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泳徽

閔泳駿（閔泳徽）是朝鮮肅宗時期的重臣閔蓍重的7世孫，系閔斗鎬之子，咸豐二年壬子（1852年，朝鮮哲宗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生，光緒三年（1877年，朝鮮高宗十四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除授檢閱后，歷任注書、兼說書、正言、副修撰等職，憑藉閔氏外戚身份參政。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壬午兵變”時曾作為閔姓外戚的重要人物而被起義軍民破壞了家宅，自己也出逃外地。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發生甲申政變，閔泳駿曾請求清軍駐朝將領袁世凱出兵鎮壓開化黨，之後閔泳駿和袁世凱關係密 切，並透過他的幫助而掌握實權，於翌年升任禮曹判書，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又升任參議內務府事、都承旨。當時他與閔泳煥、閔泳韶、閔泳達並稱“閔氏四巨頭”，是驪興閔氏外戚干政的代表人物。

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5月，閔泳駿被任命為駐日辦理大臣，成為朝鮮王朝第一批駐外使節，在他出行前閔妃為他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歡送宴，象徵著他在閔氏中高貴的地位。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初歸國后，於翌年被任命為平安道觀察使，光緒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又被任命為知經筵事、江華府留守、協辦內務府事。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回京任刑曹判書，此後歷任禮曹、工曹判書，併兼任漢城府判尹。光緒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由經理使兼吏曹判書升任練武公院辦理。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任內務府督辦、統營使、宣惠衙門堂上，翌年任兵曹判書、親軍經理使、議政府左贊成。

閔泳駿是繼閔泳翊之後閔氏外戚的首腦人物，他得到了袁世凱的支持，又深受閔妃的寵愛，自己也很會討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和閔妃的歡心，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權貴，亦是事大黨的代表人物之一。但閔泳駿貪污腐敗，賣官鬻爵，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滿。史書記載：“泳駿以聚斂固結人主，專權既久，四方輻湊，百姓鼎沸，府第之閎麗，姬妾之淫侈，傔從之豪縱，自有勢道以來所創見。而田園租稅至百萬石，以三國甲富登播於中國新聞紙，其亦丑矣。”對於閔泳駿的惡行，他的後台袁世凱並非不清楚，袁世凱曾向清廷這樣報告道：“妃從堂侄閔泳駿有肆應才，知韓君妃利欲熏心，每以聚斂生財等計立效獻媚，韓理財諸臣罕能及者。……所有國內財政、進退官吏及諸要政，皆由泳駿操其柄，其君妃賣官鬻爵，亦悉由泳駿經手。權勢熏赫，門前如市，不特舉朝無足與衡，即議政相臣亦屏息以聽。惟聚斂已久，眾怨叢歸，韓王以貪瀆聲聞，心亦漸厭，特以妃故，卒無如何。”由於閔泳駿是“事大黨”，效忠中國，唯袁世凱馬首是瞻，所以即便他臭名昭著，袁世凱依然利用他以控制朝鮮，終於闖下彌天大禍。

閔泳駿也不是沒有一套治國的方法，面臨朝鮮社會動蕩、民亂不斷的局面，他大力提倡恢復古禮。他主政平壤時，就編了《鄉禮三選》一書，而後又在全羅道、慶尚道等地推廣鄉約和鄉飲，但地方官不顧民眾感受，強制施行，反而激化了民怨，也沒有抑制住社會矛盾的爆發。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時，東學黨發動甲午農民戰爭，起義軍勢如破竹，連勝官軍，並在四月二十八日攻佔了全羅道首府全州，直逼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東學黨提出了“盡滅權貴”的口號，又在給官軍將領洪啟薰的呈文有“上奉國太公”之語，使人們猜測閔氏政敵——興宣大院君和東學黨有勾結。時任兵曹判書兼宣惠衙門堂上的閔泳駿感到末日已到，想去找袁世凱求援，高宗和閔妃也鼓勵他去與袁世凱聯絡。但閔泳駿又有些猶豫，因為他害怕清朝軍隊一旦來朝鮮以後，日本會借口《天津會議專條》出兵朝鮮，引發更大的禍亂，就把這些憂慮當面對閔妃說。閔泳駿話還沒說完，閔妃就將東學黨的呈文扔給閔泳駿，呵斥道：“庸奴！吾寧作倭俘，不忍復當壬午事，我敗汝輩滅，毋多言！”結果閔泳 駿就頻繁和袁世凱接洽，商討借兵中國之事，袁世凱爽快地說：“朝鮮有危，吾豈不悉心護之乎？若有難處之端，吾當擔當矣。”閔泳駿聞后大喜，立刻上報高宗李熙。儘管當時朝中金炳始等老臣堅決反對借兵中國，但在高宗和閔妃的支持下，最後決定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陽曆6月3日）正式發函向清政府乞援。

