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

初唐 chū táng

1．唐詩的四個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歷史學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作為分界線，把唐代社會歷史分為前後兩大時期。然而，一方面，唐詩的發展與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詩作為展現唐代詩人心靈奧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的一種文學形式，它的發展又與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盛衰有著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詩史學者根據唐詩發展的特殊情況，習慣上把唐詩的發展分為這四個時期。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志仍六朝、初唐余習也。”——清·方苞《書柳文後》

“即其比興一端，能使漢、魏、六朝、初唐騷人墨客，勃鬱幽芬於情文繚繞之間。”——清·魏源《〈詩比興箋〉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參見詞條唐朝。如：他專門研究初唐的政治經濟狀況。

唐朝皇室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也有經史學家考證應為趙郡隆慶李氏之後，屬於關隴集團之一，與北周皇室和隋朝皇室的關係密切。其先祖為南北朝時期的李虎，他因功被封為西魏北周的八柱國家之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封李虎之子李昞為唐國公，後由李昞之子李淵繼承爵位。李淵受隋煬帝重用，於616年被派為太原留守，但隋煬帝對他也不放心，派王威與高君雅監督之。

隋朝在大業年間，由於隋煬帝過度使用國力與三征高句麗的失敗，使得各地民變不止，史稱隋末民變。李淵見天下大亂，隋朝的滅亡不可扭轉，便生起取而代之的念頭。617年李淵殺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造反。不久，李淵率諸子眾將攻破守備關中的屈突通，佔領隋都大興城。李淵擁立楊侑為帝，是為隋恭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自任大丞相，進封唐王。而在揚州的隋煬帝，他心灰意冷，不願返回關中，最後於618年的江都政變中被宇文化及等叛軍殺害。李淵藉此機會，於同年五月迫使隋恭帝禪位，建國唐朝，即唐高祖。都城大興改名為長安，封嫡長子李建成為太子、嫡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嫡四子李元吉為齊王。

李淵建立唐朝后以關中為基地逐步統一天下。在入主關中前，先派使吹捧佔據河南的瓦岡軍李密，使其成為東方的屏障。入主關中后，派李世民平定西北金城的薛舉、薛仁杲，派唐使安興貴、安修仁生擒武威的李軌。620年派李世民擊敗入侵河東（今山西省）的劉武周、宋金剛。而後洛陽鄭帝王世充與河北夏帝竇建德宣布結盟，聯合抗唐。622年李世民擊潰聯軍，俘竇建德，王世充投降。竇建德的余部劉黑闥也被李建成擊潰，河北至此平定。623年輔公祏率杜伏威余部在丹陽反唐，隔年被唐軍俘殺，江南平定。而兩湖地區也在621年唐將李靖於唐平蕭銑之戰獲勝，梁帝蕭銑於江陵降唐。翌年，嶺南馮盎降服，又虔州林士弘死，中國本部歸唐朝所有。

唐朝的崛起有賴秦王李世民，他的軍事才能突出，率軍贏得多次關鍵勝利。掃平群雄后，太子李建成與李世民為了皇位而鬥爭，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控制長安。李淵深知形勢，於是禪讓帝位，成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即唐太宗。。

唐太宗勵精圖治、納諫如流，逐漸恢復唐朝的國力。在內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提升農業發展。在職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限制皇權發展與貴族世襲等惡習。唐太宗不計出身，網羅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比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馬周、高士廉和蕭瑀等文臣，尉遲敬德、李靖、侯君集、程知節、李世勣和秦叔寶等武將。此外，唐太宗派官員四處詢問百姓的生活情況，然後把各官員的功過寫在屏風上，以便褒貶。

對外方面，唐太宗採取積極防禦、以戰止戰的策略，以及用羈縻與武力的方式安撫四方。隋末唐初之際，北方東突厥汗國十分強大，時常南下侵擾，並且介入中原各勢力。唐朝初期百廢待舉，626年東突厥突然襲擊長安，率軍抵達距離長安不遠的涇陽（今陝西咸陽涇陽縣）。對此唐太宗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在渭水隔河與突厥可汗對峙，定下渭水之盟。之後，唐太宗積極對付突厥，挑撥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的關係，以及突厥與周圍諸部的關係。627年東突厥的藩屬薛延陀、回紇、拔也古、同羅諸部因為不認同頡利可汗的政令與改革國俗，紛紛脫離，改立薛延陀部為可汗，突利可汗也歸降唐朝。628年朔方人梁洛仁殺盤據夏州的梁師都，歸降唐朝。而東突厥在分裂后又遇到大雪侵襲，牲畜大多被凍死餓死。629年李靖率騎兵奇襲攻滅東突厥，隔年北方各族入貢長安，諸民族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635年派李靖攻佔吐谷渾，657年派蘇定方西征攻下西突厥汗國，641年派文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通婚。這些都穩定唐朝與四方各國的關係。

