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報償運動

開港以來，朝鮮財政困難，而日本則試圖向朝鮮提供貸款，其中則包藏了控制乃至吞併朝鮮的禍心。向朝鮮提供高額借款的始作俑者是“甲午更張”時期出任駐朝公使的井上馨，他在1895年向朝鮮貸款300萬日元，並對其動機表述道：“英國能對埃及進行充分干涉的口實是什麼呢？此無他，不是英國向埃及投入資本而在實力的關係上佔據優勢地位的緣故那又是什麼呢？因此我相信我國也要鞏固優勢地位、設置內政干涉的口實的話，最緊要的是通過鐵道與金錢貸與來鞏固我國在朝鮮的地位，並使其從財政上擴及其他方面，作為干涉的口實。”也就是說，日本向朝鮮借款是為了像英國奴役埃及那樣加強對朝鮮的干涉與控制。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又重施故技，企圖通過貸款控制大韓帝國的財政與經濟。1904年8月，日本與大韓帝國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根據該協約，安排日本人目賀田種太郎出任大韓帝國的財政顧問。目賀田種太郎認為韓國貨幣混亂，財政枯竭，應迅速整頓金融，改革稅制，並以此為由要求韓國向日本借款，開啟了日俄戰爭后韓國對日本的負債之門。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訂立，大韓帝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韓國。1906年3月韓國統監伊藤博文到任后，打著“施政改善”的幌子，以韓國關稅作擔保從日本興業銀行導入了1000萬日元，強行貸給韓國政府，過5年後由韓國政府分5年還清。事實上，日本人在用這筆錢來強化顧問警察制度、修築道路、設立農商銀行等，來加強日本對韓國的支配，而債務負擔則加諸韓國政府頭上。如此一來，韓國對日本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日本奴役韓國的枷鎖。國債報償運動發生時，韓國欠了日本的貨幣整理資金債300萬元，國庫證券債200萬元，金融資金債150萬元，以及施政改善與企業資金債1000萬元，合計1650萬元。由於伊藤博文所強加的1000萬元貸款只提供了第一期的500萬元，故韓國所負國債總額實為1150萬元，加上利息150萬元，共有約1300萬元之多。1906年大韓帝國政府財政收入為13,189,336元，財政支出為13,950,523元（自1904年目賀田種太郎進行“貨幣整頓”后，韓國的貨幣制度就與日本一致了），這種入不敷出的財政根本無力償還巨額國債。

此時韓國的愛國啟蒙運動方興未艾，進步知識分子們為了養成實力與開啟民智，在全國展開了啟矇事業。他們通過《大韓每日申報》、《皇城新聞》等報刊進行輿論啟蒙運動，廣設新式學校展開教育救國運動，並積極振興民族資本主義，創設了許多近代企業與商工會議所、經濟研究團體和實業獎勵團體等。啟蒙運動家在這一系列活動中鼓吹民族主義與愛國思想，最終目標則是恢復國權。愛國啟蒙運動興起后迅速擴散到韓國各個階層，使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和國民意識不斷覺醒，民族主義逐漸深入人心。於是，韓國人開始團結起來，自覺抵制日本，日本的貸款政策便被認為是奴役韓國的手段而受到抨擊，以排日聞名的《大韓每日申報》如是寫道：“現今韓國內，伊藤統監之威權與勢力掀動全國之天地，震撼半島之山川，何言不施？何令不行？凡系韓人開明發達上事業，指導啟迪，實屬非難，不候幾日，可奏其效。然不但不為此，反迷亂韓人之精神，結縛手足之手段，最先一千萬元借款之計劃，陷此韓國於債藪之中”。這種對日本的抵觸情緒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后，終於在1907年初演變為全民性的排日愛國運動——國債報償運動。

1907年1月29日，韓國慶尚北道大邱的一家出版社廣文社召開特別會議，會議上該社副社長徐相敦（基督新教信徒）提議全國同胞戒煙以還清1300萬國債，該提議得到社長金光濟及成員的一致贊同，於是他們發布了“國債報償運趣旨書”，揭開了“國債報償運動”的序幕。趣旨書寫道：

