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台，廣東省澄海縣蘇灣都仙門裡（今屬廣東省汕頭市澄海縣溪南鎮）。生於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卒於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

唐伯元於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考中舉人。1574年（明萬曆二年）得中進士，自此進入仕途。半年後任江西萬年知縣。1575年（明萬曆三年）任泰和知縣。1580年（明萬曆八年），唐伯元調任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不久升任尚寶司丞。1584年（萬曆十二年），唐伯元被貶到海州任判官。不久又調到保定府任推官。1585年冬（明萬曆十三年）調任北京禮部制司主事。1591年（明萬曆二十年）母逝，回潮州守制。1594年（明萬曆22年）秋，守制三年滿的唐伯元回京任原職，不就升調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考功清吏司、文選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后告老回鄉。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秋，離世。逝后的1625年（天啟五年），明熹宗追封唐伯元為太常少卿。

1561年（嘉靖四十年），唐伯元22歲中舉，與潮陽周光鎬結成莫逆之交，此後還成為姻親。周光鎬的父親周孚先曾在南京與江西永豐（今江西廣豐）呂懷一同拜大學者湛若水為師。湛若水與王守仁一樣主張知行合一，但特別倡導“隨處體認天理”，以避免空談良知，脫離社會實踐，又避免“直任吾心”去胡亂實踐。唐伯元與周光鎬結識時，周孚先已去世，遂於1568年（明隆慶二年）一起到永豐石塘師從呂懷，學習呂懷的《三書本義》。

1564年（隆慶五年），唐伯元與周光鎬一同上京赴考，結果周光鎬登第，唐伯元則落第，遂獨自回石塘，幫呂懷修訂《曆紀古義》。唐伯元從呂懷處接受了湛若水的學術觀點，並使之更具實踐性。他認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為載體的，離開物，心性便無從談起。他把物限定在“身、家、國、天下”，最終目的依然在於實現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574年（萬曆二年），唐伯元再次赴京，得中進士。

唐伯元任江西萬年縣知縣時，萬年百姓為其立生祠。據陳一松（官至工部左侍郎）撰寫的《送唐曙台令萬年序》所載，萬年幅員僅數十里，建置才50年，一直“未有制科往令茲土者”。以正式制科進士為萬年縣令，還是從唐伯元開始的。唐伯元不很樂意，在京“同鄉諸君子合餞於郊”時，陳一松以此序勉勵他“勤恤民隱，不小視萬年”，要“不遺餘力”地作好生產、治安、禮教等工作。唐伯元未負所託，因此一年後調離時，百姓立了生祠。

唐伯元任江西吉安府泰和知縣時，泰和百姓為其立生祠。吉安是唐伯元所推重的“三羅”故籍（羅倫、羅欽順、羅洪先）。唐伯元在泰和五年，以三羅的反對空疏學風、不事奢華為典範，為政為學，很受當地士民推崇。周光鎬聞知，曾去信：“彼中人士頌足下政澤，前百年未有也”。1580年（明萬曆八年），唐伯元調任南京戶部主事，百姓也為他立了生祠。

唐伯元任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升任尚寶司丞期間，1584年（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疏請王守仁從祀孔廟。首輔申時行等也以肯定王守仁的功業、氣節、文章為由支持從祀建議。當時，思想領域言必稱程朱理學，王守仁針對一般讀書人都把程朱學說當作獲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言行不一的流弊，堅持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學說，打破了學術界的僵化局面。唐伯元先後上呈《爭從祀疏》、《進石經大學疏》及自己加註的兩本《石經大學》，反對王守仁從祀孔廟，稱“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後人效之，不為狗成，則從鬼化矣”。南京給事中鍾宇淳上疏，指謫唐伯元“詆毀先儒”。唐伯元遂仍被貶海州判官。不久，又調保定府任推官。又於1585年（萬曆十三年）冬，調北京任禮部制司主事。

唐伯元任北京禮部制司主事期間，於1590年（明萬曆十九年）春，奉旨到民間為年方10歲的皇長子選取宮女。期間，唐伯元上《論選宮人疏》。根據疏中所奏，唐伯元第一次奉旨選美，中選者不夠十分之一，少女們不是“逃慝”，就是“污容毀體”。第二次奉旨選美，因先予“曉諭”，才得以順利完旨。唐伯元在疏中直陳其弊。當時，唐伯元任職已滿六載，吏部也已按慣例提出了擢升之擬，但閱過奏疏的大臣無不恐怕其觸動帝怒，將擢升之擬壓下。后明神宗御札承認過失，才得擢升，唐伯元遂在湖廣負責秋闈主考。任尚寶司任司丞。

