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家述

譚家述，湖南省 茶陵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七年參加 南昌起義。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茶陵縣農民自衛部部長，縣游擊隊副隊長、大隊長，二縱隊縱隊長，湘東獨立第一師三團團長、師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二十二師師長，紅六軍第十八師參謀長，紅六軍團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長、教員。

一九三九年赴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一九四五年回國。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政幹部學校教育長，華北軍政大學教育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華北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炮指揮部司令員兼軍校部部長。

1950年9月，中央軍委為了統一對城市防空的領導，加強國土防空建設，並準備應付朝鮮戰爭日益擴大的局勢，決定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司令部。同年12月16日；毛澤東主席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軍委任命譚家述為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軍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09年生於湖南省茶陵縣舲舫鄉中州村。9歲入學讀書，14歲因家貧輟學，次年到茶陵縣普濟中藥店學徒。

192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回家鄉參加農民自衛隊。

1927年初入國民革命軍第11軍24師教導隊當學兵，后隨部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南下廣東作戰，揭陽戰鬥負傷后輾轉回茶陵，任縣農民自衛部部長，參加組織茶陵赤衛隊，後任隊長。

1928年初轉入中國共產黨。率隊參加了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0年起任茶陵游擊第2縱隊縱隊長，中國工農紅軍湘東獨立師參謀長兼第3團團長、湘贛獨立第1師參謀長、第3師師長，第8軍22師師長，參加了創建湘贛蘇區和反“圍剿”作戰。

1933年獲三等紅星獎章。

1934年8月任紅6軍團第18師參謀長，參加紅6軍團西征。

紅2、6軍團在黔東會師後任紅6軍團參謀長，在開闢湘鄂川黔蘇區鬥爭中參與指揮了龍家寨、忠堡、板栗園等戰鬥。

1935年11月參加長征，到陝北后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第14隊隊長、游擊戰術教員。

1938年4月赴蘇聯就醫，后入伏龍芝軍事學院軍事班學習。

1946年經蒙古回國，後任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教育長、華北軍政大學教育長。

新中國成立后，任華北軍政大學副校長、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后兼高炮指揮部司令員）。

1957～1973年任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7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

譚家述原名譚壽生，1909年8月生於湖南省茶陵縣齡肪鄉中州村一個貧農家裡。儘管終日辛勞，全家每年的收入卻只能維持八九個月的口糧。為了讓譚家述讀書，全家人忍飢挨餓、省吃儉用。他9歲開始讀書，12歲時考入茶陵縣齡肪高級小學，兩年後因無錢繳納學費而輟學，在家跟隨父親種地。1924年冬，譚家述才15歲，父親送他到茶陵縣一家普濟堂中藥店當學徒。從那時起，他完全脫離了家庭的供養，靠自己的勞動為生。

在當學徒期間，譚家述經常與一些同鄉好友接觸，有一個最要好的叫羅青山。羅青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常與譚家述交談一些時事，講述革命道理，宣傳黨的主張和目標。在羅青山的介紹下，譚家述於1926年7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他參加團組織的一些秘密活動，過團的組織生活，接受團組織的教育。同年10月，根據團組織決定，譚家述脫離學徒生活，回到中州村開展革命活動，與擔任農民自衛隊隊長的哥哥譚家旺並肩戰鬥。這一時期，正值大革命時期，家鄉的農民都行動起來了，革命情緒高昂，在他和農協會員的組織下，打土豪、捉劣紳，同地主進行清算鬥爭。他還經常幫助中共地下組織送信、送情報。從此，譚家述加入了革命隊伍的行列。

為了培養自己的軍事幹部，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的名義，在武昌濱陽門華中師範開辦了一個軍士教導隊，由各地精選最好的黨團員參加受訓。當時，中共茶陵縣委選派了譚家述、譚超群等5人，於1927年1月去武昌投考，譚家述被錄取了，編入教導第一大隊一隊，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公開叛變革命，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教導大隊開到江西九江大冶，人員散編到葉挺率領的第二十四師中，譚家述被編到第七十二團團部通信班，擔任副班長。這個師是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之一，部隊在九江集結后開赴南昌，同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原葉挺獨立團擴編的第二十五師部分兵力，以及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和南昌警察武裝，合計約2萬餘人，準備舉行起義。譚家述同戰友們一起，緊握鋼槍，急切而又激動地等待著南昌城頭劃時代的第一槍。

