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

其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的綜合史料通史。鄭樵在《通志》中提出會通思想，主張修通史，強調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聯繫；主張史書應極古今之變。他反對割斷史事聯繫寫斷代史。他認為史家應重視實際和學習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識，並用實際的觀察來核實史書的記載。他主張用治軍那樣嚴整的“類例”方法來治學，認為史家修史要有獨到的見識。《通志》雖在校讎學、音韻學、文字學等方面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達到這樣的水平。

《通志》作者鄭樵（1103-1162年），字漁仲，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從16歲開始，謝絕人事，閉門讀書，"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夾漈遺稿》卷二《獻皇帝書》）。他不應科舉，無心於仕進，深居夾漈山讀書、講學30年，所以人稱為夾漈先生。據《宋史·鄭樵傳》記載，鄭樵好著書，自比不下漢的劉向、揚雄。每搜奇書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其家之書而去。他一生著作甚豐，有《氏族志》、《動物態》、《圖書志》等80餘種。但其代表作，卻是一部包羅各代歷史的《通志》。

鄭樵是自學成才，既無家學，又不是史官，在客觀條件上，既不如司馬遷，也不如班固。鄭樵所處的時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圍汴京，第二年汴京淪陷，欽、徽二帝被俘北去。從此，宋室南遷。鄭樵從主張抗金，轉入著述生活。1158年，鄭樵被宋高宗面召對策，他當著皇帝的面述說自班固以來歷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處。高宗很讚賞他的宏論，說他敷陳古義，自成一家。鄭樵的晚年，埋頭撰寫《通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後，便進京獻書，終於得了一個樞密院編修的官銜，准許他進入秘書省翻閱書籍，可惜被人彈劾，失去了這種權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鄭樵畢生心血的結晶，他說是"五十載總為一書"。它共有200卷，記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記上古至唐，紀傳記三皇至隋）。全書分為：本紀18卷，年譜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列傳115卷，載記8卷。其中，紀傳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連綴，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質和列傳相近，篇幅也不多，後人把它歸入列傳，這樣，《通志》就成為紀、傳、譜、略、載記五種體例構成的史書了。它實際上是繼承《史記》的傳統體裁，不過在改"表"為"譜"、易 "志"為"略"，以及全書綱目體例的統一，史事的考訂改編，二十略的創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獨到的見識，也有所創新，所以，章學誠稱讚《通志》，是鄭氏"別識心裁"的創作。

《四庫全書總目》說，鄭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視二十略。是其自鳴得意之作，認為是“總天下之學術”，“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二十略對文獻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校讎略》，《藝文略》，《金石略》和《圖譜略》上。《金石略》和《圖譜略》擴大了歷史文獻資料的範圍。《藝文略》通錄了古今存佚的文獻，創立了心的圖書分類方法。《校讎略》是《藝文略》，《金石略》和《圖譜略》的說明書，集中又系統地反應了鄭樵的文獻學思想。《校讎略》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創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內容豐富，對文獻資料的搜訪，典藏，整理，使用等問題的看法都包括在內。在我國學術史上，將校讎之學寫成專著，是從《校讎略》開始的，鄭樵的發軔之功，不可抹煞。這二十略有些是鄭樵獨創的，像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等略。鄭樵自己也說過："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通志·總序》）

鄭氏在編纂《通志》這部500多萬字的巨著時，其方法是值得重視的，他先從各個專門的學問入手，通過對史料的考訂和實踐的調查，把所有的史料"會通"起來，所謂"會通"，是指把各種史料加以綜合整理，也就是儘可能全面地匯總各種史料，按照年代先後予以整理、編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種事物從古到今的發展過程。鄭氏最後把其研究成果，歸納入紀、傳、譜、略、載記等體例之中，編成了獨創一格的《通志》。鄭氏這種求實的治學態度，是他在史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這種思想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他敢於批判某些傳統的思想，如反對主觀和迷信，這種思想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