因母親去世，唐伯元回潮州府守制。在此期間，他在西湖山北麓建了壽安寺（今屬潮州市湘橋區。李宏新《1991：潮汕分市紀事》附錄。潮汕地區的歷史沿革），在南岩下建了紫竹庵，守制期間的撰寫出《禮編》28卷，前後共花了5年工夫。

唐伯元晚年歸隱，回到潮州，築醉經樓於潮州府城西西湖山北麓的壽安寺旁，命名為梅花庄。又在雁塔下釣魚台。為嶺海士大夫所敬重。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秋後離世。

唐伯元作為一代大儒，理學名家，其著述甚豐，但大多已失。今存的《醉經樓集》，是唐氏主要著作。醉經樓為1587年（萬曆十五年），唐伯元告假省親期間構築於潮州西湖之小樓。《醉經樓集》卷一為詩，70餘題。卷二至卷五為文，其中卷二為經解，50篇；卷三為序，11篇；卷四為記，10篇；卷五為書、啟，44篇；卷六為雜著，18篇。書後附奏疏9篇。全書約9萬字。

半夜出陣日

“半夜出陣日”是潮汕熟語。這個俗語出自澄海溪南仙門，其意思近乎“出人意外的喜事突然降臨”或“不符合常理的事突然出現”。民間傳說，唐伯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降世，有感天動地的氣魄。明朝嘉靖十九年農曆十月初五日，即唐伯元出世那天的傍晚，唐天蔭家門口的水井滾沸了，水滾上了井面，到處漫流，老人們說這是吉祥之兆。到了深夜，本是漆黑的夜空，然而鄰居中有人發現，唐天蔭家屋頂忽然間彩霞朵朵，“日光”明亮，照得門前宛若白晝。村民們都驚呼起來：“半夜出陣日啦！”就在此時，唐天蔭的妻子許氏產下了一個男孩，過了一會兒，紅霞彩雲白光自動消失。唐家產下的這個男孩取名叫伯元。自此，潮汕地區便流傳了“半夜出陣日”這個俗語。

鎮壓小鬼

潮汕民間有唐伯元“鎮壓小鬼”的傳說。唐伯元出身農家，家單財薄，他父親唐天蔭為人忠厚樸實，務農為生；母親許氏手藝超人，勤耕善織，為賢淑之婦。唐伯元家除了種已有的幾畝薄田山地之外，還租種了蓮陽槐澤王員外的水田，孩提時的伯元便常常幫父親干農活。傳說有一次，王員外家鬧鬼，弄得家無寧日。一天晚上，王員外睡夢中隱隱約約地聽到兩個小鬼在商議，其中一個小鬼道：“明天唐大人要來，他陽光太高，我等受不了，怎麼辦？”另一個道：“你看那邊桌子下面有兩個瓮子，我倆何不藏身瓮子里”。兩個小鬼遂各自躲進瓮中，王員外聽後記在心中。第二天一大早，王員外剛開門，便見佃戶唐天蔭帶兒子挑糧來交租，心中揣度：“唐大人”莫非是指唐天蔭不然！再打量他兒子，氣宇軒昂，一表非凡。員外便問了伯元名字，又問了不少問題，伯元雖小小年紀，卻對答如流。接著王員外又問伯元會不會寫字，當伯元回答剛上學識字，只會背寫《三字經》，王員外心中暗喜，便搬來文房四寶，請伯元在兩張紅紙上面分別寫上“人之初，性本善”六個字，並署名“唐伯元”。王員外得到伯元墨寶，好似獲得天師靈符，迅速將紅紙分封在兩個瓮子口上，命家人投進池塘，兩個小鬼被鎮在裡面，再也不能投胎出世去了。

紅鞋換烏靴

“紅鞋換烏靴”是潮汕熟語。在封建時代是用來指代讀書人告別童年，走上仕途。該熟語起源於唐伯元的趣聞。傳說少年的唐伯元不僅天資聰穎，而且膽氣過人。有一年春天，村裡的幾個牧童牽著四頭大水牛到村前田洋中去放牧。由於一時疏忽，水牛偷吃了隆都南溪進士出身的鄉紳趙雲南家水田的幾株稻苗。趙雲南的家人硬是把四頭大水牛拉回去，縛在宗祠的石柱上。放牛的小孩哭哭啼啼回村中告知事情原委，仙門裡的鄉里老輩多次上門索討賠禮，趙雲南依仗權勢，拒不交還。村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商量了好久，都苦無良策。此事被年方十歲的伯元得知，他自告奮勇要去南溪討牛，眾人都覺得驚奇，父親以為他鬧著玩，還責怪伯元不自量力。但此時大家也別無它計，只好讓一個牧童跟伯元同去南溪討牛。