8月1日凌晨2時整，三聲清晰的槍聲響徹夜空，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了。霎時間，起義軍官兵像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殺向國民黨軍，衝鋒號聲、槍炮聲和喊殺聲交織在一起，奏出一曲震撼中外的英雄樂章。

譚家述及所在的部隊在葉挺指揮下，參加了攻打松柏蒼天主教堂的戰鬥。教堂里的國民黨軍隊緊閉大門，在鐘樓上架起機槍，封鎖住了狹窄的巷道，擔任主攻的部隊前進受阻。身為共青團員的譚家述，同其他黨團員一起挺身而出，冒著槍林彈雨沖向敵軍，硬是把天主教堂的大門砸開。在“鐵軍”的衝擊下，國民黨軍紛紛舉手投降，賀龍、朱德等領導指揮的部隊也節節取得勝利。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起義軍將南昌的國民黨守軍3000餘人全部殲滅，繳獲槍5000餘枝（挺）。起義軍勝利的消息像春風吹遍南昌城。

1927年譚家述參加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中譚家述右腿負傷。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委員彭湃派船把在南昌起義中負傷的四五百名傷員轉移到香港。到香港的第二天早晨，飢餓難忍的傷員們沒有更換便衣，就紛紛上街買早點吃，結果被港英警察抓了起來，關進了監獄，囚禁半月之後，這批傷員被國民黨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的部隊押回到廣州，強迫他們當兵。譚家述被編入李部特務第一營第三連當二等兵。1927年秋，李濟深北上攻打湖南軍閥唐生智，部隊開到廣東韶關時，譚家述下決心逃跑。一天晚上，他趁著夜色逃出來，翻過一座懸崖峭壁，回到湖南境內。譚家述逃出后，忍著巨大的傷痛，在雜草叢中爬行，傷口還在不停的流血。為了不被發現，他把身上的軍衣扔掉，白天藏在樹叢中，夜晚光著背繼續趕路。

一天，譚家述走到湖南江邊飲水時被人發現，他嚇了一跳，誰知來人恰巧是他的一個親戚。見他又飢又渴還拖著負傷的身子，親戚頓時雙眼充滿了淚花，把譚家述拉到山上僻靜的地方，焦急地問：“你怎麼回來了？國民黨已發出緝拿你的命令，到處貼滿了告示，你回去就是送死啊!”譚家述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只好繼續隱藏起來，讓親戚給家中送個信。

幾日後，他又走到茶陵、酃縣兩縣交界的溪江村，遇到了他的姐夫。姐夫講述了譚家述參加革命后家庭及親人被迫害的情況。原來，土豪和地主趁大革命失敗，將他家的土地沒收、房子燒毀、親人遭到國民黨反動派滅絕人性的摧殘。他的妹妹和媳婦（未圓房的童養媳）被殺，父母被關進監獄。國民黨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又把他的父母放了出來，派人跟蹤監視，企圖找到譚家述的下落。兩位善良的老人橫下一條心，寧肯自己死，也決不讓國民黨找到兒子，他們到處流浪，以討飯為生。他的姐姐也被關進監獄，為避免弟弟來救她而落入虎口，在獄中用剪刀剪開喉嚨氣管，獄卒以為她已死了，就將她扔到荒郊野外，因她剪的不是一條致命的血管，所以又活了過來。他的哥哥譚家旺被地主譚壽德抓去要殺掉，母親知道后不顧一切到譚壽德家求情，狠心的地主說：“不殺可以，你捨得將他的兩隻眼珠挖掉嗎?”母親看著被綁的兒子，心如刀絞，含著眼淚說：“只要不殺，我情願照顧他一輩子。”譚家旺寧死不屈，對譚壽德說：“你殺了我，會有更多的譚家旺站出來，窮人是殺不絕的!”當日，譚家旺被拿大刀、斧頭的貧苦農民救了出來，送過河隱藏起來，幾個農友卻也因此不幸犧牲了。