貞觀時期國家安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貞觀之治”。《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不過三、四錢，全年死刑犯僅二十九人。其政績的總結《貞觀政要》成為日本和新羅帝王的治國教科書，亦為後世君主模彷學習的對象。

唐太宗晚年，發生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內鬥。所以唐太宗廢李承乾，逐李泰，改立晉王李治為太子。唐太宗去世后，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此時唐朝承繼貞觀之治，國力鼎盛，史稱永徽之治。當時尚有宿將如李勣、蘇定方、薛仁貴等，名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對內持續推行均田制，選用較低級但有才能的官吏。對外於659年消滅西突厥，疆域西擴至鹹海與阿姆河一帶，設立安西都護府於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市）。並且於蔥嶺以西設置十六個都督府，讓吐火羅葉護、訶達羅支國王等等中亞君主兼任都督。在東方，與新羅聯合滅掉東北強國高句麗和百濟，並白江口之戰擊敗日本援軍。唐朝在朝鮮半島建立安東都護府，也間接促使新羅統一朝鮮半島。

高宗中期以後，政權逐漸由皇后武則天掌握。武則天原為太宗時期的才人，太宗死後被高宗招入宮中。她在權力鬥爭中獲勝，被立為皇后，史稱“素多智計，兼涉文史”。656年起，高宗因健康原因，許多政事都逐漸交給武則天處理，武則天成為最高統治者之一，與高宗並稱“二聖”。

高宗去世后，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因為與中宗不合，武則天不久將中宗廢為廬陵王，改立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武則天平定徐敬業的反叛后，於690年廢睿宗，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周，即武周，定都洛陽（號稱神都），改立李旦為皇嗣，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武則天掌權與稱帝的期間，國家較貞觀時期有更大的發展。均田制的繼續推行發展農業生產；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開創出殿試和武舉。武則天打擊自北周以來的關隴集團，大力提拔科舉出身的官員，時稱“北門學士”，很多是來自關東與江南的士人。並且大力提拔人才，如狄仁傑、張柬之、張仁願、姚崇等名臣將領。文化藝術亦有所進步，當時佛教大興，武周時期的佛寺興建頻繁。但武則天執政的另一特點是強力控管，主要有嚴厲鎮壓徐敬業等反對派、屠殺唐宗室親王與支持唐朝的大臣將領。鼓勵告密，暗中監控官吏、諸侯，以及推廣酷吏制度。扶持武三思、上官婉兒等黨羽。這些在後世經常受到史學家的批評。

武則天晚年，聽從狄仁傑的勸告，重立李顯為太子，改立李旦為相王。705年武則天病重時，宰相張柬之與將領李多祚等人擁太子李顯發動政變，他們殺女皇的男寵張易之兄弟，逼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重祚，唐朝復辟，封其弟李旦為安國相王，其妹太平公主為鎮國太平公主，史稱神龍革命。中宗統治經驗頗為缺乏，在位時政治腐敗，貪墨成風。他受到韋后、女兒安樂公主和武氏黨羽武三思等人迷惑，將功臣張柬之和敬琿等人全部流放誅殺。韋后與安樂公主野心勃勃，想要成為武則天第二。他們與上官婉兒聯手迫使太子李重俊發動重俊之變，重俊最後事敗被殺。710年韋后和安樂公主毒死中宗，立溫王李重茂為帝，即殤帝，並且打算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協助下發動唐隆之變，誅盡韋后與武氏勢力，擁立睿宗李旦復闢為帝。睿宗複位后，立其子李隆基為太子，同意其妹太平公主幹預政局，雙方時常發生權力鬥爭。712年睿宗決定禪讓帝位，太子李隆基即位，即唐玄宗。但是玄宗宣稱太平公主又準備用羽林軍兵變。隔年，玄宗發兵殺太平公主與其黨羽，唐朝自武則天以來的女主政治，至此結束。

初唐詩壇有兩大創作取向：宮廷詩人詩歌的戲樂取向和初唐四傑、陳子昂等人儒家“詩言志”的創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詩人分為二類：一類是圍繞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則天身邊的宮廷詩人；另一類是與宮廷關係較為疏遠、或者是飄遊在山野之中的詩人。詩人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直接影響著他們詩歌創作的取向和詩歌風格的形成。

宮廷詩人詩歌的戲樂取向為內容上歌功頌德、應制唱和，形式上講究聲律對偶、雕琢辭藻。代表為“上官體”，特點主要有三：一是多寫麗景艷情；二是善於緣情體物，抒寫敏感細膩的心曲；三是屬對精雅。宮廷詩人雖然對近體詩體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思想內容、詩歌風格上，他們的詩歌並不能將唐詩創作引上康莊的大道。

