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漢江

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⑴漢江：漢水。長江最大支流，源出陝西，經湖北流入長江。

⑵嶺外：五嶺以南的廣東省廣大地區，通常稱嶺南。唐代常作罪臣的流放地。書：信。

⑶來人：渡漢江時遇到的從家鄉來的人。

流放嶺南與親人斷絕了音信，熬過了冬天又經歷一個新春。

越走近故鄉心裡就越是膽怯，不敢打聽從家那邊過來的人。

此詩一說作於宋之問神龍二年（706年）途經漢水時。宋之問媚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武氏去世后，徠唐中宗將其貶為瀧州參軍。瀧州在嶺南，唐時屬於極為邊遠的地區，貶往那裡的官員因不適應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生活習俗，往往不能生還。神龍元年（705年）十月宋之問過嶺，次年春即冒險逃回洛陽，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時寫下了此詩。

另一說，此詩是李頻由貶所瀧州逃歸洛陽，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漢水）時所作。

此詩前兩句追敘貶居嶺南的情況。貶斥蠻荒，本就夠悲苦的了，何況又和家人音訊隔絕，彼此未卜存亡，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冬歷春，捱過漫長的時間。詩人沒有平列空間的懸隔、音書的斷絕、時間的久遠這三層意思，而是依次層遞，逐步加以展示，這就強化和加深了貶居遐荒期間孤孑、苦悶的感情，和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斷”字“復”字，似不著力，卻很見作意。此詩人困居貶所時那種與世隔絕的處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歷歷可見，鮮明可觸。這兩句平平敘起，從容承接，沒有什麼驚人之筆，往往容易為讀者輕易放過。其實，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這個背景，下兩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第三、四兩句描寫詩人逃歸途中的心理變化。“近鄉”交代詩人因長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離貶地，走近家鄉。所謂“情更怯”，即愈接近故鄉，離家人愈近，擔憂也愈厲害，簡直變成了一種害怕，怕到“不敢問來人”。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詩人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詩人貶居嶺外，又長期沒有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家人由於詩人的牽累而遭到不幸。“音書斷”“復歷春”這種思念隨著擔心同時的到來，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裡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情更怯”與“不敢問”更能體現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詩人便會愈發憂慮，發展到極端，這種憂慮就會變成一種恐懼、戰慄，使之不敢面對現實。

詩人正是這樣逼真地再現了特殊境遇下，對家人的入骨關愛，吟詠出入類心靈的良善韻律，從而引起了千古的共鳴。只是這種境遇的造成，詩人不能辭其咎。在這一點上，後來杜甫的“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述懷》）寫戰亂中擔憂家人，至於不敢面對吉凶未卜的“消息”。則更有時代感，更耐人尋味。

此詩有巧妙的抒情藝術。詩人用逐層遞進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後，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傾訴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這種高度簡潔的抒情手法，使詩歌以最省略的語言，獲取了極為深遠的藝術效果。

明代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實歷苦境，皆以反說，意又深一層。”

清代朱之荊《增訂唐詩摘鈔》：“‘怯’字寫得真情出。”

清代李鍈《詩法易簡錄》：“‘不敢問來人’，以反筆寫出苦況。”

清代沈德潛《唐詩別裁》：“即老杜‘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意。”

清代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貶客歸家心事，寫得逼真的絕。”

清代施補華《峴佣說詩》：“五絕中能言情，與嘉州‘馬上相逢無紙筆’同妙。”

宋之問（約656—712），唐代詩人，一名少連，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陽）人，一說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人。高宗上元二年（675年）進士，官至考功員外郎。曾先後諂事張易之和太平公主。睿宗時貶欽州，賜死。詩與沈佺期齊名，多歌功頌德之作，文辭華靡。放逐途中諸詩則表現了感傷情緒。律體形式完整，對律詩體制的定型頗有影響。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宋之問集》。

李頻，唐代詩人，字德新，睦州壽昌（今屬浙江）人。少時以詩著稱。大中八年（854年）進士，調校書郎，為南陵主簿，遷武功令。後為建州（今福建建甌）刺史。卒於官。其詩多為五律。詩集本名《建州刺文集》，又稱《梨岳集》），《全唐詩》存其詩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