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
佛門奇僧
是20世紀藏族史上的佛門奇僧、學術大師、啟蒙思想家，是西藏人文主義先驅和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先驅，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
1903年藏曆3月23日，更敦群培出生於人傑地靈的青海熱貢（現同仁縣），父親是寧瑪派的一位祖古。
1906年被認定為吉美索朗多傑祖古的轉世，並進入亞瑪扎西齊寺學經。1912年受沙彌戒。
1914年入西關寺學經，拜拉然巴格西楚臣為師，學習文法與詩詞。
1917年，依止寧瑪派的卡加德頓，受灌頂。同年前往格魯派底察寺，學習因明等，受比丘戒，取法名更敦群培。
1921年，前往甘南拉不楞寺，入聞思學院學習因明。在拉寺期間，更敦群培用五年時間學習法稱的《量論》。他常以邏輯推理，加上巧妙的辯論技巧，將對手一一辯倒，其中包括一些有名望的格西。1926年，更敦群培成為拉寺兩名最優秀的學僧之一。業餘時間，更敦群培還認識了在拉不楞地區的傳教士，學了一些英語。偶爾他對機械也感興趣，手工做過一些模型船。
1927年3月，更敦群培離開拉寺。1928年，到達拉薩，為了謀生，更敦群培干起了繪畫的行當，但由於天賦過人，不久他的畫就在拉薩出了名，逐漸更敦群培在拉薩的生活穩定了下來。1929年，入哲蚌寺果莽扎倉，學習《釋量論》、《中論》等，先後完成了格魯派13級課程中的11級。在哲蚌寺期間，更敦群培仍然以雄辯著稱，他時常對古人的著作提出讓周圍人不易回答的疑問，有一次甚至惹惱了另外幾個學僧，更敦群培因此埃了一頓打。1934年，印度學者羅睺寺到達拉薩，更敦群培接受了羅睺寺的邀請，在西藏合作進行了寺院、梵藏經典的考察。
這一時期，更敦群培的許多作品發表在《明鏡》雜誌上，包括《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語嵌套詩》等，還出版了《印度諸聖地朝聖指南》，將《入行論》翻譯成了英文，完成了《欲經》的創作。與羅列赫合作，將藏文史學名著《青史》翻譯成英文。將《法句經》由巴利文譯成藏文。
更敦群培在印度參與了西藏革命黨的組建，離開印度時，還特別考察了印藏邊界，並繪製了地圖。
1946年，更敦群培到達拉薩，人們都以為他遊學12年，一定很闊氣，但他帶回來的除了一個很大的旅行箱，還有的就是一個爐子，一個平底鍋等。但不久，更敦群培就被捕，安的罪名是印造偽鈔，但實際可能的原因是：更敦群培與革命黨的牽連。更敦群培被關押，一直到1950年才獲釋，期間養成了喝酒的習慣，由於悲觀失意，最後常酗酒。這段時間的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白史》，弟子根據其講義印刷出版的《中觀甚深精要嘉言·龍樹密意莊嚴論》。
1951年8月，更敦群培去世。
更敦群培在西藏和印度的歷史、語言、宗教、考古、地理、醫學等領域都高深的學術造詣，並有論著傳世；他那具有現代特點的科學的治學方法是在繼承藏族傳統治學方法基礎上的創新，藏族現代藏學的開創者。更敦群培將人文史觀運用於學術實踐，對藏印社會歷史文化進行科學的考察和研究，衝破了佛教神學籠罩的傳統藏學格局，開創了具有理性和科學色彩的藏族現代藏學。可以說，藏族現代藏學是更敦群培運用人文史觀進行學術實踐的必然結果。現代藏學的開創，使藏族學術史產生了飛躍。更敦群培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是對傳統藏學的批判、繼承和發展，主要體現的是民族特色和現代特色。他批判地繼承傳統藏學，開創了藏族的現代藏學。
更敦群培對現代藏學的貢獻體現在人文史觀的確立、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和文風的變革，這對藏族學術文化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更敦群培運用人文史觀研究藏族歷史、文化和宗教，動搖了統治藏族學術文化近1000年的佛教神學史觀，基本否定了傳統藏學的指導思想和認識論，確立人文史觀為指導思想，這可稱之為傳統藏族學術的一場革命。更敦群培運用實證、語言學和田野等現代科學方法研究藏區和藏族，確立了科學的方法論，藏族的藏學研究從此進入了新的時代。
更敦群培所處的時代，正是藏族社會由傳統的社會（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現代科學文化的衝擊下發生變化的轉型時期。他的學術成就和啟蒙思想上承傳統，下啟近代，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藏族傳統藏學的終結和現代藏學的開端以及藏族啟蒙運動的濫觴，是以更敦群培為標誌的。歐洲近代歷史學的發達主要表現為觀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擴充。更敦群培所開創的藏族現代藏學即是以這三方面為主要特徵的，這也是藏族現代藏學區別於藏族傳統藏學的標誌。更敦群培是藏族學術文化史上承前啟後的一代宗師。
