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①施：施捨。

②世譽：世俗的榮譽。

③紀綱：法度。

④隱心：估量。

⑤庸：豈，哪裡。

⑥守愚：守拙。

⑦臧（zāng）：褒獎。

⑧涅：一種礦物，古代用作黑色染料。

⑨淄（zī）：黑色；變為黑色。

⑩曖曖（ài）：光線不夠明亮的樣子。

⑪硜硜（kēng）：執著，形容淺薄固執。《論語》：“子曰：硜硜然小人哉。”

⑫介：堅固。

不要津津樂道於人家的短處，不要誇耀自己的長處。施恩於人不要再想，接受別人的恩惠千萬不要忘記。世人的讚譽不值得羨慕，只要把仁愛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就行了。審度是否合乎仁而後行動，別人的誹謗議論對自己又有何妨害？不要使自己的名聲超過實際，守之以愚是聖人所讚賞的。潔白的品質，即使遇到黑色的浸染也不改變顏色，才是寶貴的。表面上暗淡無光，而內在的東西蘊含著光芒。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力戒逞強好勝，剛強者必死。淺陋固執剛直，小人卻以此為美德而堅持。君子悠悠，內斂而不鋒芒畢露，別人就難以估摸透啊！君子要慎言，節飲食，知足不辱，故能去除不祥。如果持久地實行它，久而久之，自會芳香四溢。

曾有打車呂延濟題注說崔瑗的兄長崔璋被別人殺了，崔瑗就手刃他的仇敵，然後逃命，被赦免才得以逃脫。於是作此銘來警醒自己，又因為經常放在座位右邊，於是叫做座右銘。

開篇“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兩句可歸結為慎言。 “無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處。儒家將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類，對於小人的短處，不能說，說了會得罪小人；而對於君子，因為君子能夠“吾日省吾身”，能夠不斷地自省自查自糾，所以不必說：正所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

“無說己之長”則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張揚。《道德經》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白矜者不長。”“說己之長”是為了獲得他人的肯定、讚賞，進而獲得利益。這種行為與儒家秉持的觀念相悖。《論語·學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過分強調自己的優點，就會名過其實，從而與作者所提倡的“無使名過實”相背離。無論是慎言人之短還是己之長，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論語·學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訥言即慎言。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與下文“守愚聖所臧”是一脈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說施恩於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銘記在心。《莊子·養生主》中云： “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並不是為了博得好的名聲。“受施慎勿忘”則是一種感恩意識、報恩觀念的體現。兩句中都有一個“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時刻謹記，不可忘卻。

“世譽不足慕”與“謗議庸何傷”兩句則從榮與辱兩個方面闡發作者的思想。無論是讚譽，還是毀謗，都要坦然視之、淡然對之。《道德經》中寫道：“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在作者看來，寵辱若驚不可取，為人應該做到寵辱不驚：為此必須要堅持以正確的人生準則衡量自己的得失，審視自己的言行。仁就是這唯一的“紀綱”。

“隱心而後動”，就是要在行動之前先審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這一標準之後才能行動。 “守愚”也是“唯仁為紀綱”的具體實踐。此外，從“在涅貴不淄，暖暖內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並不是指要愚昧無知．作者所說的“守愚”其實只是外表的愚，內心則要追求一種高潔的人格品質、近墨不黑的獨立節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強凋外柔內剛，以柔取勝：《道德經》中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一句表明為人太過剛強會招致禍患。

在行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說的“慎言”，也要做到“節飲食”。這是因為飲食是物質生活的重要方面，沒有節制，便會貪婪爭搶而要做到這兩點，就要在觀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藝術上有兩點很突出。一是在結構上，每兩句構成一個意思，而且這兩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對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過這種對立、矛盾，突出了主觀選擇的價值和意義，顯示出戛戛獨造的修養和品德來。這樣，全文的結構便由這兩句一意的單元所組成，頗類似後世律詩的結構。二是在語言上，採用五言形式。銘文這種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較正規的場合，開國大典，蓋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傳諸後世。聽以它多採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莊重；叩以《文選》所收銘文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銘》，後有張載《劍閣銘》，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則通篇採用五言形式；確頗獨特。其時五言形式，僅在民間流傳，漢樂府民歌中比較多地採用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裡則不太多見。前此雖有班固《雙詠史詩》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頗為生疏，“質術無文”（鍾嶸《詩品》）。崔瑗採用此式，大概是因為“座右銘”，寫給自己看的，所以顯得比較隨便；而更重要的，是說明了崔瑗較注重從漢樂府民歌汲取營養。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黃坤明：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崔瑗從日常生活中的現象拈出自己做人的原則——唯仁為紀綱，並指出自己做人的方式：外柔內剛，以柔取勝。難能可貴的是，崔瑗不僅以銘文警戒自己，還一生身體力行。這篇《座右銘》已成為他砥礪品格、陶冶情操的一個象徵。

崔瑗，字子玉，東漢涿郡安平人，是漢代著名書法家，尤善草書，師法杜度，時稱“崔杜”。後來張芝取法崔、杜，其書大進，成為漢代草書之集大成者，被譽為“草聖”。對於崔瑗的草書，後世評價很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尊稱“草聖”的書法家。唐張懷瓘《玉堂禁經》：“八法（書法的基本筆法）起於隸字（今楷書）之始，後漢崔子玉曆鍾（鍾繇）、王（王羲之）以下，傳授所用八體該於萬字。“草聖”張芝自雲“上比崔杜不足”。三國時魏人韋誕稱其“書體甚濃，結字工巧”，即書體非常濃密，結字精緻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