譚家述得知這一系列不幸消息后，更加堅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決心。時隔半月，恰逢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一營攻佔了茶陵縣城。尋找部隊和組織心切的譚家述立刻趕到茶陵縣，找到縣委書記譚思聰。他盼望回到革命隊伍的心愿，終於如願以償了。

1927年11月中旬，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佔領了茶陵縣城，分兵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參加革命，並建立了中共茶陵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譚思聰任縣委書記，譚震林任政府主席，這是井岡山地區第一個紅色政權。與此同時，工農革命軍還幫助茶陵縣組織了赤衛隊，赤衛隊共有80餘人，直屬茶陵縣革命委員會指揮。按照縣委決定，譚家述擔任了茶陵縣赤衛隊隊長。

1957年3月2日，防空軍司令員楊成武（左5）、副司令員成均（左6）、譚家述（左4）、副政治委員谷景生（左3）、副參謀長李繼開（左2）、政治部主任龍道權（左1）合影

1928年1月，譚家述率領的農民自衛軍隨第一團從遂川黃坳回到井岡山。部隊進行休整后，毛澤東決定讓譚家述回茶陵開展游擊鬥爭。當時，赤衛隊僅有主力紅軍攻佔茶陵城后發給茶陵黨員積極分子的5枝槍，其餘的武器就是大刀、梭鏢。1928年2月，譚家述率領茶陵游擊大隊從井岡山出發，翻山越嶺，經沔渡、華里來到坑口下羅時，探知湖口駐有國民黨軍隊。譚家述立即派游擊大隊的彭飛德等3人佯裝樵夫前往偵察，發現駐紮的是衡陽挨戶團的一個大隊。當晚，譚家述帶著十幾名游擊隊員急奔湖口，乘其不備，將其擊潰，繳槍數枝，取得了下山後的第一仗勝利。

1929年12月，國民黨軍三面“圍剿”井岡山。茶陵、永新、寧岡3縣，游擊大隊奉命固守九隴山，牽制“圍剿”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井岡山失守后，國民黨用8個團的兵力進攻九隴山。經過3天激戰，游擊大隊的子彈打完了，國民黨軍隊趁夜色摸進工事，游擊大隊領導決定進行分散埋伏。當時，大雪紛飛，隊員們以冰作床、以林為房，3天無食，但革命意志絲毫不動搖。正月初三夜裡，部隊突出重圍，經中芫到達湖口。在中芫時，他們從群眾家裡借了一斗米燒了一鍋飯，但沒有碗筷，大夥就圍在一起用手抓飯吃，邊吃邊風趣地說：“我們真是肉碗盛飯魚湯送。”表現出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國民黨驚恐萬分，挨戶團也龜縮在城裡不敢輕舉妄動。游擊大隊接二連三地打勝仗，成立了嚴（塘）堯（水）區蘇維埃政府，使茶陵革命根據地的東部和北部連成一片，游擊力量驟增。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報紙不斷登載游擊大隊活動的報道。1930年3月7日《湖南大公報》曾載文說：“……最可恨者，茶陵赤衛團譚思聰、陳韶、譚家述、袁肇鴻等，恃贛匪為挾命，盤踞湘贛接壤之太湖、倒坪、木沖一帶，負險自固，不時出沒於茶屬田東、上方、東坑、白水龍、南灣、堯水、岩口、岩內等處……”國民黨只要聽到游擊大隊來了，便膽戰心驚。

