。回國后，應友人之聘，赴奉天（今瀋陽）憲政學堂執教。日俄戰爭爆發后，連承基非常憤怒，逢人便大談國事，認為不徹底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國人便沒有安定的日子可過。於是，辭去教官一職，前往吉林省擔任自治籌備處委員，后又謀得吉林省警察署署長之職。1907年結識在吉林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國同盟會主要負責人宋教仁和會員徐鏡心，經常在一起痛斥列強，指點時弊，探求反清救國之路。1908年中國同盟會會員的行蹤被官府偵悉，多人被捕，連承基暗助宋教仁和徐鏡心脫離險境。從此，與二人成為莫逆之交，棄官加入中國同盟會，跟隨徐鏡心在奉天、營口、復州秘密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連承基得知消息后，在11月底來到大連，與中國同盟會大連機關總部取得聯繫，並多方籌措款項，購買槍械彈藥，招募民軍，以期舉事。這時，徐鏡心等人也由山東來到大連，他們共同為在山東舉義籌餉、募兵、購買槍械，很快建立起一支民軍，人數達五百餘人。

1912年1月14日連承基和徐鏡心、劉藝舟等人率領五百餘民軍，乘坐兩艘日本輪船從大連出發，直逼山東半島。先遣隊由孫丹林、邱丕振等率領，乘“龍平丸”先行；連承基和徐鏡心裝扮成商人，率領扮成旅客的民軍乘去煙台的“永田丸”后隨。船行至中途，連承基下令民軍取出藏在行李中的武器，強逼船長改航蓬萊。翌日晨5時30分，船抵蓬萊港。登陸后，連承基會合當地民軍，直取老柏山炮台和水師營，生擒了水師統領王步清。上午9時許，登州府衙、自治會和電報局等處均被民軍佔領，登州旋即光復。下午2時，民軍在登州府衙開會議事，成立登州軍政府，連承基被推舉為軍政府都督兼總司令。1月17日連承基率領民軍向黃縣進發，黃縣知縣聞訊逃走，縣內紳商出來歡迎民軍隊伍，黃縣即日光復。翌日，連承基與徐鏡心率軍分頭向北馬鎮和龍口鎮進軍，所到之處，清兵聞風而逃，民軍聲勢大振。

連承基等人領導的武裝起義有力地推動了辛亥革命形勢的發展，既牽制了袁世凱對南方革命力量的鎮壓，又對清帝退位產生威逼作用，加速實現南北議和。為此，孫中山於1月上旬任命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委任胡瑛為山東都督，兩次發兵、六路會師北伐，配合連承基作戰。1月25日連承基率民軍與北伐滬軍聯合進攻北馬鎮，經過幾場鏖戰，清軍敗退新城，銳氣大減。這時連承基本應率領民軍乘勝而進再取萊州，但因經費欠絀，滬軍離開黃縣去煙台，連承基只好駐守黃縣。之後，山東都督胡瑛委任連承基為山東革命軍總司令，授少將職加中將銜。

1912年2月7日清軍乘山東軍政府內部改組之際，以三千兵力合圍黃縣縣城。連承基一邊向登州、煙台、南京、上海告急，一邊和徐鏡心加強城防部署。2月11日凌晨，清軍乘天氣奇冷，由圩牆西北角偷架雲梯登上城頭，力戰四日的民軍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搏，終因守軍單弱，黃縣縣城失陷。2月14日劉基炎帶領滬軍增援部隊趕到，連承基與劉基炎合兵進攻再次奪回黃縣縣城。正擬乘勝而進，傳來清帝退位，實行共和的消息，孫中山下令所有北伐軍停止軍事行動。連承基和徐鏡心奉命撤回煙台待命。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后，下令山東軍政府遣散關外民軍，將魯軍縮為旅，連承基擔任魯軍旅長。

南北戰事停歇後，設於煙台的山東軍政府自然撤銷，北京政府任命周自齊為山東都督，陸軍部則委派曲同豐以辦理登煙島整頓軍隊併發餉及善後事宜的名義，前往煙台收束軍事，整編裁撤部隊。煙台駐軍一度番號眾多，從政治派別劃分，有的原屬北洋系統，有的原屬中國同盟會系統；從地域來源劃分，有山東民軍，有關外軍，有南方軍。民國肇造，百廢待興，煙台一隅小城，大軍麇集，造成的社會負擔苦不堪言。儘管北京政府下令力行裁撤，南方各軍或已班師回防，或已就地整編，但由商震轄制的關外軍和連承基轄制的魯軍，如何安頓，是否裁撤，一直是令山東地方政府頭痛的難題。尤以駐煙台的關外軍，已成為山東當政者的一塊“燙手山芋”，遣散該部進展得很不順利，該部“素稱精悍”，提出“種種要求”，與當局討價還價。山東都督周自齊唯恐強行裁撤釀出禍端，建議北京政府遠調戍邊，如此，對上有交代，對下不得罪。對周自齊的這一“妙策”，袁世凱置之不理。裁軍減員是南北雙方達成的共識，袁世凱絕不放過天賜良機，藉此遣散崛起於辛亥鼎革之際、有南方革命黨人背景的武裝。不然，這支桀驁不馴且驍勇能戰的關外軍，說不定哪一天就會變成肘腋之患。北京政府陸軍部為儘快遣散駐煙關外軍在1912年秋，委派陸軍部顧問陳干蒞臨煙台督促裁軍。陳干來煙台後發現，散兵滯留不去，他對散兵安置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但尚未施行就發生了煙台兵變。兵變前兩日，商震向陸軍總長段祺瑞報告了關外軍遣散進展，稱：“關外軍一、三兩營均於今午和平繳械，市面安謐，特此奉達。”似乎裁撤事項一切有條不紊，未現異常。周自齊和會辦山東軍務的靳雲鵬根據煙台各方紛至沓來的報告，得到的情況是，煙台險象漸增。未遣之關外軍第一標第一營，幾肇暴動”，他們做出了與商震不同的判斷，認為煙台局勢嚴重，大有山雨欲來之兆。於是，向段祺瑞要求飭令曲同豐速向遣散兵士撥發軍餉，儘快使他們離開煙台，並表達了對曲同豐裁軍久拖不決的不滿，特別對拖延發放遣散餉銀發出預警。周自齊要求陸軍部“速將款項撥發，以免貽誤事機”。