更敦群培所確立的人文史觀和科學方法以及嚴謹、樸實的學風與文風，為後世藏學研究者開闢了新的道路、樹立了新的榜樣。更敦群培所開創的“軌則”或“範式”，對20世紀的藏族學術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所確立的人文史觀、科學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風與學風，為後世藏族學者所遵循和效仿。其弟子、私淑弟子，或與之心靈相通的“神交”學者，沿著他開闢的學術道路向前邁進，取得豐碩的成果，產生“群體”效應，形成了“更敦群培學派”。
更敦群培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其中不少詩作已經散失，倖存的詩作主要見於霍康·索朗邊巴編輯出版的《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冊及其著譯中的一些偈頌詩，主要詩詞作品有:《白話嵌字詩》，《加爾各答傳唱的道歌》，《詩論釋難》，《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詩》等，其著譯作品中的偈頌也是優美雋永的詩篇，其偈頌體作品《欲經》可視為詩集。這些詩詞和偈頌是更敦群培詩學造詣的結晶。|
更敦群培生長於熱貢藝術之鄉的更敦群培從小受到藝術的熏陶，具有藝術的天賦。他一生創作了一批精湛的藝術作品，是名副其實的現代藏族著名畫家。更敦群培幼年時代就開始在家鄉學習傳統繪畫，通過作畫和寺廟藝術觀摩，培養了良好的藝術素質。離開家鄉到西藏后，曾有一段以繪畫為生的經歷，藝術修養日臻成熟，已成為著名畫家，受到了衛藏貴族和高僧的稱讚。結識印度學者羅侯羅之後，多次隨同他考察藏印各地，沿途創作了大量速寫和人物肖像，開闊了藝術視野。後來在與俄羅斯著名畫家尼古拉·羅列赫之子喬治·羅列赫合作翻譯藏族史學名著《青史》時，曾住在羅列赫家，在繪畫方面受益，成為傑出的畫家。更敦群培的繪畫作品主要有唐卡、人物肖像、山川和名勝古迹速寫以及裝飾畫等。據甘南藏人降央尼瑪說，他在1945年前後見過更敦群培，並於1963年將自己所保存的更敦群培的繪畫作品臨摹下來，原件已於“文革”期間被毀。1997年7月筆者到甘南考察時，曾有幸親眼目睹了這些臨摹作品。
性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十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古往今來，世界各民族都非常重視性問題。研究性的學問——性學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就產生了《愛經》，在文明古國印度和中國，則有各種關於“性愛藝術”和“房中術”的作品傳世。（詳見筏磋衍那著《欲經》以及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所著《秘戲圖考》和《中國古代房內考》）在藏族歷史上，也很重視性問題，藏族學者在借鑒印度性學的基礎上，對本民族的性文化進行了探索和研究。藏族學術大師米居·旁嘉措（1846-1912）和更敦群培撰寫的《欲經》，即是藏族性學的代表作。米旁的《欲經》偏重理論，而更敦群培的《欲經》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該書奠定了更敦群培性學先驅的地位。由於此書以“性”為論述的中心，因而自1938年成書以來，一直被列為禁書，打入冷宮，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直到1967年才在印度德里公開出版。國內至今仍以非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是油印本和手抄本）在民間流傳，能讀到此書的人為數不多。
更敦群培的《欲經》簡明扼要地論述了性愛的64種藝術，並將其分為8個部分，即擁抱、接吻、捏與抓、咬、來回移動與壓迫、情愛聲音、角色替換和做愛的姿勢。更敦群培提供了避開各種壓抑的令人高興的忠告，詳細地描述了性行為，揭示了怎樣利用性快樂來增強精神的洞察力，並且闡述了怎樣增進女性的性快樂。他著重揭示了婦女的不平等及她們作為社會和法律的犧牲品的現實。正如《密宗雜誌》所載：“這本優秀而非常便捷的指南，對所有尋求充分實現性快樂的精神價值的人都是有用的。”是秘密的和公開的智慧的一種巧妙的結合。
著名藏族藏學家恰白·次旦平措說:“不要說更敦群培的一部完整的著作，就是他的一兩首偈頌，對於我們都有開啟智慧的特殊作用。”更敦群培在其論著中“所表達的思想，對於我們研究西藏社會和歷史的人來說，猶如在黑暗中亮起一盞明燈，使人心智豁然開朗。”“他的這些學術成就，應當使20世紀的藏人們感到自豪。”更敦群培的學術和思想遺產的“亮點”，是人文思想和科學的學術觀念與方法，這是他對藏族思想史和學術文化史作出的兩大劃時代的貢獻。