1930年8月，茶陵游擊大隊奉中共湘東特委指示，改編為湘贛蘇區游擊第二縱隊，譚家述任縱隊長，宋世仁任政治委員。接著，湘東特委決定組成湘東獨立師。10月6日，湘東獨立師在萍鄉大安里正式成立，師長劉沛雲、政治委員譚思聰、參謀長馬赤、政治部主任王震，下轄兩個團。第一團團長張維、政治委員田可平；第二團團長譚家述、政治委員王震兼任。全師共800多人，近500枝槍。第三團以第二縱隊為基礎，連同宜（春）萍（鄉）游擊大隊、醴陵游擊大隊編成，有400多人、200多枝槍。

1932年1月，王震參加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歸來，帶回上級的指示，宣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成立湘贛軍區，統一武裝指揮”的命令，旋即成立了湘贛軍區。軍區成立后，湘南地方需要有一支部隊，中共湘贛省委和湘贛軍區決定以茶陵縣地方武裝為主，從軍區直屬隊和獨立第一師各抽調一部，加上湘南地方武裝，合編為新的獨立師，譚家述為師長，曾毅之為政治委員，全師共兩個團，800多人、500多枝槍。新獨立師略加整編訓練后，即由譚家述、曾毅之率領到湘南開展鬥爭。不久，譚家述又回獨立第三師任師長。

徠1932年2月中旬，中共湘贛省委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革軍委）的指示，將獨立第一、第三兩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紅八軍在吉安天河建立了領導機關，肖克任軍長，湘贛軍區總指揮蔡會文兼紅八軍政治委員。紅八軍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師3個師，譚家述任第二十二師師長，王震為政治委員，全師共有1200餘人。

紅八軍成立后，湘贛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過多次較大的戰鬥，比較著名的有九渡沖、棠市、梅花山、潞田、沙市等戰鬥。這些戰鬥，譚家述和王震領導的第二十二師都參加了，其中打得較為漂亮的是九渡沖和棠市戰鬥。1933年4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進攻湘贛蘇區的國民黨軍第六十三師退出永新據守蓮花，第十五師駐於寧岡。紅八軍領導研究決定，對駐蓮花的國民黨軍隊加緊圍困，迫其調動，在運動中予以殲滅。5月1日，國民黨第六十三師派出4個營又1個連前往茶陵接運軍需，紅八軍首長決定趁國民黨軍隊返回時在九渡沖地區實行突襲。6日下午5時，國民黨軍隊押運大批輜重成一路縱隊進到界化隴九渡沖地區，並沿大道向蓮花方向前進。監視國民黨軍隊的茶陵獨立團首先與之交火，牽制了部分國民黨。另一部分國民黨軍隊進到花竹、木魚坳一帶，譚家述、王震按照紅八軍首長擬定的作戰方案，率領第二十二師在花竹附近展開戰鬥，向新泥嶺、背屋後背和帳頂山攻擊前進。這時，國民黨軍先頭兩個營已佔領了新泥嶺、背屋後背、木魚坳等高地，並正在圍攻堅守帳頂山的茶陵獨立團，掩護其部隊和物資通過九渡沖峽谷。紅八軍進攻部隊利用茶陵獨立團已經吸引住國民黨兵力和火力的有利形勢，迅速攻佔了新泥嶺和木魚坳高地，將國民黨軍隊壓制到九渡沖和界化隴之間的谷底。接著，紅軍居高臨下，全力猛撲下去，打到黃昏，將國民黨掩護部隊兩個營完全消滅，繳獲了全部輜重。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離湘贛蘇區，開始西征。12日晚，軍團由寨前圩出發，向郴州方向急進，歷經艱苦轉戰，跨越湘贛桂黔5000餘里，衝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於10月24日抵達貴州省印江縣木黃鎮，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此時，譚家述被調到紅六軍團任參謀長，參與組織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粉碎國民黨反革命“圍剿”等鬥爭，有力地配合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

