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編鐘
出自清乾隆五十五年的樂器
乾隆所鑄的這套金編鐘,共用了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兩黃金,共重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七兩二錢(黃金成分不純)。打破了我國歷代用銅鑄造編鐘的傳統,而這其中最重的是“無射大金鐘”,最輕的是“倍應鐘”,銘文“乾隆五十五年制”。將鍾由低向高排列后,擊之可以演奏出美妙的音樂。
平時,這一組金鐘置於太廟中,遇有朝會、宴享、祭把大典,才拿出來配合玉磐奏樂。古代編鐘、編磬用體量大小區分音律,金編鐘則造型劃一,用厚薄不同來分出音階,每枚鐘面鑄有陽文楷書律名。鐘的圖飾同一,都以突起的紋劃分三段:上段是雲朵;中段較寬,鑄有神態飛動的行龍,龍頭一律向左;下段是對角形雲紋,平均分佈著八個平頭乳釘,是打擊點。金編鐘造型雍容華貴,顯示出宮廷樂器兼禮器的非凡氣派。能用黃金鑄造並能打擊出不同的音色,因而成為精美的樂器,為世間罕有。工藝和文物價值,遠遠超過黃金本身的重量。
辛亥革命后,宣統皇帝沒了尊號,成了溥儀,蜷縮在故宮內,但每年的開支都需要三四百萬兩銀子。“清室內務府”為尋求“財源”,就設法轉移變賣故宮的珍寶和財產。1924年5月31日,經“內務府大臣”溥儀岳父榮源和紹英、耆齡與北京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簽訂貸款80萬銀圓,規定期限一年,月息一分,須有抵押品交付鹽業銀行。
第一筆貸款40萬銀圓,抵押品就是16枚金編鐘。另40萬圓的抵押品,則是八個皇太后、五個皇后的金寶(金印)、金冊(黃金片上鐫刻著冊封文字,用金絲串成折頁式冊子),及金寶箱(金印匣)、金寶塔、金盤、金壺等,另加上金器鑲嵌珍珠1952顆,寶石184粒,瑪瑙碗等45件。
當年,國寶出宮時,是由“公路局長”劉慶山在深夜押運的。路線是出神武門(故宮後門,在景山大街),直接運到東交民巷鹽業銀行外庫。據我看到的老檔案,外庫專派保管員(后升科長)邢沛農負責清點接收。
盜寶出宮的事,隔幾天就在北京城傳開了。我們提訊當年北京鹽業銀行經辦人之一王紹賢(銀行副經理)時,他說,我們為了轉移目標,散布是日本正舍銀行和山中洋行所為。後來,邵飄萍主辦的《京報》正式揭發(先透露的只是傳聞)了這件事,但時間已是1925年2月間了。
此後的十年間,因溥儀無力還款回贖,金編鐘一直保存在北京東交民巷鹽業銀行外庫。但我們去西河沿北京鹽業銀行調查時,賬面上了無痕迹,只發現了該行業務科長1930年7月23日一封自芝加哥寄給岳乾齋的信。其中寫到:“關於編鐘事,前有銷路。故欲知其價額若干,全套幾件?……既知現有諸多問題,對於宣傳須有緩進。”“寧可暫為消極,亦不使風聲外露。”
金編鐘,國之瑰寶。當事人的心跡,於此可見一斑。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淪陷於日敵之手。一時風聲鶴唳,岳乾齋一日數驚。鹽業銀行與溥儀“抵押借款”的行徑,及金編鐘等故宮珍寶,成了鹽行的定時炸彈。經理們研究,先把寶中之寶的金編鐘,轉移到天津法租界的鹽業銀行。這就出現了愛國人士陳亦侯保護國寶的壯舉。但是,鹽業銀行同溥儀間“抵押貸款”的其它珍寶呢?心機深重的岳乾齋,便請示在後方的鹽業銀行董事長,時任國民黨要職的吳鼎昌如何處理。吳鼎昌很果斷地回答:“毀!”
密令一傳到北京,北京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感到喜從天降。因為故宮珍寶中,金編鐘以外的金冊、金塔、寶匣等金器,早已在20年代就送到廊坊頭條的爐房化為金水、鑄成金條了。其餘的珍寶現在可以直接變為自己所有了。但是,他的西堂子衚衕自宅,雖然是一座大四合院,畢竟眾目睽睽,太招人眼目,就以分家為名,將其餘珍寶分別給了幾個兒女。而16枚金編鐘因藏在天津鹽業銀行,又很貴重,保存也妥當,就當做“賬外財產”留給了銀行。
全國解放后,1951年底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鹽行盜寶案被揭發出來,北京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進駐岳乾齋西堂子衚衕檢查,發現了重要線索“岳家子女分家單”,連夜搜查,除岳家國外子女外,查獲封存了千餘件珍寶,有白玉雕山水(高40分米,厚20分米,寬30分米)、青玉枕頭、宋田白觀音,古月軒小罐等國寶級文物。除分家單外,在西堂子衚衕岳家還發現了一張編鐘的照片;經詢問岳乾齋之長子,知為金編鐘之一。當時檢查組的工作人員,北京有公安局李科長、小朱,中央戲劇學院的辛晶麟及鑒定專家史樹青(現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天津有私產科長李國平和我。我負資料整理工作。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播放的《東方紅》樂曲,就是由金編鐘奏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