仙門裡與南溪村隔江相望，伯元過了南溪渡頭，上岸后問了路，直奔趙氏祠堂。對方以為仙門來了什麼“大人物”，見原來只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孩，遂鄙夷不屑，暗自冷笑。伯元凜然跨進祠堂，厲聲質問對方為何拒不交還水牛，雙方論理力爭，伯元毫無懼色，指出牛是牲畜不是人，不曉得什麼是稻苗，什麼是水草，偷吃水稻並非故犯。而你趙雲南乃進士出身，飽讀聖賢詩書，卻為何與牲畜一般見識，況且我村老人也多次上門賠禮，你還拒不交還，難道要霸佔四頭大水牛不成，豈不辱沒了進士身份一番話把趙雲南駁得目瞪口呆，無話可說，白知理屈。驚訝之餘，便大聲對伯元道：“我出一個對子，你如對得上，水牛任你牽回；如對不上，二山相疊——請出。”伯元朗聲說：“那就請出吧！”“手抱石柱團團轉。”趙進士雙手圍著祠堂大石柱邊轉邊吟道。“腳踏樓梯步步高！”伯元不假思索、脫口應對。但趙進士還不服氣，又沖著伯元譏諷：“早出日頭唔成天。”“日落西山無久時。”伯元回敬道……就這樣四頭大水牛被兩個小孩牽出南溪村。

趙雲南暗暗驚嘆伯元的膽略才氣，但還是不甘心敗在一個小孩手下，於是暗中命家人趕在伯元之前，故意將稠粘粘的烏黑池塘塗泥，厚厚地鋪在伯元他們必經的灰堤路上，看他怎麼辦當伯元牽牛來到這段泥路時，見此情景，知是趙進士所為，但他沒有後退，也沒繞道，更沒有脫下來時穿的紅鞋子，便毫不猶豫，昂首闊步地走過去，邊走邊高聲念道：“紅鞋換烏靴，勿睬做俺行。”果然，少年的唐伯元長大后考中進士，累官至吏部郎中，成為“理學儒宗”，被譽為“嶺海士大夫儀錶”。而唐伯元“紅鞋換烏靴”的趣聞便在澄海一帶傳為佳話。

唐伯元的一生以清節知名，《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十·儒林一“唐伯元”條稱：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為嶺海士大夫儀錶。在治學與治政都頗為出色。

學術上，唐伯元正處陸王心學的流弊則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晚明時代，唐伯元在學術上不認同王陽明“心學”，認為“《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后儒之誤”，故上疏反對王陽明從祀文廟，請黜陸九淵。同時作《白沙文編》，以示對白沙之學的支持。唐伯元對王學的批判，開啟了明清之際新學術的先導。他曾說，“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玄、徐幹，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這些說法肯定了漢儒學術的價值及漢學與宋學的可調和性，這也是清代漢學家的普遍看法。在經學考據方法上，唐伯元主張“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析而解則晦”，即在研究中將儒經中的各事、各義聯繫起來，使不同的儒經相印證，這也是清代漢學家提倡的治經方法。

文藝上，唐伯元的詩歌也很受稱譽。作為理學家，其詩難免“沉酣六經之津液”，但他能去其糟粕，不事雕琢，自然清幽。如《官人行黃梅道中為役夫述》有句：“前歲樹皮盡，去歲草根絕”，訴說荒年之悲慘，明白如話而不失雅緻；《新移芍藥台上》有句：“舊蕊支新蕊，深紅間淺紅”，描述芍藥之形態，清淡素雅而不失綺麗，都頗可見其功底之深厚。

其從政，因耿直清節、勤政愛民而備受後人追摹。 《明史·儒林傳》說他是“嶺海士大夫儀錶”。《明儒學案·卷四十二》稱頌唐伯元“治行天下第一。”乾隆《潮州府志·坊表》云：“理學儒宗坊，在大街。為吏部郎中唐伯元建。”

唐伯元未離世時，江西萬年知縣及江西太和縣百姓感其功德，便建有生祠。其身後，潮州府也為其功績立有“理學儒宗”牌坊。該牌坊建於1617年（明萬曆四十五年）。“理學儒宗”坊原在太平路羊玉巷口。坊北鐫“銓曹冰鑒”。“理學儒宗”左坊眼鐫“賜環禮部主事”，右坊眼鐫“欽差主試湖廣”；“銓曹冰鑒’左坊眼鐫”特起文選郎中”，右坊眼鐫“簡右尚寶司丞”。下橫樑兩面同鐫有“萬曆甲戌科進士崇祀名宦鄉賢唐伯元”。其中，“儒宗”即是儒者的宗師；“銓曹”即是主管選拔官員的部門；“冰鑒”即喻明察。坊於1951年拆除。2009年按原貌原址重建於太平路羊玉巷口北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