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

三國時代曹丕著作典籍

《典論》是最早的文藝理論批評專著。三國時代曹丕所著,寫於曹丕做魏太子時期,原有22篇,后大都亡佚,只存《自敘》《論文》《論方術》三篇。

內容簡介


典論
典論
曹丕的《典論》是一部有關政治、文化的論著,全 書大概在宋代亡佚,今僅存《自敘》、《論文》兩篇較為完整。《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出現的一篇文學專論,也是漢魏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它論述了文學批評的態度、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文體的區分、文學的價值等頗為重要的問題。所論的“文”是廣義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學作品在內,涉及了文學批評中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雖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對文學的價值的重視:“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說,其一為“立言”(見《左傳》)。但這主要指政治與倫理方面的論著,與文學並無多少關係。曹丕所說“文章”,則包括詩、賦在內。其實,文學——特別是偏重抒情的文學,很難說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但曹丕這樣說,就把文學提高到與傳統經典相等的地位,這對文學的興盛,當然是有意義的。
《 典論》的篇目都是以二字命題的,如《奸讒》《內誡》《酒誨》《自敘》《論文》等等。這是兩漢以來的通則,如揚雄的《問神》、王充的《對作》。曹丕在典論中對“建安七子”進行評論,指出各的長處與短處。曹丕提出作家的氣質不同會導致作品的風格有異,亦即“文氣”的概念。原文為“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他重新提出東漢桓譚的意見。“文人相輕”,是他自己的創見。曹丕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文人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道路。
《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岳,山寇暴於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綉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后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將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勛、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固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剿,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后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難吾與袁伯業 耳。余是以少涌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論文》
[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話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於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樂榮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 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
《論方術》
潁川郄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 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 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后 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 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 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葯數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榮言其屍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各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台令史,與 劉珍等共撰《漢記》。(點校按,此條與“建安諸序”重複)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創作背景


根據史料記載,曹丕與父親曹操及卞太后關係不及弟弟曹植楊修等人又不斷稱讚曹植之文采,皆不利曹丕爭嗣。因此曹丕藉此書使曹操另眼相看。建安以前,文學地位並不獨立。當時,揚雄竟斥漢賦為“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丕在 典論呼籲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那時這種“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脫離功名的心態。曹丕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稱頌詩賦,使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歷史記載


根據《三國志》及《魏書》記載,曹丕寫成《 典論》以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胡沖《吳歷》亦夫提到曹丕“以素書所著《 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魏志》又記載,後來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及大學,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後人都很重視這部《典論》。

涉及問題


一是對“建安七子”進行評論,指出各的長處與短處;
二是在論述文學和評論作家時,提出了“文氣”的概念,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謂:“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他所說的氣,大體是指作家的氣質。作家的氣質不同,所以作品的風格有異;
三是關於文體的區別:“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說詩賦的特點是“麗”,既反映了建安文學的新風氣,也預示了此後文學的大趨勢。
這幾方面的內容,即作家評論、作家的氣質與作品風格的關係、文體的區分,都是以後文學批評中重要的課題。

作品鑒賞


典論·論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論。《典論》是曹丕做太子時候寫的一部專著。據《三國志》注引《魏書》說,曹丕寫成《典 論》后,“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又引胡沖《吳 歷》雲,曹丕“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據《魏志》載,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 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及大學,共有六碑。說明曹丕本人及其後人都很重視這部《典論》。《典論》全書大概到宋代已經亡佚,今存完篇只有一篇《自敘》和這篇《論文》。曹丕在本文中,批評了兩漢以來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了文學應享有獨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其中涉及到:文學 的價值問題,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問題,文體問題以及文學批評的態度問題,等等。曹丕將文學的價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擺到了與事功並立的地位。這是對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傳統思想的補充、完善和發展,把“立言”的內容豐富了,從而突出強調了文學的“經國”作用和“不朽”意義。在作家個性問題上,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氣為主’的論斷,並且作了具體論述。“文氣”說遂由此發端,逐漸發展成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對後代影響很大。對於文體問題,曹丕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異”的觀點,說明各種文體既有共同的原則、共通的東西,又有具體的規則、不同的要求,所以既要研究其一般的規律,也要注意其不同的特 征。曹丕抓住了“本”與“末’的關係來談文體問題,有辯證的觀 點,同時也糾正了前人只限於本而不及其末的片面認識,是很有創見的。後世之文體研究,如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等,大略從此肇端。關於文學批評 的態度,田是立足於實際,批評了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貴遠賤 近,向聲背實”,二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都具有針砭現實的作用,同時還具有相當的概括性.所以一千多年來常被人們引《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對文學全面提出了嶄新的觀點,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其中論述到有關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雖是提綱摯領式的,未及全面展開,但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劉勰在評論曹丕的才情時說,“樂府清越,《典論》辨要”(《文心雕龍。才略篇》),以“辨要”二字概括《典論·論文》的特點,是非常準確的。它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吳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