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縣

楚置苦縣，秦廢。漢屬相縣南部地區。東漢初復置，屬淮陽郡。老子楚國相縣人，楚國相縣曾因荒蕪而歸於苦縣，故又有稱老子苦縣人 ，其實乃是誤解。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附近東部苦縣故址。新莽時期（8~23年），改苦縣為賴陵，東漢建武元年（25年），賴陵複名為苦縣，仍屬淮陽郡。三國魏太和六年(232年)，改屬譙郡。西晉咸寧三年八月，改屬梁國。永昌元年（322年)，為石勒所建後趙所佔。東晉收復時，於咸康三年(337年)改為父陽縣，仍屬譙郡。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父陽屬宋陳郡。北魏正光年間（520~524年），改父陽為谷陽縣，屬陳留郡。北齊天保七年（556）廢。

綜合有關史料，以地理考之，老子故里賴鄉所在縣的縣治並非亘古不變，而是多次遷徙。今鹿邑縣城、苦縣故城、谷陽故城、真源縣城、衛真縣城等5個城池也並非同一城池，谷陽故城與賴鄉城同地，苦縣故城、真源縣城、衛真縣城三城同地，今鹿邑縣城確系古苦縣故城。

史料表明，元代之前，賴鄉所在的縣數次易名，由春秋時的相縣，先後更名為苦縣、谷陽、真源、衛真、鹿邑等，其縣治常在賴鄉和今縣城兩地來回遷徙。西晉以前，苦縣縣治在今縣城一帶，故《晉太康地記》言苦縣“城東有賴鄉”。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以後，政權被迫由洛陽南遷至江東健康(南京)，大量北方官民隨之南遷，譙郡和苦縣一帶常為南北戰場。東晉建立后，祖逖北伐收復北土，譙郡一帶回歸東晉。為安置北方流民，東晉不斷在南方僑置州郡。建武元年（317年）在譙（今亳州市區）置豫州，晉明帝咸和四年（329）在安徽蕪湖僑置豫州，后又在譙僑置陳留郡，苦縣所在州郡的行政中心不斷東南移。加之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縣寧平進行大屠殺，苦人畏懼西北異族殘暴，遂東遷縣治於賴鄉城。因該城位於谷水之陽，苦縣便於東晉成帝咸康三年（337）更名為谷陽（南朝《宋書》作“父陽”，晚50年成書的北朝《魏書》作“谷陽”，唐《元和郡縣圖志》亦作“谷陽”。清末畢沅考證應為“谷陽”。用“父陽”作地名查無出處，“父”、“谷”字形相近，《宋書》在流傳過程中可能出現抄寫訛誤）。《水經注》言谷水東經苦縣城中並在賴鄉城南注入渦水，說明苦城不在谷水之陽而賴鄉城位於谷水之陽。這也進一步佐證了當時谷陽縣治確已遷至賴鄉城。南北朝時期，谷陽縣仍處於南朝和北朝交界一帶，先後轄於南朝劉宋和北朝北魏、東魏、北齊。劉宋時期（420～479），陳郡、譙郡一帶交替隸屬北魏和劉宋，武平也省入谷陽（《宋書》記載陳郡僅有4縣：項城、西華、谷陽、長平）；劉宋滅亡后，北魏於正始年間（504～508）復置武平。“高齊（550～577）省入武平縣”（見《元和郡縣圖志》）。隋開皇六年（586）復置谷陽時，縣治又重新遷回苦城，故《元和郡縣圖志》言“理苦城”（如果仍在谷陽城的話，就無需寫這樣了），后又演變為真源縣城。此後，賴鄉所在縣的縣治再也沒有遷移，故唐代以後史書多記載“真源縣東至（亳）州五十九里”。