在湘贛突圍過程中，按照行軍順序，第十八師排在最後。譚家述率部擔負後衛掩護任務，時有國民黨部隊尾追。有一次，看到追兵像一群群螞蟻望不到邊，情況非常緊急。譚家述心急如焚，與大家圍在一起，開動腦筋，尋找退兵良策。一個戰士說：“諸葛亮草船借箭打敗曹操，我們要有些箭多好啊!”另一個戰士說：“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了，現在都是步槍火炮了，快想別的辦法吧!”譚家述聽了戰士們的議論，突然看到路兩旁的竹林，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急忙說：“有啦，有啦，部隊立即停止前進，除擔負阻擊國民黨追兵任務的同志外，大家一起動手削竹籤。”戰士們立即按照命令，迅速削起竹籤來，不一會兒部隊就削了許多竹籤。他命令戰士們把竹籤塗上桐油，尖朝上埋在紅軍走過的路上。戰士們邊走邊埋，沿途埋滿了竹籤。

過了一會兒，國民黨部隊追上來了，嘴裡大聲喊著：“別讓他們跑了，抓活的!”一窩蜂似地沖了過來，結果全部踩著了竹籤子，鞋子被鋒利的竹尖扎透，刺入肉中，頓時鮮血直流，痛得大哭大叫，亂作一團，一步也不敢向前走了。這時，隱藏在樹林中的幾個戰士點燃了鐵桶里的鞭炮，喊殺聲衝天，國民黨追兵以為中了紅軍的埋伏，丟下槍彈藥和糧食，嚇得轉身拚命向後跑，再也不敢向前逼近了。

這一招真靈，後來他們走一段路埋一段竹籤，並不斷變換方式，埋得十分隱蔽。這樣，紅軍的後衛部隊與國民黨軍隊的距離越拉越大，紅軍終於擺脫了追兵，順利地前進了，這真是“古有草船借箭，今朝埋竹退敵”。

會師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以紅二、紅六軍團及總指揮部與紅九軍團改編的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任弼時。不久，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陝甘。

在搶渡金沙江的戰鬥中，譚家述負責組織部隊渡江。金沙江西岸是連綿的雲嶺山脈，只有石鼓一個口子便於渡江，這裡江面寬闊，水深流急，江自北而南，因兩岸山崖阻擋，又急轉向北，迴流形成“U”字形，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里長江第一彎”。部隊到達這裡時，國民黨軍還在後面追擊，容不得絲毫猶豫。

為了阻止紅軍渡江，國民黨軍憑藉險要的有利地形，在對岸修築了無數處明碉暗堡，嚴密封鎖江西岸的渡口和所有的船隻木筏。要渡江，首先要解決船隻問題。這下可急壞了譚家述，怎麼辦？他立即命令部隊四處尋找，好不容易找到一隻破皮筏子，連夜修好。

為了弄清對岸國民黨部隊的火力點部署情況，譚家述挑選了十幾個水性好的同志乘皮筏先過江，為後續部隊順利過江創造有利條件。先遣隊利用黎明前的夜色和灰濛濛的霧氣作掩護，順利地渡過了江，一舉拔掉了國民黨部隊的火力點，剷除了大部隊渡江的障礙。把守的國民黨兵個個從暗碉里出來當了俘虜。從俘虜的口中得知，他們的“情報”說紅軍3天後才能到金沙江，誰料紅軍從天而降呀！隨著一聲令下，早已等候在江對岸、站在臨時趕做的竹排上的紅軍部隊，乘風破浪，順流而下。經過3天3夜的搶渡，至1935年4月28日，紅軍神奇般的全部勝利渡過了天險金沙江。當尾追和堵截的國民黨軍隊趕到時，已經望不到紅軍的蹤影了。

許多年後，譚家述講述了這一艱險的情景，他的愛人瀋陽為紅軍搶渡金沙江賦詞一首：“拍岸驚濤江水嘯，天塹難飛，夜霧茫茫罩，風送聲聲敵號角。滔天白浪愁雲繞，一葉皮舟今覓到。修補匆忙，寂寂人聲杳。斷竹作排誰個料，如神飛渡白軍惱。”這首《蝶戀花》詞寫出了紅軍搶渡金沙江的情景，讀起來有如身臨其境之感。