“四傑”的詩學主張集中體現在楊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啟》、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等文章中，綜合起來，有如下幾點：第一，批評龍朔詩壇“綺錯婉媚”的“上官體”詩風，提出詩歌創作應有“骨氣”，走“剛健”一路。第二，繼承言志緣情的詩學傳統。第三，注意南北文風的取長補短，自鳴開一代風氣的志向。第四，注意詩文的社會作用。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詩學主張，歸納起來有如下五點：一是倡導“漢魏風骨”和“正始之音”來反對齊梁以來“彩麗競繁”的詩風；二是把“漢魏風骨”與“興寄”相聯繫，明確詩歌抒情言志的本質特徵，既抒寫社會現實內容又抒發具有時代美學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風雅”與“興寄”相聯繫，注重詩歌風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強調詩歌應該“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這是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有機統一所呈現的美學風貌。五是主張詩歌能“洗心飾視，發揮幽郁”，具有發幽思、遣鬱悶，泄導人情的功能。這五點相互聯繫和制約，相輔相成，構成了較為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這也是對先唐詩學成果所進行的較為全面的理論總結。這樣，陳子昂便給唐代詩人指出了一個正確的創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風影響較大，隋唐之際的王績善寫陶然自樂的田園生活詩，風格清新樸素，為盛唐田園詩的先驅人物，代表作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們的文學主張比較務實，反對浮華，但在創作中綺麗之風與通脫樸實並存。

宮廷詩人上官儀，其詩即所謂“上官體”風格婉媚，但聲律嚴整。《全唐詩》現存上官儀詩20首。其中12首為應制、宴遊、酬答之作，這類詩多是逢場應景，點綴昇平的尋樂輕歌；4首為輓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詠畫障》和《王昭君》為有感而作之詩。另外據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所載，上官儀在總結齊梁時期沈約的“四聲八病”之說和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六對”之說，（“八對”，其孫女上官婉兒）並把對偶的技巧運用於詩歌創作。如《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早春桂林殿應詔》用了多種對偶形式，對唐代近體詩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從聲律上看，“對時行宮庭中應制、應詔詩的優劣衡定，和以後以詩取士的評定標準，定了一個具體的尺度”。

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唐詩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其作品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對初唐浮艷詩風或較單一的體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傑仕宦不顯而才華橫溢，慷慨有志。他們反對綺靡文風，提倡抒發真情實感。其創作在形式上雖未完全擺脫齊梁遺風，但內容與氣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楊工於五言律詩，盧、駱擅長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楊炯的《從軍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聞一多充分肯定了“四傑”在唐詩發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傑”的詩歌創作把唐詩從宮庭、台閣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題材，擴大了創作的範圍。其次，他從詩歌形式的演變入手，把“四傑”分成王楊和盧駱兩派，指出王楊的使命主要是建設五律，與沈、宋一脈相承（一在內容、一在形式）；盧駱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宮體詩破壞舊式的宮體詩，對劉、張及後代長篇歌行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從詩歌的題材、範圍和形式演變著眼，這大致上是符合“四傑”的創作實際的。

“沈宋”（即沈銓期、宋之問，皆為宮廷詩人）和杜審言對唐代近體詩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兩方面的重要貢獻：把“四聲”二元化和將平仄粘對規律貫穿全篇。他們把齊梁“永明體”和初唐“上官體”的聲韻技術和對偶技巧完善地結合起來，由詞義的對偶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既注意平仄的協調，有符合粘連對仗的規則，為唐代律詩創作提供了規範的形式。宋之問、杜審言的五律寫得較好，沈佺期的七律寫得較好。代表作有沈銓期的《古意呈喬補闕知之》；宋之問的《過大庾嶺》、《渡漢江》。某些非應制詩成就較高。另外劉希夷《代白頭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積極意義。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在詩體發展史上給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貞《藝苑卮言》也說：“五言自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實，不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裡，皆有法度可尋。

陳子昂是初唐詩歌革新理論及實踐都有重要貢獻的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反對齊梁以來的浮艷詩風，倡導“漢魏風骨”，主張“興寄”，推尊風雅，重視比興，開一代新風。其詩作內容充實，風格沉著雄健，代表作為《登幽州台歌》、《感遇詩》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對散文創作的革新也有開創之功。作為唐代詩文革新的先驅，杜甫、韓愈等都對他評價很高。

初唐仍沿襲南朝文風，不脫綺麗駢儷風氣，駢體文仍維持它文壇上的領導地位，著名的“初唐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內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現，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閣餞別序》（即《滕王閣序》）、楊炯的《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碑》、盧照鄰的《南陽公集序》、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都是華靡的駢文形式。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則天在位時，陳子昂倡言復古，要求恢復《詩經》的“風雅”和漢魏的風骨，其功績固然是在革新詩歌方面，但也對文風轉變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國軍利害事》、《祭韋府君文》、《諫靈駕入京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