人文史觀是貫穿更敦群培的學術和思想的主題——人文史觀是其學術實踐的指導思想；其閃爍著智慧的豐富思想具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人文史觀的確立，是更敦群培對藏族思想啟蒙和思想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在新舊交替、社會轉型和價值轉換的時代，更敦群培繼承和發揚藏族原始樸素的人文主義傳統，順應時代的潮流，把握時機，改變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確立了現代人文史觀，從而使統治藏族思想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學史觀徹底動搖。研究證明，藏族學術史觀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由佛教神學史觀——人文史觀——唯物史觀。更敦群培是藏族學術由神學史觀——人文史觀——唯物史觀轉變的承上啟下的大師，他動搖了統治藏族學術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學史觀，確立了現代藏族學術的指導思想人文史觀，為藏族學術中確立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人文史觀的確立，標誌著藏族近代啟蒙運動的開端，對藏族的思想解放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藏族的啟蒙思想家，更敦群培對藏族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貢獻有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
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以人為本，認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並希望用人為本位的文化代替以佛為本位的文化。對待傳統和宗教，他主張用理智的分析來代替盲目信仰，善於“懷疑”，通過懷疑，破除陳腐的觀念。並以這種精神治學，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印藏，敢於否定成說，提出自己的正確看法。他以發展和批判的眼光審視佛教，並揭露佛教中所存在的弊端，動搖了佛法至上、主宰藏族社會的一切領域的地位，從而確立了人文史觀，喚起了人們對理性、科學、正義和良知的尊重，對藏族傳統的認識論、倫理觀和價值觀發出了挑戰，成為藏族啟蒙運動的先驅，對藏族的思想啟蒙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開風氣不為師。
正如伏爾泰時代的社會一樣，更敦群培時代，藏族人民也受著雙重壓迫，即佛教蒙昧主義和世俗的貴族領主的壓迫。更敦群培宣揚理性，衝破思想禁錮，力圖使藏族民眾擺脫精神壓迫和階級壓迫，而政教合一制度卻違反理性，政教統治集團對他進行聯合夾擊。他雖然具有伏爾泰膽識和智慧，但是缺乏他那樣的鬥爭藝術，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時，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他為藏族的思想啟蒙獻出了生命。
更敦群培抨擊傳統文化的弊端和藏民族的劣根性；既信仰佛教，又不迷信佛教，揭露藏傳佛教僧人“吃”佛教的腐敗與墮落；對不同的宗教持寬容的態度；善於並敢於吸收和借鑒現代文明；呼喚民族覺醒，倡導民族自尊，反對崇印媚外，正確處理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他的行為、學術和思想，衝破了封閉、禁慾、保守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對藏民族的禁錮，拉開了藏族啟蒙運動的序幕。
儘管在20世紀上半葉的藏區，佛教對社會的控制並沒有出現明顯減弱的傾向，藏族社會依然是“神聖的”社會並且十分封閉，但是，作為佛門奇僧、學術大師、啟蒙思想家和人文主義者的更敦群培，以先驅者的膽識和魄力，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在關於藏傳佛教的言行和對待藏傳佛教的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個人化和理性化的特點，這無疑對藏傳佛教世俗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將更敦群培的宗教哲學思想和他對佛教的態度結合起來考察，可以看出，更敦群培是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先驅者。
作為一名離經叛道的藏傳佛教高僧，更敦群培在聞、思、修，講、辯、著以及對待佛、法、僧的態度方面都與傳統的藏傳佛教信徒有顯著的區別，其宗教言行最鮮明的特點，是帶有世俗化的色彩。
