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臨瀧寺

詩一開始，由眼前所到之地兜起對自己貶途行程的回顧：一路行來，不知不覺離家已經五千里之遙了。作者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中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潮州距長安八千里，這裡似乎是有意呼應似的，以“五千”紀行程，既是里程之計，亦是去國離家憂思之長的形象化，一路上綿綿愁思可知。以“不覺”二字冠頂，頗有分量，表現出作者遭受打擊之後精神上的晃晃悠悠，雖千思百而不得其解的心理狀態，似乎到了臨瀧寺，意識才蘇生，知道自己走了五千里了。第二句寫眼前情事：在這時候，依舊把這又衰老又病弱的軀體拖進瀧水的船中，向南趕路。韓愈給韓湘的詩剖白自己上疏的初衷是“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他這年五十二歲，本不到“衰朽”、“衰病”的時候，但在意想不到的災難面前，頓覺自己又老又弱了。這除了讓人體會到作者一時產生的遲暮之感以外，還感受到他那忠而獲罪、老而無用的深沉感喟。

如果說上兩句從情感的層面上展開抒寫，那麼第三句則從理智層面上展開。距離潮陽還有三千里，詩人自然要揣想去處的情況的，但他卻衝口冒出“吾能說”，真是未到先知。“吾能說”三字有豐富的潛台詞：我心中一清二楚，我不諱言，我不幻想，我不需要自我安慰等等。非罪遠貶的不平之氣、迎接苦難的精神準備、老而彌堅的自信力量、才高而好直言的脾氣，全蘊含進這三個字里了。它振起了全詩，為整個詩篇帶來了力量。在第三句的引發下，末句展示心中想象：那裡面臨南海，大海的霧氣一派陰暗漫，大浪湧起如山，拍打著高高的蒼天。這景象既是迷濛昏暗的，又是雄渾浩大的，正是作者深邃迷茫、昂奮不已的精神氣象的寫照。這就是韓愈，一個冒犯天顏、仗義直諫、攘斥佛老、宏揚儒、以孟軻的繼承人自居的韓愈。美國著名美學家喬治·桑塔耶納指出：“不論真情顯得多麼不快，我們還是渴望知道它，也許一半是因為經驗對我們證明這種求知的勇氣是明達之舉，而主要的是因為自覺無知和畏懼比任何可能的駭人的發現還要令人苦惱。一種原始的本能驅使我們轉過眼睛正視一切在們視野的朦朧邊界上出現的東西這東西愈是駭人可怕，我們就愈迅速地審視它。”（《美感》）韓愈對貶所的無畏想象，正顯示了他對等待自己的折磨的正眼審視。

全詩從回顧行程、感嘆眼前、理念突起、構想未來的順序，寫出心理內容的轉換過程。一、二句低回悵惘，第三句“划然變軒昂”，冰炭充腸，昂奮之音代替了悲涼之調，末句以蒼涼雄渾的美意象挽結，呈現出亦悲亦豪的復調美學風格。過去的詩論家說：“七絕忌用剛筆，剛則不韻”，韓愈卻剛筆柔筆並用，收到了良好效果。韓詩採用高音調、硬線條以打破平滑圓熟詩風的審美追求，在宣洩激昂不平的情緒上，是有表現力的。

【南宋】楊萬里《誠齋詩話》：初學詩者，須學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硬。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清】朱彝尊《批韓詩》：朱彝尊曰：妙處全在“吾能說”三字上（“潮陽未到”句下）。

【清】蔣抱玄《評註韓昌黎詩集》：調高字響，亦悲亦豪。

【唐】皎然《詩式》：此詩愈謫潮州途中所作。按愈至藍關示侄孫湘云：“夕貶潮州路八千。”則至此計自家至戍所，路已過半。首句言離家已遠，二句言仍待進發，“仍將”二字與上“不覺”相對，句法流動。三句從題後轉變，四句發之，如是彌見精神。凡做詩亦忌十成門面話，以斷不能有興趣也。此首後半未到潮州，而先說潮州之景，有一字涉門面否？凡行旅間作亦可以隅反。

韓愈於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上書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處死刑，因裴度、崔群等力爭，乃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韓愈貶官赴潮陽途中，經過臨瀧，有感於離京城遙遠，年衰多病，故而心境蒼涼。從長安赴潮州途中寫遷謫詩多首，這是經過臨瀧縣（今廣東曲江縣）佛寺時寫的一首絕句。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文公”。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