曲同豐本為煙台籍人，以陸軍部特派員身份，來煙台整頓軍事、辦理善後，他既要協調各方，化解利益衝突，又要完成遣散任務，絕非一人所能為之，苦衷甚多。山東都督府不滿於他，駐煙各軍也不聽命於他，很能說明民國初年的地方軍政，存在政出多門、相互掣肘的弊害。正式遣散關外軍，自1913年1月2日開始，至4日結束，其順序為第一營、第三營、第二營。一營和三營均領到遣散費，二營收繳槍械后，卻因餉項一時無法籌措未能及時領到。第二營兵士憤怒之餘，於5日下午4時集眾圍聚司令部，請求立即發放遣散費用。商震無餉可發，除了勸導之外，別無他法。眾人不聽，強行打開軍械庫房，取回已上繳的槍械，憤憤而去。另外一營、三營已遣散的兵士遂起響應。一部分變兵在前來彈壓的魯軍、海軍威懾之下，撤退至煙台朝陽街一帶，架設槍支，分關把口，嚴陣以待，與魯軍、海軍隔街對峙。有些零散於其他街巷的亂兵或被擒獲或被擊斃。兵變次日，陸軍部綜合各方面情報，分別向濟南靳雲鵬，煙台曲同豐、連承基、陳干、商震、王潛剛發電，指示處置方針。段祺瑞要求靳雲鵬將兵變情況通報煙台附近的各軍隊，全力支持連承基平息兵變。對於海軍，陸軍部無指揮權，段祺瑞也通過海軍部飭令煙台所駐海軍，配合連承基行動。陸軍部採用先撫后剿的高壓政策，與北京政府對待各地頻發的兵變，在政策上是一致的。連承基等人對兵變人員採取了三個步驟。其一，圍而不打，施以威懾；其二，苦心勸降，許以條件；其三，逼其繳械，監控離煙。朝陽街為老煙台繁華之地，商家鱗次櫛比，亂兵盤踞於此，強行攻擊，勢必造成附帶損失。因而連承基於朝陽街四周密布重兵，又與陳干議定，由陳干會同商震，對關外軍兵士進行攻心。魯軍、海軍分段嚴守，使困於朝陽街的亂兵難以突圍逃逸。至兵變次日上午，雙方達成和解協議。1月6日，商震緊急籌款，分發遣散費，安撫變兵人心。到下午4時許，關外軍依次在海岸放下武器后登船。商震親自武裝押送變兵渡海前往大連，在大連就地遣散。連承基在平息兵變中極為出力，陸軍部為激勵與安撫連承基部，特撥發軍餉款項一萬元。弭平煙台兵變之後，魯軍的裁撤即被提上日程，周自齊、靳雲鵬在1月7日致電袁世凱及陸軍部，請示魯軍遣散問題。曲同豐曾對兵變做過一番檢討，認為肇因有二，他向袁世凱報告說：“一、餉款未到，解甲兵頗有煩言，商家挪湊，緩不濟急；二、退伍兵士在市中口角，借端尋仇，強索已繳之槍，互相攻擊。”一場集體變亂而引發暴烈血腥的動亂，被曲同豐大事化小，說成了小打小鬧。身為政府大員，對發生的嚴重事變，如此敷衍了事，可見袁世凱統治時期的政治敗壞與政權紊亂。平息兵變立下大功的連承基並不知曉魯軍的裁撤已近在眉睫。魯軍雖也在遣散計劃之內，連承基始終心存僥倖之念，雖數次陳情試圖挽回裁撤所部之議，但北京政府不為所動。

不久，袁世凱電召連承基進京議事。連承基不知是袁世凱的調虎離山之計，行至天津，便獲知駐煙魯軍被遣散。連承基悲憤之餘，對袁世凱的險惡用心產生警覺，決定駐足天津，以觀後事。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刺客暗殺，連承基認清了袁世凱專制獨裁的真面目，秘邀國民黨天津交通部長鄒耀廷及任重、鄭天楚、侯振東等人，聯絡已被遣散的魯軍、關外民軍和津軍，購置軍火，重組武裝，準備再舉義旗，興師討伐袁世凱。不幸事泄，1913年8月，在天津被逮捕。在軍法處，連承基受盡折磨，堅貞不屈，痛斥袁世凱為獨夫民賊，決意戮此國賊，以拯共和。9月18日凌晨，連承基在北京城外小河沿英勇就義，年僅35歲。

連承基犧牲后，其原部下將其遺體護送回其故鄉，安葬在牌坊屯。孫中山先生髮去唁電、撫恤金，悼念烈士，撫慰親屬。1993年連承基先生之墓在原墓址上重修后，被大連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8年8月中共大連市委、大連市人民政府在大連英雄紀念公園為連承基建立塑像，頌揚連承基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英勇戰鬥的愛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