賴鄉城是東晉至南北朝時期谷陽縣（苦縣）治所，也是宋金時期谷陽鎮的鎮治所在。南宋謝守灝（1134～1212）《混元聖紀·卷之二》載：“苦縣東谷陽故城，即古之厲鄉城也”。光緒《鹿邑縣誌》記載：賴鄉、谷陽同是一城；今縣城東至谷陽故城10里，太清宮距縣城15里。而《瀨鄉記》言“瀨鄉在（苦）縣東南十二里”；順治《鹿邑縣誌》記載谷陽鎮在縣東十里；乾隆《歸德府志·鹿邑縣境圖》標註“谷陽縣”在太清宮之南；《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圖》標註太清宮集距縣城12里。綜合推斷，谷陽故城應在太清宮西南5里以內，其東北部至今還有近萬平方米的漢墓群。“賴”、“瀨”、“厲”是古代的通假字，三字讀音相同。賴鄉、瀨鄉、厲鄉也是同一概念，賴因“其地近渦水，俗遂轉而為瀨焉”（見《混元聖紀·卷之二》）。賴鄉是老子出生地，是歷代聖賢乃至一般庶人朝謁的聖地，其名稱不可能在歷史長河中失傳，其範圍始終沒有被善男信女們遺忘。正如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贊碑》所言：“賴鄉聖跡分明在，億劫相傳不失真。”因此，在古代文獻里，“賴鄉”是老子里籍中出現最早最多的辭彙，“苦”、“相”均不及也。東漢邊韶定位相縣故城選擇的參照物就是賴鄉（相縣“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苦縣一詞在東晉咸康三年就已退出歷史舞台，而賴鄉一詞至今仍然使用。宋代賴鄉改為谷陽鎮，但當地卻保留有瀨水，《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大清一統志》均有瀨水的記載；乾隆鹿邑知縣王世仕《河渠紀略》有瀨鄉河的記載；光緒《鹿邑縣誌》有瀨水溝、瀨鄉溝的記載，直到現在，這個瀨鄉溝仍然存在。凡是知道老子故里在鹿邑者，都會知道這個賴鄉的存在。而這也正是渦陽縣、亳州譙城區所沒有的。

《魏書·卷一百六》載：“谷陽有苦城、陽都陂、老子廟、欒城。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賴鄉城”。由於劉宋時期武平省入谷陽，北魏正始年間復置武平縣，高齊時期谷陽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陽兩縣在南北朝時期時分時合，交替隸屬，所以，北齊魏收撰《魏書》時，就把兩縣地名混淆了，把谷陽縣的賴鄉城誤記到武平縣名下。但這也說明，《魏書》所載的苦城與賴鄉城（谷陽故城）絕非同一個城池。

謝守灝《混元聖紀·卷之二》也證實苦縣故城與谷陽故城並非同一個城池。從地理位置看，今鹿邑縣城與苦縣故城方位頗合。按《水經注》記載：苦縣故城“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於北台”。東門通向今鹿邑太清宮鎮，南門越過渦水（北魏時渦河流經今鹿邑縣城和太清宮之南）通向王皮溜鎮欒台，西南門通向廣鄉城（趙村）西門馳道，再往西北又通向邱集鄉武平城的北門馳道，最後到達玄武鎮曹操之“觀武台”（《鹿邑縣誌》記載，建安元年〈196〉，漢獻帝封曹操為武平侯。曹操屯田武平，築台“觀武”，操練水師於玄武湖。今台已廢）。從馳道興廢上看，苦縣故城的交通網路與鹿邑歷史也完全吻合。北魏之前，苦縣、寧平、武平三縣先後隸屬於陳郡、陳留郡（其中苦縣在三國時隸屬譙郡），三縣也均是由秦之苦縣分設而成，后又時分時合，聯繫緊密，所以，苦縣故城的東、南、西三門馳道都較發達，其中西門馳道經過廣鄉、武平，最後到達曹操之“觀武台”，成為苦縣、武平兩縣的交通大動脈。而苦縣的北部是砦母（今鹿邑縣馬鋪鎮附近，《左傳》襄公十年，楚子囊、鄭國耳伐宋師於砦母，即此），此地春秋時期隸屬宋國，與苦縣交往較少。直到元代，鹿邑才隸歸德府管轄，所以，北門馳道也相對落後，酈道元因而未加詳說。從文物勝跡上看，《水經注》言賴鄉城“其城實中，東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謂之谷陽台”。東北隅的這個“台”，其實就是今天的隱山遺址，古時高達5米多，可謂是“偏高”。苦縣故城周邊的谷陽台、故台、武平故城、北台等勝跡，與今鹿邑縣城周邊的隱山遺址、欒台、武平城、玄武觀武台等遺址完全吻合，而這些都是渦陽、譙城區所沒有的。因此，苦縣故城必是今鹿邑縣城。隨著渦河航運開發工程和鹿邑項目建設的推進，今鹿邑縣城西北和東北部分別發現3處大型漢、唐、金墓葬群；東北部發現漢代陶窯遺址一處；城東發掘戰國～漢古墓72座。古代墓葬區一般位於縣城東北部或北部，可見今鹿邑縣城一帶很早就是人類集中居住區，自古就是這一帶的政治中心。