紅二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后，譚家述向上級組織提出請求，要求到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習，中共紅二方面軍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1936年9月，譚家述進入紅軍大學學習。

1951年9月，軍委防空司令部在北京召開全國城市防空會議。圖為會議結束時周士第司令員（前排左六）、譚家述副司令員（前排左五）與會議全體人員合影。

1937年1月19日，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193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從“抗大”、中央黨校選一批身體不太好的高級幹部，送到蘇聯邊養病、邊學習，譚家述就是其中一個。4月下旬，譚家述和劉亞樓、盧冬生、鍾赤兵等同志一起，經陝西、甘肅進入新疆，幾經輾轉才抵達莫斯科。到蘇聯后，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學院是蘇聯武裝力量培養諸兵種合成軍隊軍官的最高軍事學府，是研究諸兵種合成戰鬥集團戰役問題的科研中心。

1941年6月，正當譚家述等人發奮學習，認真研究軍事理論如何與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時，蘇德戰爭爆發了，戰爭風雲很快席捲了蘇聯大地。交通中斷，他們想回國已是不可能了。中國學員依照蘇軍總參謀部的安排，編入蘇軍部隊參加了衛國戰爭。衛國戰爭形勢發生轉折后，譚家述等人徵得共產國際同意，經外蒙古返回中國。1945年8月，正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刻，譚家述、鍾赤兵等人經過晝夜兼程，終於回到了祖國，回到了部隊，投入了新的工作和戰鬥之中。

解放戰爭時期至新中國成立之初，譚家述先後在聶榮臻、葉劍英領導下，參與創辦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和晉冀魯豫軍區軍政大學的工作。1948年7月1日，這兩所學校合併為華北軍政大學，譚家述被任命為副校長。

譚家述在這所學校工作期間，主要從事學校領導和教學工作。為了搞好教學，葉劍英、譚家述、陶漢章和教育小組的同志經常深入課堂和訓練場，聽取學員反映問題，一起商量解決，並組織教學觀摩，互相學習，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他與陶漢章等教育小組的同志按照葉劍英的指示，三次抽出機關幹部和教員組成參戰組，赴濟南和太原收集作戰經驗和有關資料，把學校教育與戰場的實際結合起來，使教學更進一步為戰爭服務，保證了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統一城市防空部隊的領導，加強國土防空建設，準備參加抗美援朝，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國土防空部隊領導機關。1950年12月16日，軍委防空部隊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譚家述被任命為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建立軍委防空部隊司令部困難重重，條件非常艱苦，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當時選定的辦公新址在北鑼鼓巷，那裡是一個垃圾場，垃圾堆得像座山。譚家述立即組織力量運走垃圾，就在這個平地上蓋辦公大樓、營房和禮堂，為軍委防空司令部開展正常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司令部成立后，面臨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組織防空部隊赴朝鮮參加對空作戰。譚家述參與組織領導這項任務，從1950年10月防空部隊開始赴朝參戰到1952年4月，先後共組織了8個高炮團及6個獨立高炮營、1個探照燈營、4個雷達站參加抗美援朝。為使更多的營、團以上幹部能經受實戰的鍛煉和考驗，防空部隊黨委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和總參謀部具體安排，從1952年4月到1953年5月，又先後組織了3批部隊赴朝參加輪戰，組織了7批共777名幹部赴安東及朝鮮參觀實習。首批赴朝實習的幹部回來后，譚家述親自組織編寫了《第一期防空高級幹部實習總結》，為後幾批幹部赴朝實習提供了經驗。

1955年3月8日，中央軍委決定將防空部隊改稱防空軍。1957年2月21日，又作出了空軍與防空軍合併的決定。5月17日零時起，空、防兩軍種機關正式合署辦公。譚家述被任命為空軍副司令員。譚家述由陸軍到防空軍，再到空軍，工作單位在不斷的變動；由過去靠步槍、機槍打仗的步兵到有比較先進防空武器的高射炮、探照燈、雷達的防空部隊，再來到裝備有現代航空兵器的由諸兵種組成的空軍，工作性質、內容和任務也在不斷的變化。然而，他總是愉快地服從組織上的決定。