《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有過一定的影響。清乾隆年間所修的《續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據《通志》的體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體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後人在研究目錄學、校讎學等有關編纂方法時，也不能不研究《通志》。當然，它的體例和編纂方法也有不少缺點。例如，二十略的體例雖有所創新，但從《通志》的整體來說，它仍然沒有突破正統的舊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訂方面，也難免有主觀片面的臆斷。

由於鄭樵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還有其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例如，《通志》所載的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很少，而且對於農民起義都稱"反"稱"盜"。他說："黃巾赤眉，連山亘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夾漈遺稿》卷三《與景韋兄投江給事書》）此外，鄭氏還存在著地理史觀、宿命論以及復古主義思想等。

但是，綜觀得失，鄭樵是一位有貢獻的封建史學家，他在史學方面，特別是歷史編纂學方面的貢獻是應當給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對於後代史學的發展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四庫提要

《通志》·二百卷（內府刊本）宋鄭樵撰。樵有《爾雅注》，已著錄。通史之例，肇於司馬遷。故劉知幾《史通》述二體，則以《史記》、《漢書》共為一體，述六家，則以《史記》、《漢書》別為兩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總歷代之事也。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鎔鑄，則難以成書。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後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樵負其淹博，乃網羅舊籍，參以新意，撰為是編。

凡《帝紀》十八卷、《皇后列傳》二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一卷、《列傳》一百二十五卷。其《紀傳》刪錄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舊目，為例不純。其《年譜》仿《史記》諸表之例，惟間以大封拜、大政事錯書其中，或繁或漏，亦復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華，惟在《二十略》而已。

一曰《氏族》，二曰《六書》，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禮》，八曰《謚》，九曰《器服》，十曰《樂》，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選舉》，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貨》，十五曰《藝文》，十六曰《校讎》，十七曰《圖譜》，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災祥》，二十曰《草木昆蟲》。

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五略，為舊史之所無。案《史通·書志篇》曰：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蟲》三略，蓋竊據是文。至於《六書》、《七音》乃小學之支流，非史家之本義。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此於例為無所取矣。餘十五略雖皆舊史所有，然《謚》與《器服》乃《禮》之子目，《校讎》、《圖譜》、《金石》乃《藝文》之子目，析為別類，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掛漏，《六書略》多穿鑿，《天文略》只載《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則全抄杜佑《通典·州郡總序》一篇，前雖先列水道數行，僅雜取《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注》數十則，即《禹貢》山川亦未能一一詳載。

《謚略》則別立數門，而沈約、扈琛諸家之《謚法》悉刪不錄，即《唐會要》所載杲字諸謚，亦並漏之。《器服略》，器則所載尊彝爵觶之制，制既不詳，又與《金石略》復出；服則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禮》。其《禮》、《樂》、《職官》、《食貨》、《選舉》、《刑法》六略，亦但刪錄《通典》，無所辨證。至《職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為案語大書，更為草率矣。《藝文略》則分門太繁。又韓愈《論語解》、《論語類》前後兩出。

張弧《素履子》儒家、道家兩出。劉安《淮南子》道家、雜家兩出。荊浩《筆法記》，乃論畫之語，而列於《法書類》。《吳興人物誌》、《河西人物誌》，乃傳記之流，而列於《名家類》。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陽雜俎》之一篇，而列於《寶器類》，尤為荒謬。《金石略》則鐘鼎碑碣，核以《博古》、《考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脫略至十之七八。《災祥略》則悉抄諸史《五行志》。《草木昆蟲略》則並《詩經》、《爾雅》之註疏亦未能詳核。

蓋宋人以義理相高，於考證之學，罕能留意。樵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也。特其採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書並稱“三通”，亦有以焉。

英國李約瑟《中國科學與文明》：《通志》有“大量的科學內容，應該加以認識”。

章學誠：“鄭氏《通志》，卓見明理，獨見別哉！古人不能任其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辯名飛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載，終為不朽之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