真源縣城也系今鹿邑縣城

唐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改谷陽為真源后，真源縣城一直設在苦城未再遷徙，后又演變為衛真縣城、鹿邑縣城。1992年版《鹿邑縣誌·建制沿革表》真源“治所”欄下標註“今太清宮”也與史不符。這些可從以下史料中加以佐證。一是由譙縣故城、寧平故城、鹿邑故城三城定位，可知今鹿邑縣城就是真源縣城。

唐《元和郡縣圖志》載：“真源縣，望，東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縣……寧平故城，在縣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詞，縣東十四里……鹿邑縣，上，東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北宋《太平寰宇記》卷十二“真源縣”條下載：在亳州“西南九十五里”（註：應為五十九里之訛），“李母墳在縣東十三里”，在“鹿邑縣”條下載：在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一百一十七”減去“五十九”等於58，說明唐代真源縣城與鹿邑縣城相距58里）；北宋《元豐九域志》載：“衛真，（亳）州西六十里，六鄉，谷陽一鎮……鹿邑，（亳）州西一百二十里”。北宋亳州太守歐陽修《游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詩中曾言“擁旆西城一據鞍”，說明真源縣應在亳州以西。《金史卷一一七·粘哥荊山列傳五》載：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游騎（元兵）自鄧至亳，鈔鹿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珩約同行。珩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鹿邑縣令向亳州逃跑時路過衛真，說明金代衛真位於鹿邑與亳州之間。隋至金代的鹿邑縣城就是今天所稱的鹿邑故城，位於今鹿邑縣試量鎮鹿邑城村，遺址尚在。綜合各種史書記載，可以看出，真源縣城應在今鹿邑故城和亳州之間，東距亳州城59里左右，東距太清宮為14里左右，西距鹿邑故城58里左右，西南至鄲城寧平故城50里左右。儘管古今長度單位標準不一，但相差不會太大。符合這幾項條件的有且只有今鹿邑縣城一個城池，附近的太清宮鎮、安溜鎮均不符合這些特徵。二是由明道宮、太清宮兩宮定位，可知今鹿邑縣城就是真源縣城。明道宮位於今鹿邑縣城東關，是太清宮的下院，也系唐宋皇帝為方便赴太清宮朝拜特意在真源縣城興建的行宮。元《重修奉元明道宮記》（孛術魯翀撰）碑載：苦縣“唐曰真源，宮曰紫極，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築宮縣隅東北備伺皇帝駕次之齋居，榜曰奉元”。奉元后毀於水患和兵災。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將謁太清宮，“賜亳州真源縣行宮名曰奉元，殿曰迎禧”（見《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朝拜老子后“改奉元宮曰明道宮”。