“夫為臣民者，仗忠尚義，則國以之興，民以之安；不忠無義，則國以之亡，民以之滅。非但於古今歷史上班班有據，現今歐洲中其所富強者及自底滅亡者，莫不由乎忠義仗尚之如何也。歷代之古、歐洲之遠尚矣，而顧我東洋之切鄰近事，尤有所目睹者，即日本是也。向與清、露（指俄國）開仗也，以小勝大者，兵有敢死隊、有決死隊，血雨肉風，赴若樂地。在家之民捆屨鬻佩，女子則收聚指環，以資兵費，竟成東西歷史上創有之絕大偉功。其威武光榮，振動環宇，此即五千萬民族之個個是熱心血誠、出於忠義故也，豈非欽嘆效慕者乎？

嗚呼！我二千萬同胞迨此民國危難之會，無一人決心，無一事籌劃，只添我皇上之宵旰孔憂，袖手岸視，以致滅亡，可乎？試觀近世新史，國亡民族之隨以滅絕，即埃及、波蘭、越南，皆不為征，只知有身家，不知有君國，則此乃自陷自滅也。及今淬勵精神，奮發忠義，果非其時乎？今有國債一千三百萬元，即我韓存亡之關係也，報則國存，不報則國亡，理所必至。而現自國庫，勢難辦報，則三千里疆土，終非我國有民有者矣。土地一去，非徒復之無術，烏得免越南等國之民族乎？一般國民之於此債款，以義務言之，不可曰不知；以時勢言之，亦不可曰不報。第有報償之一道，能不勞不力而自成鳩財之策矣：就使二千萬同胞限三個月廢止南草吸煙，以其代金每名下每朔二十錢式徵收概籌，庶可為一千三百萬元。設有未充，應有自一元、十元至百元、千元拔例出捐者矣。人民之於當然底義務，有此暫時決心，比於日本決死隊、捆屨民、收環女之事，則孰重孰輕、孰難孰易乎？嗟我二千萬同胞中，苟有一毫愛國思想者，必不攜貳矣。鄙等職在發起之地，故敢此馳函警告，繼之以血伏願，為我大韓臣子之僉君子覽，即以言以書，轉相警勸，俾無一人不知之弊，而期於實施，上以報答聖明，下以維持疆土之地，幸甚。”

1907年2月21日，徐相敦、金光濟又在大邱創設了“斷煙會”，正式將國債報償運動付諸行動。3月9日，他們又在在大邱創設了“國債志願金收合事務所”。他們的號召與行動通過《大韓每日申報》、《皇城新聞》、《帝國新聞》等報刊迅速傳遍全國，並得到各界的積極響應。1907年2月22日，大韓帝國首都漢城（今首爾）的金成喜、劉文相、吳榮根、金相萬、高裕相、朱翰榮等知識分子組織了“國債報償期成會”，隨後又湧現了西道義城會、國債報償夫人會、國債報償斷煙會、忠清北道沃川郡義務會、東萊府國債報償一心會、國債報償海西同情會、黃海道殷栗郡國債報償會、慶南贊成會、忠南禮山郡義捐金募集所、節用同盟會、漢北國債報償關西同盟、平壤國債報償會、湖西國債報償期成義務社、錦山郡國債報償同盟、國債報償義務所、慶南愛國會、忠北永同郡國債報償會、濟州斷煙義成會、載寧郡報誠所、國債報償慶南會、昌原馬山港國債報償義捐所等數十個國債報償運動的分支機構。《大韓每日申報》、《皇城新聞》更是每號登載捐款消息，為國債報償運動宣傳助威。史載當時“新聞四騰，舉國響應，上自萬元、千元，下至十錢、二十錢，勿拘多小，勿許勒派，揭告報章，雪片相續” ，足見當時全民捐款的盛況。