更敦群培在甘南拉卜楞寺學經時，在聞、思、修方面就露出了世俗的端倪，他不認真學經，而製作機器船，在辯經法會上與德高望重的大喇嘛對辯，向被該寺奉為權威“教材”的歷世嘉木樣活佛對五部大論的註疏進行商榷。入衛藏哲蚌寺后，他不嚴守該寺的學經制度，經常曠課，還蔑視在該寺講經佛學大師格西喜饒嘉措。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敦群培實際上是把格魯派寺院當作世俗學校（佛學的高等學府）來看待的，他入寺的主要目的，不在皓首窮經、講經說法和弘揚佛法，而在增長知識，鑽研學問。旅居佛國印度和錫蘭的12年間，他在朝禮佛教聖地和修習佛法的同時，鍾情於世俗的學問，與信仰完全不同的世俗學者廣交朋友，甚至還同女人一道生活，其行為舉止已與俗人沒有多大差別。
更敦群培在佛法修習生涯中的講、辯、著，即他對佛教和佛學的認識和見解，也具有世俗化的特點。在拉薩居住時期，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向達瓦桑布等弟子講解和研究佛教中觀學說，並且向喇瓊阿波等弟子傳授“詩學”，這是被正統的格魯派僧人禁止學習的世俗學問；更敦群培在拉卜楞寺修習佛法時，以探討和批判的風格辯經，這種學經方式類似起源於德國的研討班（Seminar），與世俗的學習方式沒有多大區別；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論和人文主義史觀寫下了《白史》、《龍樹〈中論〉奧義疏》和《智游佛國漫記》等傳世名著。他旅居印度時，參考印度古代的性學典籍撰寫了以性為主題的《欲經》，是十足的世俗作品，這類題材即使世俗學者也難於涉獵。作為僧人畫家，更敦群培並沒有把主要精力集中於正統的繪畫題材、具有濃郁佛教色彩的唐卡，而在人體素描以及山川風物和佛教勝跡速寫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所留下的125幅繪畫作品，具有十分明顯的世俗風格，與傳統的僧人畫家的畫風形成鮮明的對照。
更敦群培的平等觀也反映了他的世俗思想。他主張教派平等，包括佛教內部各教派的平等和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被正統格魯派視為“外道”、“異教”之間的平等；僧人平等，活佛、大喇嘛與普通僧人都是釋迦牟尼的信徒，不應當有高下之分；文化平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既有其優長之處，也有局限，應當客觀對待，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反對崇印媚外；民族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民族之間應當互相學習，反對民族歧視；男女平等，反對大男子主義和歧視婦女的社會習俗，抨擊將女性當作男性的性工具的陋習。
總之，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式對待佛教的“三寶”佛、法、僧，因而在佛法修習實踐中，無論是聞思修，還是講辯著，都具有鮮明的世俗特色。對於佛祖釋迦牟尼和格魯派始祖宗喀巴，他注重形式上的信仰，蔑視虛偽的信徒；對於佛經、龍樹《中論》、五部大論以及歷世嘉木樣活佛對五部大論的註疏，他不迷信，進行探討和商榷；對於嘉木樣活佛和格西喜饒嘉措大師這樣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他不盲從。作為藏傳佛教的信徒，更敦群培的宗教言行離經叛道，生活方式放蕩不羈，從這個意義上，稱他為藏傳佛教世俗化的先驅是名副其實的。
更敦群培的愛國主義是通過熱愛自己的民族藏族和熱愛自己的家鄉藏區表現出來的。他對印藏邊界的敏感地區達旺進行考察，是一種愛國主義行為。因為，錯那屬下的達旺地區自古就是中國西藏的領土，“麥克馬洪線”是西藏分裂主義者背著中國中央政府與與英帝國主義的代表秘密達成的協定，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這條邊界線。更敦群培以實際行動維護了國家的領土主權。
更敦群培的這種愛國行為，引起了“麥克馬洪線”的始作俑者英國人和噶廈政府部分人的強烈不滿，受到兩面夾擊。正如法國學者海德所說:“因在不丹北部邊境勘察引起了不丹人的不滿，他們向英國人通報，因而受到英國人的監視。那幅地圖是更敦群培為他在噶倫堡的朋友們繪製的，並不知道這對國民黨有用。英國的文獻中沒有提及此事，只是邦達饒嘎說他曾經向更敦群培打聽這幅地圖，因為他是唯一能夠繪製現代地圖的藏人，而且還繪製得很好。更敦群培在隆冬季節所進行的這次艱難的旅行，既是學術考察，又是政治冒險。”霍康·索朗邊巴說:“英國人對更敦群培懷疑防備，可以說肯定與他的這一舉動有關。”恰白·次旦平措說:“人們都懷疑，更敦群培被英國人懷恨，是他後來無辜被捕的根本原因。”
更敦群培回到拉薩時，高僧、貴族們紛紛前往拜訪或求教，噶廈政府和英國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懾於其聲望，沒有馬上對他下手。然而，幾個月後，噶廈卻以偽造藏鈔罪將更敦群培逮捕，投入朗孜夏監獄。因為更敦群培的行為是正義的，噶廈做賊心虛，為了掩蓋世人的耳目，愚弄僧俗百姓，不敢公布更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分裂祖國領土的陰謀，參與“西藏革命黨”的活動，力圖對政教合一的噶廈政府進行變革，而給更敦群培定了一個近乎於侮辱人格的罪名。