果然，日本海陸大軍也趕到朝鮮，與清軍形成對峙，戰爭陰雲密布在朝鮮半島上空。由於閔泳駿長期以來的貪虐激起了民變，又因其提出借兵主張而惹出了亂子，所以人們對他的新仇舊恨一時激發，不少人主張“剝奪閔泳駿的官位俸祿，沒收全部財產併流放荒島”，更有甚者要求“殺閔泳駿以謝國人”。到五月十八日左右，閔泳駿亦與袁世凱產生矛盾。就連驪興閔氏外戚集團內部也有很多人對閔泳駿極其不滿，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這樣寫道：“諸閔氏之中，閔泳煥、閔泳達兩氏專門反對閔泳駿；閔應植亦不贊助閔泳駿，只要得到機會就試圖奪取其權力，則是昨年以來之事。此次將民亂之原因歸咎於閔泳駿之專恣貪虐者甚多，特別是借來清兵一事，本為袁、閔二氏內定，並為眾所確認，因而愈加歸罪於閔泳駿，以致諸閔爭鬥更加厲害。據探報，清日兩國軍隊之入韓，諸閔皆將其罪歸於閔泳駿並大加斥責，主上姑且為之回護。又聞閔應植、閔泳駿二氏相互爭權，泳達、泳煥、泳桂、泳喆及李憲植等左袒閔應植，而左袒閔泳駿者僅泳奎一人而已。”

在諸多壓力下，閔泳駿被迫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辭去宣惠衙門堂上的職務，閔妃集團的勢力也隨之衰落。到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本軍襲擊景福宮，扶植興宣大院君上台執政，閔妃集團徹底垮台。閔泳駿作為閔氏家族的頭號人物，成為怨府而遭到清算。高宗下旨稱閔泳駿“專事聚斂，歸怨肥己，此不可尋常置之，遠惡島安置”。並命義禁府將他逮捕併發配到全羅道靈光郡之荏子島，後來又批准池錫永的彈劾，要將他與閔妃另一親信真靈君（金昌烈母）明正典刑。但是閔泳駿卻早已逃之夭夭，北上投奔中國，在碧潼郡遭遇清軍炮隊，因為他在任平安道監司時剝削百姓，千夫所指，於是不明真相的清軍將他押往平壤，並被左寶貴等清軍將領拷打，從他身上搜出紙幣30餘萬元，銀子4000餘兩。後來由於現任平安道監司閔丙奭為他求情，再加上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發電阻止，閔泳駿才恢復自由。當年八月，清軍在平壤戰役中戰敗，閔泳駿隨敗軍逃回中國，其間在朝鮮定州一度被日軍擄獲，但又被清將呂本元救出。此後遂躲在中國，投奔閔泳翊。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七月，隨著閔妃集團的重新掌權，閔泳駿也被赦免。閔妃將他與被流放到喬桐島的大院君之孫李埈鎔進行交換，才能使他從中國歸國。同年八月六日（9月24日），閔泳駿抵達漢城，隨後又赴春川鄉第。閔泳駿歸國后，閔妃打算重新起用他為宮內府大臣，並在宮中為他舉行洗塵宴會，然而宴會完畢后就發生了“乙未事變”，閔妃在宮中被日本人暗殺，閔泳駿復權之議也就中止了。九月二十一日（11月7日），金弘集內閣把閔泳駿抓起來，欲加以懲處，被日本特使井上馨勸阻。而後高宗下令閔泳駿“蕩滌敘用”，並負責閔妃葬禮。但閔泳駿去春川蟄居，以求保身。建陽元年（1896年）初，號召“為國母報仇”的乙未義兵運動興起，春川是義兵活躍的地域，風傳閔泳駿為“暴徒”（義兵）主謀者，閔泳駿又急忙進漢城向金弘集辯白此事。不久后的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發生“俄館播遷”事件，金弘集親日內閣倒台，李范晉、李完用等主導的親俄內閣成立。事件僅過3天，閔泳駿與其族人閔炯植就被親俄內閣逮捕，隨後以“豪強品官凌虐百姓”之罪流放喬桐島10年。日本駐朝公使小村壽太郎對此分析道：