隨著國債報償運動的形勢迅速進展，各個分散的國債報償機構亟需聯合，於是在1907年4月8日，國債報償運動的領導者們在《大韓每日申報》社內開會，決定設立名為“國債報償志願金總合所”的總機構，與此同時“國債報償聯合會議所”在大韓自強會會館成立了，兩會在同年5月進行協商，決定聯合會議所掌管國債報償運動中一般同胞的指導方針，志願金總合所負責保管各處募金。

國債報償運動席捲了韓國各個社會階層，而情況各有不同。上流社會中，高宗皇帝李熙是最先響應的，他在國債報償運動興起不久就說：“哀我赤子，為報償國債，募集煙價，朕不可吸煙。”而後前參政大臣金聲根捐金百元，閔泳韶、李鍾健、韓圭卨、沈相薰、趙東潤、李愚冕、趙同熙等高級官僚亦受皇帝感召，組成了戒煙同盟，以呼應國債報償運動。而後又傳出閔泳徽決定捐獻10萬元的消息。但總體來說，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的響應是很消極的，時人記述：“然其應之者，政府大官、京師士大夫及富商大賈，無一人而應捐；其狂呌悲涕、大聲疾呼，汲汲如不及者，氓隸佣丐之流反多矣。”就略顯誇張地反映了這種狀況。《大韓每日申報》也曾報道過一個普通商人捐錢70多元，而某富商反而付之冷笑、不捐一分的兩個對比事例。

與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形成對照的是中下階層的積極參與。當時的愛國啟蒙團體與學會、各大報刊媒體無不為國債報償而奔走，漢城的官立英語學校、普光師範學校、蛤洞私立學校及安岳公立學校、仁川濟寧學校、慶州雞林學校、水原公立普通學校、文化郡文化學校、陽川郡公立普通學校等學校師生參與義捐，漢城兩班貴族家的床奴、針工等奴婢階層捐款的也有不少。楊根郡一名樵童捐出了賣柴所賺的3元錢，白丁（屠夫）金三用捐了40錢，漢城屏門的勞動者為捐獻國債報償金而集體戒煙，人力車夫也多次捐款。此外，下級官僚、儒生、各門中、婦人會、軍人尉官以下士卒、各洞單位、親睦會、僧徒、耶穌教堂等社會中下層人士的參與也非常踴躍。海外日本、俄國遠東和美國等地的留學生或韓僑亦積極呼應國債報償運動。伊藤博文曾指出由於國債報償運動的興起導致日本的一些針對韓國的煙草產業遭到打擊，其成果可見一斑。

國債報償運動中的一大亮點是女性的積極參與。在國債報償運動剛興起時，大邱就出現了南一洞佩物廢止婦人會，號召全體韓國婦女獻出身上的佩飾，為國債報償運動儘力。隨後又興起了婦人減餐會、大安洞國債報償夫人會、釜山港佐川里夫人會減膳義捐會、三和港佩物廢止夫人會、國債報償婦人會、宣川義城會、國債報償脫環會、安城場基洞婦人會募集所、晉州愛國婦人會、濟州島三徒婦人會等婦女國債報償機構。此外兩班妻妾、醫女、妓生、女學生、寡婦等也紛紛捐獻自己的首飾、戒指或錢財。在韓國社會中一直處於依附地位的女性以獨立的姿態參與國債報償運動反映出了愛國啟蒙運動期間的婦女解放潮流。

日本殖民機構韓國統監府一直密切關注國債報償運動並高度警惕。在1907年3月，統監府農商工務總長木內重四郎向統監伊藤博文報告說：“昨今當地（漢城）發起了國債報償期成會，其幕後受控於青年會（YMCA）、自強會（大韓自強會）等團體，宮中似又暗中寄予同情，裴說（E.T.Bethell，英國人）主筆的《大韓每日申報》亦大力鼓吹。隨之一般人心對其大為歡迎，廣泛響應義捐金。該運動其目的為標榜還清現政府負擔的日本國債1300萬元，而內容無疑是意在恢復國權的一種排日運動。” 1907年6月，伊藤博文又向日本政府報告稱韓國的愛國啟蒙團體“在國債報償會的名義下煽動愚民，在各處進行集會，或廣興演說、討論、印刷物，陳說國債償還之必要，暗中策劃勃興排日思想之手段。”由此可見，從國債報償運動一開始，日本人就將其定性為排日運動，但他們又認為“這只是一時情熱而狂奔之輩的輕舉，此種狀態不會長期持續” ，所以沒有立即予以鎮壓，而是冷眼靜觀事態發展，再適時予以打擊。