看一個人是否愛國，首先要看他是否熱愛自己的民族。從更敦群培一生來看，他非常熱愛自己的民族藏族，十分關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反對民族歧視，主張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擊本民族的弊端，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不僅與西藏的分裂勢力作鬥爭，反對將祖國西藏分裂出去，而且還與英帝國主義作鬥爭，拒絕與英國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揭露其覬覦中國西藏的圖謀。更敦群培將愛民族和愛祖國很好地結合起來，是一位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這證明李有義稱更敦群培為“愛國主義者”是有事實根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民翻身作主人，西藏的學術文化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祖國學術文化的發展，藏族學術文化走向繁榮，更敦群培的理想和願望早已成為現實。以更敦群培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為個案，反思藏族社會歷史和學術文化的命運，使人們清楚的認識到，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藏民族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藏族學術文化才能走向繁榮，才能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舊交替、社會歷史文化轉型的時代，他以卓越的膽識和超人的氣魄，跳出寺廟、藏區和藏族的圈子，睜開眼睛看世界，把握機遇，在藏族學術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作出了劃時代的兩大貢獻，奠定了藏族學術大師、人文主義先驅和啟蒙思想家的地位，向20世紀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更敦群培無愧與時代，無愧於民族，無愧於祖國。歷史是一面鏡子，通過對更敦群培的研究，促使我們對20世紀的藏族歷史、學術文化和思想進行反思。在新舊世紀交替、人類邁進21世紀之際，又迎來了一個社會文化轉型的新時代，藏族傳統文化、藏傳佛教、藏族學術和思想，以及中國藏學研究和中華文明都面臨挑戰。怎樣對待民族文化、藏傳佛教和外來文化如何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藏族的學術文化和思想怎樣發展中國藏學研究和中華學術如何迎接新的世紀這是擺在每一位藏族同胞、每一位藏學研究者和關心藏族命運的人以及每一位中華兒女面前的問題。抓住機遇，尋求藏族學術文化的出路，迎接現代文明和市場經濟對藏族傳統文化和藏傳佛教的衝擊和挑戰，為中華學術的繁榮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奉獻聰明才智，已成為每一名藏族成員、每一位藏學研究者和所有中華兒女的當務之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更敦群培對待傳統、佛教與外來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態度，其治學精神、膽識、學風、文風和研究方法，對我們進行佛教的變革、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正確認識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繁榮祖國的藏學事業、促進中華學術的昌盛、使中華民族步入世界強大民族之林，都具有可資借鑒的經驗和啟示。
在人類文化思想史上，先驅者幾乎都命途多舛、屢遭厄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彭波拉齊因對“靈魂不死”產生懷疑，激起了教會僧侶的憤怒，受到政治高壓，使他情緒緊張，病魔纏身，不堪忍受，終於絕食自殺。歐洲啟蒙運動的導師伏爾泰，一生備受教會和專制制度的迫害，曾兩次入巴士底獄，兩次被流放，還被迫流亡國外。伏爾泰因寫《哲學通信》而招來麻煩，被巴黎高等法院列為禁書，公開焚毀。德國現代思想的先驅者尼采，則被稱為“悲劇哲學家”。他那一顆敏感的心，太早太強烈地感受到了時代潛伏的病痛，發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時代的人聽來，卻好似瘋子的譫語。“現在再沒有人愛我了，我如何還能愛這個生命!”尼采對於偉人的最後命運持悲觀的看法，認為這樣的人的“毀滅是規律”，他們“在地球各個角落裡等待，全然不知要等多久，更壞的是空等一場。”