“抑今般事件（俄館播遷）之最大目標便在於專為閔后報仇，如閔氏（閔泳駿）者率先黨與之乃當然之事，反倒是對前內閣（親日內閣）辯疏非暴動主唱者之旨，翻過來視其對新內閣（親俄內閣）之舉動，則更無共提攜事之形跡。至於新政府借口其舊惡，處之以流刑，此豈能不令人怪訝乎？而仔細檢討其因由之所以，蓋閔氏不僅對於前內閣的寬大處理迄今猶抱好感，且至事成之日便察覺新政府不能堅固永久地持續；於新政府而言，則恐閔族之餘勢至今未泯，一旦風雲際會，新政府亦無能如之何，不外乎此二點也。由於當初李范晉之輩為運其陰謀、煽動地方之暴民時，先勸誘閔泳駿以通之共謀之事，意外的是閔氏斥之而不與焉，反而對前內閣表現出要身名潔白之舉，從此點來看，足以窺知一端也。而李范晉之輩今雖成就其謀計，組織新之政府，然因閔族首領泳駿、炯植之輩存在，彼等之陰謀輒有暴露之虞，且無輿望、薄權勢之新政府視泳駿等實為隱然一勁敵，因此遂處二氏以流刑也。”

後來在安駉壽等人的努力下，閔泳駿在3個月後被赦免。但安駉壽又勸欲東山再起的閔泳駿低調行事，閔泳駿聽從，此後再未出任實權官職。他歷任中樞院議長、宮內府特進官、掌禮院卿、奎章閣學士，大韓帝國成立后閔泳駿（1901年發生金永准謀逆案，按韓國法律與逆賊重名者須改名，“泳駿”在韓語中與“永准”重音，故於是年改名“閔泳徽”）歷任宮內府特進官、太醫院卿、掌禮院卿、扈衛隊總管、侍從院卿、尚方司提調、表勛院總裁等閑職或虛職，先後被授予勛一等八卦章、太極章、太極李花大綬章等勳章。

光武二年（1898年），閔泳駿捲入了安駉壽的逼宮陰謀，蒙受牢獄之災，後來雖然無罪釋放，但其政治生涯已經遭到沉重打擊，所以他開始投身經濟領域。光武三年（1899年）閔泳駿巨額投資創辦大韓天一銀行（今友利銀行前身），光武十年（1906年）創辦徽文義塾（今韓國名校徽文高中的前身）。與此同時，閔泳駿也轉向親日，他在建陽元年（1896年）8月時就派人告知日本駐朝公使原敬，稱他感激當初日本人力保他的恩德，將欲依賴日本。光武九年（1905年）11月日本強迫韓國締結《乙巳條約》時，百官聯名上疏抗議，閔泳徽被推為疏首，他卻百般推辭，最後由其族人閔泳煥擔當。後來閔泳徽也上了一道反對《乙巳條約》的奏疏，但明顯只是做樣子而已。閔泳煥自殺殉國后，閔泳徽前去弔唁，被人轟走。

隆熙四年（1910年）3月，閔泳徽等人發起“政友會”，自任總裁，主張“韓日親善”。同年8月，《日韓合併條約》訂立，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半島，閔泳徽被授予日本帝國子爵的爵位，后又任中樞院顧問，併發行賣國公債，徹底投靠日本。閔泳徽在日本的後援下，大發橫財，成為了當時朝鮮的大資本家，而且是朝鮮日據時期的首富。在20世紀30年代，壟斷金融、土地和不動產的閔泳徽與壟斷國內貿易的朴興植、經營採礦業的礦主崔昌學、經營棉紡業和土地的地主資本家金年洙並稱朝鮮人中的“四大富豪”，閔泳徽居“四大富豪”之首。後來他於昭和十年（1935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閔泳徽先是親清派頭目，後來成為親日派一員，並且為官貪墨，聚斂財富，頗為世人所不齒，連朝鮮八道的兒童走卒都罵他為誤國罪人、亡國之臣。到了現代，閔泳徽被列入2002年發表的《親日派708人名單》之中，后又被收錄進《親日人名辭典》。2007年，韓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委員會將閔泳徽列入《親日反民族行為195人名單》。2007年8月13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舉行第24次全體委員會，決定將閔泳徽等10名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所擁有的156塊共102.6萬平方米（相當於市價257億韓元，約合2.1億元人民幣）的地皮收歸國有。閔泳徽的後代不服，曾在2004年12月以國家為對象提起訴訟，要求國家認可其在京畿道南楊州市內的1600多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權，但因法院不予受理而放棄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