《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等記載，宋真宗於正月十五日從汴京出發經太康、鹿邑赴真源縣，“十九日，至真源縣西五里大次，帝服靴袍乘大輦至奉元宮”；二十二日朝拜老子后“還奉元宮”；二十三日，“發衛真縣”，“次亳州”。說明宋真宗下榻的奉元宮確實位於真源縣城。正式朝拜的那天，“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設籠燈燎台”，說明太清宮距奉元宮十多里，而今鹿邑明道宮與太清宮直線距離為10.6華里，兩者完全吻合。如果當時真源縣治設在太清宮或今鹿邑縣東十里，那麼，宋真宗“至真源縣西五里大次”時，就已至奉元宮東5里，怎麼還會出現“帝服靴袍乘大輦至奉元宮”，難道半路上再折回不成？“李母墳在縣東十三里”豈不也跑到太清宮東七里開外？《金續修太清宮記碑》也載：金代太清宮重修時，募化所得“莫可勝計”，“由縣（指衛真縣城）西鄉東入太清，前車已抵宮而後車未出縣”，綿延十多里，與現今太清宮及鹿邑縣城的布局完全吻合，也說明金代衛真縣城就是今鹿邑縣城。三是現存遺跡昭示今鹿邑縣城就是真源縣城。今鹿邑縣城東南4公里堌堆窪村仍有唐隴西夫人墓，原殯於城內東南隅之原，至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為修城者所發，楊六德、張皋謨等人見志石，惻然傷之，收殘骸斂以瓦棺改葬城東堤內黑龍潭之東南。由墓誌銘可知，墓主人隴西夫人為唐代宗室李氏之女，隴西人士，其高祖封燕王，曾祖做過銀青勛祿大夫，祖父初授真源令，父遷真源丞。隴西夫人於唐穆宗長慶四年（824）以疾卒，時年22歲。真源縣令之女孤單一人客死他鄉，其父不可能把她遠葬，必把她葬於真源縣城附近。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地理總志《輿地廣記·卷第二十》也載：“衛真縣，本苦縣城”。明萬曆二十年（1592），鹿邑縣城西北也曾建有精忠祠，以紀念唐代真源縣令張巡；萬曆己酉年（1609），鹿邑縣城明道宮刻立《道德真源碑》。這說明，明代也把鹿邑縣視為真源縣，把今鹿邑縣城視為真源縣城。

今鹿邑縣城並非元初平地新建的縣城

近代以來，有人主張今鹿邑縣城既非古代的鹿邑縣城，也非衛真縣城，更非苦縣故城，而是元代鹿邑、衛真兩縣合併后重新選址，在第三地新建的縣城。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元史》僅載“衛真入鹿邑”，未涉及兩縣合併時縣城遷移情況，但鹿邑縣誌等史料對此略有記載。《許志》載：“元初避水東遷，今地並衛真，仍曰鹿邑，而舊鹿邑廢。”《歷代地理沿革表》也云：“元初省衛真入鹿邑，后遷鹿邑治”。“鹿邑”之名比“衛真”、“真源”等縣名要早許多年，因而合併后採用“鹿邑”為縣名。“衛真入鹿邑”，按常理應繼續使用原鹿邑縣城，但由於金元社稷轉移之時，鹿邑、衛真兩城“皆殘毀無居人”（見《齊東野語·端平入洛》），后又經河渦合流沖刷，兩城已都不能使用，無論利用哪一個作縣城，都得重新建設；兩者比較，衛真縣城更靠近州治亳州，且張柔鎮守亳州重修太清宮、明道宮時已對其周邊環境進行了治理，水患發生的可能性已經降低，於是合併后就利用了衛真縣城。所以，從縣城沿革上來說，實際上是“鹿邑入衛真”。正是這一用“鹿邑”之名、用“衛真”之城的合併結果，迷惑了古今不少學者。大凡主張今鹿邑縣城系平地新建者，往往是受舊志“遷建”一詞的影響。其實“遷建”並非就是選擇第三個地方建，從鹿邑挪到衛真，在衛真縣城原址上興建新的鹿邑縣城，對“鹿邑”來說不正是遷建嗎？試想，如果合併時兩個縣城都棄之不用，重選新址，白手起家，平地造城，這符合一般人的邏輯嗎？

