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第一大港

我們可以從許多文獻中，看到當時泉州港“舟車輻輳，舳艫相接”的盛況。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忽必烈之命，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就是從泉州揚帆出海的。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奉其國王之命來華，也是從泉州港登陸的。他在遊記中盛讚當時的泉州港，認為是他平生所見的最繁榮的商港，港元內經常有大船百條，小船無數，乃天然之良港！元代的文人是這樣描寫泉州的：“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運物，弄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

這裡所說的泉州港，包括泉州灣、深滬灣和圍頭灣諸港，而以後渚港為主。后渚港位於泉州灣內，西北距泉州城十公里，地理形勢險要；西北有桃花山支脈作天然屏障，是瞭望與防衛炮台的所在地，東面與惠安的白沙、白崎二海岬隔海相望，向外有晉江石湖與惠安琅山、秀塗成鉗形對峙，東北有洛陽匯出海口處的小洛陽海，西南即晉江的出海口，水陸均可到達晉江、泉州、惠安、南安諸縣市，而且水深港闊，交通便捷，在當時的條件下，成為“梯航萬國”的天然良港和海防要地，絕非偶然。

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仕元十七年，經常出使鄰國並巡視全國各地。他於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921年）奉忽必烈之命，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從泉州的后渚港出海歸國。歸國后，寫了《馬可波羅遊記》，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文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這個遊記中，泉州是他介紹的重要城市之一。馬可波羅此行是從行在（杭州）出發，經信州（江西上饒）進入福建，然後從格陵（建寧）、武干（尤溪）、溫敢（永春）而後到達泉州的。這時，泉州正處在對外通商貿易的全盛時期，外國商人、傳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亞非各國商船也頻繁出入，一片繁榮景象。馬可波羅說，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運載的胡椒，一般的國家每次只運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則有船舶萬餘”艘，其繁榮興盛可與亞歷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剌桐緞”暢銷於南洋、印度和歐洲。迪雲（德化）製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泉州的對外貿易盈利很高，政府可獲得巨額稅收，是元朝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那時，泉州等地還使用紙幣，是重要的流通媒介。

馬可波羅還注意到泉州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均甚為流行。在民間所見的大都是“偶像教徒”，這大概是指佛教而言。這與泉州古稱“泉南佛國”可謂不謀而合。

在經過溫敢（永春）、迪雲（德化）時，馬可波羅印象頗深。他說永春“製糖甚多”，除供應本地居民外，還運往漢八里（北京）“以充上供”、可見在那時，永春的製糖業是相當發達的，在德化，馬可波羅注意到那裡流行的方言，只有當地人才能理解，雖然寫成文字就可看懂，但在外人看來則充滿了神秘感。

馬可波羅離開泉州后，一路上歷盡艱辛，輾轉了二年多才到達目的地——波斯，而後又海陸兼程，於元元貞一年（公元1295年）才到達了久別的故鄉義大利的威尼斯。

如果說，剌桐港在唐代嶄露頭角，已經成為中國四大商港之一；那麼，到了宋元，剌桐港的艨艟巨舶則穿越滾滾洪濤，生機勃發地進入一個鼎盛時期。宋人謝履的《泉南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描述對外通商貿易的繁榮景象。

宋代的泉州海外交通，暢達東、西大洋彼岸。宋時泉州與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到了元代則發展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謂“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當時從這一海上通商門戶進口的商品主要是珠寶、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泉州名產剌桐綢緞、瓷器、茶葉和銅鐵器為主。剌桐港極盛時期的能商貿易非常活躍，到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市舶稅利高達100萬緡，在國庫財政收入中佔有可觀的地位。

是一種什麼樣的神奇魅力，把古泉州人的目光從黃土地引向藍色的海洋，開始到茫茫大海上去尋找新的生存發展道路呢？要解開這個歷史之迷，不能不探究剌桐港鼎盛的成因。

其一是特殊的地理環境提供得天獨厚的優勢。泉州座落於晉江下游北岸，東臨大海，與台灣一水相隔。泉州灣海岸線曲折漫長，水道深邃，擁有“三灣十二港”，足以吐納自如地任由中外商船出入，具備一個天然良港的基礎。

其二是通往內地的水陸交通也較為便利，當地物產資源豐富，擁有享譽遐邇的名牌產品，而長江下游內陸腹地也可源源不斷地供應充足的貨物，這就為中外客商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了可觀的市場和商品。

其三是社會安定，民風純樸，比起當時中原戰亂迭起、百姓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社會現實，古泉州真可稱為一塊不可多得的黃金寶地。

其四是泉州造船業的發達和航海技術的高超，羅盤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外商船可以比較安全地進出剌桐港。

其五是朝廷重視對外通商貿易，頒令保護外國商人，並設立市舶司機構，委派得力官員執掌吏治與海關、稅務。

古港勃興的原因可能還有許多，而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則是：濱海而居的泉州先民，顯然揉合了古越人的機智靈活和北方人的剽悍驍勇，因而形成了一種富於開拓精神的襟懷和敢幹闖蕩江海的膽識與氣魄。他們衝破狹隘的本土觀念的樊籬，無所畏懼地跨越驚濤狂瀾跋涉荒島絕域，成為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驅者。

在宋元時代，因為對外交通貿易的空前繁榮，到泉州來經商、傳教、創業、致仕及至長期定居的外國人，數以萬計，諾大的泉州城，到處可以看到外國人蓋的宅第、開的店鋪、建的教堂、廟宇，就連城外一帶，也隨處可以見到他們的墓葬群，叢集密布，比比皆是。因此，把當時的泉州，看作蕃漢雜處的“國際城市”，是不會過分的。

當時，來泉州的外國人，以阿拉伯人居多，其次是波斯、印度、印尼及東南亞一帶的人。他們多數集中居住在商業繁盛的城南一帶，所以這一帶當時被稱為“番坊”。中國政府對居住這裡的外國人關懷備至，讓他們以民主的方法推舉“番長”，以管理外僑內部事務，協調其利益，還為政府承擔招徠外商，發展貿易的使命。

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國人，與泉州人民友好相處，互相扶持，興辦各種事業，對泉州的發展做出貢獻。北宋雍熙年間（公元984——987年）天竺僧羅護那航海到泉州，“竟搞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剎於城南”。有些比較富有的外國人，視泉州為第二故鄉，以其雄厚的資財，從事泉州的建設，幫助泉州當局解決困難。南宋淳熙年間（公元1174——1189），泉州奉上之命造船，晉江知縣苦於經費無措，準備辭職。後來，因為得到“諸番寓居者義之，咸助其役”，結果出現了“艦就而民不知”的奇迹。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2年）僑商還出資大修城垣，使得泉州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成為那個時代的驕傲。

那些定居下來的外國人，有的與泉州人通婚，生男育女，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驅。泉州民間素有“半南番”一語，就是專指這些中外混血兒的。外國人還在泉州東門和南門一帶，建立公墓，“以掩胡賈之遺骸”，——並得以長期保存，雖改朝換代，亦不毀棄，成了後代研究泉州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