更敦群培是一個悲劇色彩十分濃烈的人物，造成更敦群培悲劇的原因主要是：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舊交替、社會文化轉型的時代，藏族傳統文化受到現代文明的強烈衝擊，他的家鄉安多，在馬氏家族的統治下，戰亂頻仍，社會動蕩不安，僧俗民眾生活於艱難困苦之中。而在西藏，正如歐洲中世紀一樣，“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學中通行的原則來處理。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力。”封建農奴社會已到窮途末路，其反動性和腐朽性更加暴露。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更敦群培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在安多家鄉學經時，得由窮困的母親和姐姐幫助。到衛藏后，不得不以繪畫為生，不能專心於佛法的修習，因而被稱為“安多乞丐”。在這一點上，更敦群培與王國維有相似之處，著名學者葉嘉瑩說:“靜安先生在世的短短五十年（1877-1927），恰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多變故的一個時代。……靜安先生個人的悲劇之演出，其背景便恰好是這半個世紀的多災多變的中國的苦難。”
在全民信仰佛教、政教合一的藏區，無論是統治集團，還是僧俗民眾，都生活在迷信、禁慾和封閉的社會環境中，更敦群培可謂“眾人皆醉我獨醒”，他清醒地認識到進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對佛教的生存造成危害，嚴重禁錮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利於藏民族的強盛。因此，他敢於離經叛道，在言行上表現出對佛教的“三寶”佛陀、佛法和高僧活佛的不敬，無情地揭露佛教和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弊端，衝破非理性的禁慾主義的樊籬，向藏傳佛教和傳統的倫理道德與價值觀念挑戰，如敦敏《題芹圃畫石》詩：“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驚世駭俗，毫不顧忌傳統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這必然會遭到信教民眾的孤立和代表高僧與貴族利益的噶廈的壓制和迫害。但是，更敦群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並不因此而退縮，相反，卻以自己的生命作賭注，進行抗爭。就像尼采一樣，不肯降格以求，寧願走到沙漠里與猛獸一起忍受焦渴，不願與骯髒的趕駱駝人同坐在水槽邊。更敦群培的言行，令人想起了愛國詩人屈原，這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楚國大夫，在被腐敗的朝廷流放，漂泊於瀟湘時，在世人的眼中就是個狂人和瘋子，受到民眾和統治者的孤立，最終投入汨羅江。更敦群培在受到孤立時，也希望得到支持和憐憫，他說:“被貪嗔血液迷醉的頑虎，在密林發出恐怖的嘯聲，這形隻影單正直的孺子，望諸位智者賜予他悲憫!”可是，他並沒有走屈原的老路，而是頑強地進行抗爭，像尼采一樣，“寧願絕望，勝於投降。”不與同時代的人合群，海德說：“他研究了非佛教的印度文明，這就使他與自己的同胞具有鮮明的區別，在他的這些同胞看來，舉世無雙的‘昂貴的珍珠’，是佛陀的教義。更敦群培倉促地接觸‘現代’社會，盡其所能吸收所了解的各種知識，並希望採取一套適應20世紀的思想表達方式。他不僅有宏大的願望，想在自己的同胞中喚醒科學思想，而且還希望找到一種適應時代的語言，用藏語表達邏輯學和佛教中觀學說。在撰寫《龍樹中論奧義疏》時，他就認為，自己用適應時代的術語成功地闡述了中觀學說。這部篇幅不長的作品在正統的信仰者中引起了公憤，證明他的這一舉動獲得了成功。”
更敦群培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對傳統文化和佛教進行反思與批判，試圖“重估一切價值”，可以稱之為“西藏的尼采”，與被稱為“中國的尼采”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具有相同個性。但是，魯迅的處境比更敦群培好得多，因為魯迅的思想具有社會土壤和民眾基礎，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他所受到的孤立和壓制，主要來自統治集團，而廣大民眾則成為其反封建、反傳統、反迷信、鞭撻黑暗統治政府、揭示國民的劣根性的堅強後盾。更敦群培的處境卻與魯迅不同，由於佛教主宰著西藏社會，因而更敦群培離經叛道的言行實際上是在與整個封建農奴社會和政教合一體製作對，得不到社會和藏族僧俗民眾的響應和支持。因而西藏政教統治集團在對他進行迫害時，就可以肆無忌憚，不但將其作品列為禁書，而且還任意羅織罪名將其監禁，對其身心嚴加摧殘。