鹿邑縣東十里誤作苦縣故城的原因

一是由“鹿邑”地名演變造成的。鹿邑、衛真兩縣合併之前，鹿邑縣名稱數易、縣城數移。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戰國中期楚墓出土竹簡證實，春秋之鳴鹿在楚滅陳后就已易名為鹿邑，戰國末期由縣降為“亭”，作為縣的編製退出歷史舞台。晉代仍以亭的形式出現（《水經注》引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史料又記載，隋開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平為鹿邑，在“故鹿城地”置縣，“取故鹿邑城為名”，治所西遷今鹿邑縣試量鎮“鹿邑城村”（今鹿邑故城），“鹿邑”作為縣名再次出現在古代的行政區劃中。唐宋金因之。唐《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鹿邑縣，上。東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縣西十三里。俗名牙鄉城，春秋時鳴鹿邑也。武平故城，縣東北十八里”。《元和郡縣圖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全國性地理總志，其對鹿邑縣城位置的記載應該是最權威的。北宋《太平寰宇記》記載也與此類同。這說明唐代鹿邑縣城就在“鹿邑城村”，當時所稱的鹿邑故城則是戰國時期的鹿邑城，史書又稱牙鄉城、虎鄉城、鳴鹿邑、名城，《水經注》中“濄水又東逕鹿邑城北”即此，今人則稱其為鳴鹿故地（今鹿邑辛集東北）。古今鹿邑的縣城實際是這樣變化的：春秋戰國時在鳴鹿邑（今鹿邑辛集東北）；西漢時在寧平（今鄲城寧平）；東漢至南北朝時在武平（今鹿邑縣邱集鄉武平城村）；隋至金代在鹿邑（今鹿邑縣試量鎮鹿邑城村）；元初鹿邑、衛真兩縣合併后，縣城東遷衛真至今未變。從古至今，今鹿邑境內先後出現三個“鹿邑城”，即鳴鹿故地、鹿邑故城、今鹿邑縣城。古代苦縣在鹿邑縣（合併前的鹿邑）東，按《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真源縣城與鳴鹿故地相距71里；按《讀史方輿紀要》、《春秋大事表》（清初顧棟高撰）等記載，苦縣故城與“鹿邑城”相距70里（《讀史方輿紀要》雲鹿邑縣“東至江南亳州百三十里”就是把鳴鹿故地誤作為明清時期的鹿邑縣城了）。

與苦縣同期的鹿邑城系鳴鹿故地，所以，苦縣故城應在鳴鹿故地東71里，《元和郡縣圖志》、《讀史方輿紀要》、《春秋大事表》等史書所言是一致的。但後人以不同的“鹿邑城”為坐標，就出現了不同的苦縣故城：以鳴鹿故地為“鹿邑城”，苦縣故城就是70裡外的今鹿邑縣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為“鹿邑城”，苦縣故城就在70裡外的今鹿邑縣東十里太清宮鎮境內，與谷陽故城、賴鄉城同地；以今鹿邑縣城（衛真縣城）為“鹿邑城”，苦縣故城就移到70裡外的亳州東十里了。清代以後，“鹿邑城”的遷徙已鮮為人知，史書中出現不同的記載也就不足為奇了。二是由賴城、賴鄉、賴鄉城等三個地點誤會成同一個地點造成的。《水經注》記載，“濄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流東北注於賴城入谷，謂死濄也。濄水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濄水又東北屈，至賴鄉，谷水注之……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谷水自此東入濄水”。這一段記述的是死渦於賴城注入谷水，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然後在賴鄉城南注入已繞過苦縣故城南的另一支渦水。按照酈道元的敘述來畫一張河流水系復原圖，就會發現，只有苦縣故城與賴城南北緊鄰才能完成這種互相注入的複雜流程。如果賴城、賴鄉、賴鄉城均系同一地點的話，苦縣故城就必須東遷到賴鄉才能使谷水既經苦縣故城又經賴鄉城南。但《水經注》中有一句話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就是酈道元對“苦縣故城”的解釋：“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這就告訴我們，新莽時期苦縣更名為賴陵，那麼，“苦縣縣城”就謂“賴陵縣城”，“苦城”也就是“賴城”。王莽之後，仍有人沿襲這一稱呼。《水經注》中這個“賴城”就應是新莽時期的苦縣縣城，而非苦縣東部的“賴鄉”或“賴鄉城”。死渦在這裡注入谷水后，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然後又東流到10裡外的賴鄉城南注入渦水。

由此可見，《水經注》注錄的谷水、渦水流經的城鄉勝跡與今之鹿邑完全吻合，苦縣故城當在今鹿邑境內。經考證，今鹿邑西關遺址就是漢苦縣故城遺址，位於縣城西南部，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保留有漢代文化層1米左右，其東北部至今仍有河道與護城河相連，現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晉書·列傳第二十九》記載了石勒羯人集團製造的苦縣大屠殺,一次就屠殺和吃掉已經放棄抵抗的漢族軍民百姓高達二十多萬人：

“以襄陽王范為大將軍，統其眾。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眾，並食之。”《晉書·載記第四》的記載，苦縣大屠殺中漢人被殺人數為“二十餘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