空軍學校數量多、類別多、專業複雜，既有飛行學校，又有地面學校，培訓的對象有飛行員、地勤學員、後勤保障人員和各種勤務人員等等，且校址分佈遍及全國。譚家述深感自己分管這項工作擔子很重。於是，他橫下心來，甘當小學生，在領導工作中不斷學習、研究。他的辦公室就設在軍事學校管理部（簡稱“軍校部”）。他經常召集處以上領導幹部或參謀人員，研究討論問題，不懂的地方，就拜下級幹部為師，請他們給自己當小教員，解答問題。由於他作風樸實，平易近人，關心幹部，因此同志們都很願意接近他。他在實踐中學習，邊學邊干，邊干邊學，很快掌握了情況，為抓好空軍學校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1958年7月中旬，美國公然下令駐遠東地區美軍進入戒備，並加強了北起沖繩、南至菲律賓的海空軍巡邏。7月17日，台灣當局也令陸、海、空軍進入特別戒備狀態，並連日出動飛機對福建、廣東沿海進行偵察，公然聲稱要加速進行反攻大陸的準備。

針對時勢的變化，中央軍委及時作出了加強東南沿海鬥爭的決定。1958年7月17日晚，國防部長彭德懷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向總參謀部傳達了軍委的決定。18日晚，毛澤東召集軍委副主席和空軍、海軍領導人，布置東南沿海的軍事鬥爭任務。19日，總參謀長栗裕召集海軍、空軍、炮兵及有關部門領導人，研究炮擊金門及海、空軍入閩的具體部署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就空軍要不要組織學校的幹部、教員去福建前線參戰、見學問題，譚家述與學校管理部副部長陳熙、李東流、梁家珍等人研究后認為很有必要，隨後向空軍黨委常委遞交了報告，提出學校幹部、教員參戰、見習的方案。空軍黨委常委批准了這個報告，從此拉開了學校教員、幹部到福建前線實戰鍛煉的序幕。有計劃、有目的地分批組織教員、幹部進行實戰鍛煉、見學，對於修改學校的訓練大綱和修正、充實教材內容，改進訓練工作，提高訓練質量，使學校的訓練更符合部隊的實戰需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71年9月9日，譚家述在長沙突患腦溢血，湖南省委派醫護人員搶救，使他脫離了生命危險，但他已致癱，不能講話，寸步難行。1972年5月，經周恩來總理批准，譚家述住進了空軍總醫院。王震當晚就約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和夫人、著名神經科教授沈漁村到醫院看望。當王震把譚家述的病情報告周恩來總理后，周總理非常關切地對王震說：“你和家述是一個戰壕里的老戰友，他的事你就負責吧!”從此，情同手足的王震一直關心著這位老戰友的病情。

譚家述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進行鬥爭，天天堅持練走路、學說話，滴滴汗水從他臉上流淌下來，有時他還丟下拐杖，倔強地走著，盼望早日恢復健康。譚家述非常想念周恩來總理，吃力地用左手不停地練字，終於在1973年初寫出了“周總理我想念你”這幾個字。幾天後，這小小的紙條轉送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看后，立即指示總政治部代表他到廣東省珠島賓館看望在那裡養病的譚家述，譚家述激動萬分，泣不成聲。1973年6月，他的癲癇病又發作了，從此只好用輪椅代步。1986年2月1日，譚家述又艱難地寫下了“共產黨萬歲”五個字。它出自一個偏癱16年之久、頑強地同疾病和死神搏鬥的76歲的老人之手，表現了譚家述對黨忠貞不渝的熱愛。他患病期間，仍關心國家大事和空軍建設，讓愛人和身邊的護理人員給他讀報、念文件；他重病在身，仍能嚴格要求自己和家屬子女，保持著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

1987年8月11日10時譚家述與世長辭，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