更敦群培站在西藏統治集團的對立面，抨擊傳統文化和佛教中的弊端，揭露封建農奴社會的陰暗面，以人文史觀代替佛教神學史觀，動搖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支柱。正如海德所說:“在傳統主義者當中，分為兩個集團（他們對更敦群培的評判存在分歧）:宗教信徒認為，更敦群培是一位覺醒的大師，他不屈從於政治和世俗的看法，正統的格魯派則反對更敦群培的哲學立場，感到他對傳統的批判是對他們的冒犯。格魯派當然反對把政治制度世俗化，對他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也懷有敵意。進步分子、他（更敦群培）的弟子和朋友們既把他看成是一位覺醒大師和理論家，並且，不管他本人怎麼想，又把他視為一位潛在的領袖。民間傳說當然著重敘述他“瘋子”的一面，他的幽默風趣，以及他表現出的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更敦群培的言行，嚴重危害了西藏三大領主的切身利益，對噶廈的統治構成直接威脅，成為政教集團共同的敵人，必欲扼殺而後快。德國哲學家尼采說:“當最墮落的人升到了最高品級，他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就是損害了相反的典型，損害了最強健的人，即肯定生命的類型，生命的肯定者。當群羊閃射著最純粹的道德光輝，是時傑出的人就不能不降為惡人一流。當虛偽損毀了一切，竊據了真理之名，這時真實的人就只能求之於壞名聲之中。”在三大領主主宰一切的封建農奴社會，把更敦群培視為“惡人”，被加上了種種“壞名聲”。因此，更敦群培英年早逝，顯然不是法國學者海德所謂“自殺”，其悲劇性的命運是由西藏政教勢力一手造成的，“歷史上一切創造者的命運都坎坷而悲壯，多半是因為習慣勢力支持了有權的迫害者。”在西藏政教勢力的聯合壓制和迫害下，更敦群培最終沒有逃脫被封建農奴社會扼殺的命運。
在思想禁錮、藏傳佛教主宰一切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容不下新思想和異端，思想和學術沒有生存的空間。作為現代藏族學術和思想的先驅者，更敦群培在當時的社會中的思想顯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因而缺乏社會土壤和民眾基礎，最終象尼采一樣，成為“新世紀的早產兒”（尼采語）和“精神早產兒”。必然會夭折。更敦群培的悲劇，折射出西藏封建農奴社會的黑暗、反對和腐朽。
生長於20世紀上半葉的更敦群培，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作為佛門奇僧、學術大師和啟蒙思想家，他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藏族社會歷史發展歷程中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同時，他的局限性也十分鮮明，表現在對藏族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偏激；對藏傳佛教的態度極端；學術和思想具有明顯的承上啟下的過渡性特徵；民族主義色彩較濃；為人處世放蕩不羈。
其坎坷而短暫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獨具性格魅力，其處處閃爍著智慧的思想和離經叛道的言行，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其精湛的學術成果獨步一時，惠及後世，其閃光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開一代新風，上承傳統藏學，下啟現代藏學，在藏族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堪稱藏族現代藏學的一代宗師；其衝破禁慾探索藏族性奧秘的勇氣，從佛教神學史觀轉向人文史觀、從以神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的啟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振聾發聵。更敦群培能在封閉、禁慾、保守、迷信、落後、思想禁錮的政教合一社會裡唯我獨醒，顯示了其非凡的膽識和超人的氣魄。他的出現是20世紀藏族史上的一個奇迹。
《更敦群培文集》（包括《加爾各答傳唱的道歌》、《詩論釋難》、《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詩》、《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語嵌套詩》）
與俄羅斯著名畫家尼古拉·羅列赫之子喬治·羅列赫合作翻譯藏族史學名著《青史》
《白史》
《龍樹〈中論〉奧義疏》
《智游佛國漫記》
《印度諸聖地朝聖指南》
將《入行論》翻譯成了英文
將《法句經》由巴利文譯成藏文
此外還留下了125幅繪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