結果自1907年6、7月間，國債報償運動內部就頻頻曝出貪污醜聞，勢頭有所減弱。 1907年12月，國債報償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吳榮根被李東輝、鄭永澤等爆料貪污捐款而被抓捕，出獄后又遭其他參與者的毆打。日本人抓住國債報償運動公信力下降的狀況，捏造所謂的“國債報償義捐金消費事件”，由警務總監丸山重俊在1908年7月10日逮捕了《大韓每日申報》的記者梁起鐸，控訴他與《大韓每日申報》的老闆裴說私自挪用了3萬元國債報償捐款。消息傳出后，輿論嘩然，國債報償運動內部是充滿了動搖和疑慮，國債報償聯合會議所會員李康鎬曾宣稱要暗殺裴說。經過4次審判以後，日本認定裴說為主犯，而梁起鐸則因證據不足而在1908年9月29日無罪釋放。日本通過“國債報償義捐金消費事件”，既破壞了國債報償運動，使其一蹶不振；又收拾了以排日聞名的《大韓每日申報》，進一步掃清其吞併韓國的障礙。

一般的說法是國債報償運動3個月後的1907年5月就募集到了231萬元。但這一數據與當時的官方統計數據有很大差異，伊藤博文報告稱1907年4月末募金為164,200餘元，一年後的1908年4月30日的數據則是143,542元33錢，3個月後統監府調查的募金數據是《大韓每日申報》社36000餘元，國債報償志願金總合所42308元50錢，《皇城新聞》社8200餘元，《帝國新聞》社8420元6錢，《萬歲報》社359元，《國民新報》社55元，國債報償期成會18700元22錢5厘，合計187,842元78錢5厘，此外還有未統計數據的女子教育會保管金和安東婦人會保管金。 1910年“國債報償金處理會”統計的各處募金為159,253元99錢9厘。總而言之，國債報償運動的募金應不會超過25萬元。

國債報償運動是韓國近代史上的首次全民性的排日愛國運動，屬於愛國啟蒙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愛國啟蒙運動的一大成果，可以看做是對日本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從其動機來看，這是一次力圖通過韓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守護國家主權、克服民族危機的愛國運動；從過程來看，韓國的社團、媒體與各階層人民形成了一個有機體，使這次社會運動得以充分動員並全面展開；從其廣泛性來看，反映出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已在韓國深入人心；從其自發性來看，反映出當時韓國民眾的國民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次運動初步展現了韓國人的團結與凝聚力，具有相當深遠的歷史意義。如今在國債報償運動的發祥地——大邱設立了國債報償運動紀念公園，並年年舉行紀念儀式。國債報償運動90年後的亞洲金融風暴之際，韓國民眾掀起的獻金愛國運動可以說是國債報償運動的傳承。

但是，國債報償運動可謂是虎頭蛇尾，其局限性相當大，並沒有實現3個月還清1300萬元借款的目的，所募集的捐款與之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一般將國債報償運動的失敗歸咎於日本的鎮壓，但考察實際情況，更多問題出在韓國人自己身上。首先，韓國的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反應消極，制約了國債報償運動的效果；其次，領導國債報償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經濟基礎還很脆弱，後勁力量不足，導致該運動持續性不強，難以維繫；第三，國債報償運動的領導者管理不善，屢曝貪污醜聞，使其內訌滋生，公信力下降。正是由於這些局限性，日本人略施小計、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彈壓了這次運動。總之，雖然國債報償運動是愛國啟蒙運動的一個成果，但要實現愛國啟蒙運動的目標即養成實力與開啟民智還有很長的路，所以國債報償運動無法取得成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其所彰顯的精神卻被不斷發揚光大，成為韓國一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