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

張頤（1887-1969），字真如，又名唯識，四川省敘永縣人。

中國現代研究G.W.F.黑格爾哲學的學者、教授。

張頤故居是四川省敘永縣馬嶺鎮鳳凰村一組（原余家三組）

老家很貧困，如今連馬路也沒通，望各界來關心

1907年，張頤在永寧中學求學期間受業師熏陶加入同盟會，后畢業於四川高等學堂，其間與謝持、熊克武等共組“乙辛學社”，成為同盟會核心。1911年投入四川保路愛國鬥爭，辛亥革命后在蜀軍政府及四川省民政長公署任秘書。

1913年赴美國入密歇根大學，獲文學學士、教育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入英國牛津大學，再獲哲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獲得者。1921年赴德國入埃爾朗根大學研究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后赴法國、義大利考察，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1924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1926年應陳嘉庚之聘任廈門大學副校長。1929年返回北京大學任哲學系主任。后就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特聘教授，1935年再度赴美考察一年。1936年回國後任四川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1937年6月代理校長。1939年任抗日戰爭時期遷往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后返回北京大學任教授。1948年底回川。解放後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及文史館研究員。1957年返北大任教，指導研究生，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他對西方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有精深研究，是中國哲學界專門研究西洋古典哲學的先驅，著有《黑氏倫理研究》、《黑格爾與宗教》、《聖路易哲學運動》等。其論著促進了中國哲學界對黑格爾學說的了解和研究。

中國首位牛津博士

1913年，川中才子張頤出國留學學習哲學，十年後學成歸國時，已是歐美學者眼中的“東方黑格爾”。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寫出多篇哲學論著。1936年，一心想報效家鄉的張頤回到成都，任職於四川大學。他的到來，使得川大“名流學者薈萃，蔚為大觀”。

1887年8月11日，張頤出生在四川敘永縣馬嶺鎮一個貧寒農家。幼年的張頤體弱多病，是個愛靜的孩子，雖有好幾個弟兄姐妹，但他並不喜歡和他們一起嬉戲打鬧。從6歲起，他就在父親的教授下，開始讀書，常能過目不忘。父親稍加解讀，也能領會於心。張頤13歲時，疼愛他的父親去世。其父彌留時，叮囑張頤的兄長，讓他們支持張頤讀書，說他很有才氣，不能耽誤他的前程。

張頤曾參加過一次童試，沒有考中，漸漸就有些厭倦科舉，而此時張頤的家鄉連年歉收，地方上的官僚、土豪卻在仗勢欺人、巧取豪奪，這使張頤憤恨無比，萌發了學習新學、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但當他去瀘州投考川南師範，卻沒被錄取，只好到一個私塾讀書。張頤並不滿足在私塾里所學的東西，他很想找到機會學習新思想。

1905年，清朝開始廢除科舉，大興學堂。此後不久，張頤高興地到永寧中學讀書。這是個新式學堂，學堂里有新校舍，還有很多圖書和科學儀器。而楊滄白、向仙喬等大學者，也在該校任教。這裡新學之風很盛，教師們很多是同盟會員，都是新思想的倡導者，常常給學生介紹《國粹學報》、《革命軍》、《民報》等革命書刊，並講解國內形勢，也鼓勵學生出國留學。張頤入校后，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7年，他經楊滄白介紹，與同學楊伯謙、黃隼高、陶子琛、劉吟楚、徐毅甫、姜靜甫七人，首批加入同盟會，並結為生死之交，號“永寧七君子”。同年，楊維從日本返回，熊克武、黃方、楊兆蓉、黃復生也到了永寧，與“永寧七君子”一起策劃起義。一時間，同盟會員雲集，永寧中學也成為當地的革命司令部。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四川各地革命黨人策劃的起義，都沒能成功。張頤只得和幾個朋友一起，來到了成都。

1908年，張頤考入四川高等學堂，他的學費，也是靠朋友幫忙籌措的。在成都的日子裡，張頤結識了不少同盟會員，也和這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組織革命團體。不久后，清政府發布川漢鐵路路權和股金歸國有的命令，激起四川人民的憤怒，保路運動開始了。此時的革命黨人，準備把保路運動逐漸轉為革命運動，推翻清朝的統治。張頤和同志們一起印出革命文告，夾保路傳單中四處散發，這引起了總督趙爾豐的注意。於是趙爾豐逮捕了張瀾等“領頭者”，激起成都的老百姓的怒火。

此事一出，張頤等十多個革命者就在四聖祠開會，秘密商議對策。會上張頤提議，成都防備極嚴，革命力量也很薄弱，必須去外縣發動起義，以重慶為中心，才能有所為。眾人表示贊同。於是，張頤等人先後離開成都，四處奔走。張頤歷盡艱辛，到仁壽、青神、井研、榮縣、自貢等處奔走呼號，和當地的同盟會員洽談，後來來到重慶。

1911年，重慶宣布起義，成立蜀軍政府，張頤任都督府機要秘書，後來又代理炸彈團團長。成渝軍政府合併后，張頤來到成都，任民政長公署機要秘書，每天的工作就是寫些電文。這樣的生活，讓張頤感到索然無味，他一心想要出國留學。

1913年，張頤考取四川省公費出洋留學，終於得償所願。同年，張頤在回家鄉看望了親人後搭輪船去了美國，留學密執安大學。他立志留學十年，學有所成后，方才回國。

張頤想，“西方各國，何以富強，除科學發達外，其社會思想必有與中國相異之處”，於是他決定選習哲學。此後，張頤學習了邏輯、哲學史、政治哲學等，1917年初，他畢業轉入研究院，得到了學士學位。從此時起至1919年，張頤學業成績一直很優異，多次受到校長及系主任當眾表揚，於是“中國留學生張頤之名大噪”。他曾在1918年春得碩士學位，同年夏天和溫萊教授商決，寫出研討黑格爾哲學之倫理、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方面的論文，1919年夏天完成，經考試后，以特優成績得博士學位。

此時的中國，大批學者已先後返回國內。當時的北京大學曾想邀請張頤回國任教。而張頤在四川的許多故舊，也勸他回國。但此時的張頤正沉浸在哲學研究中，興趣正濃，並不想急著回國。

1919年9月，張頤轉到英國牛津大學繼續學業，他以進修生的身份研究黑格爾哲學。當時的牛津大學里，中國學生只有張頤一人，獨自在異鄉求學，張頤免不了有些孤獨。好在他人緣不錯，和監修員史密斯教授很要好，教授不僅耐心地給他講解疑難問題，還很關心他的日常生活。而還有不少教授，也常請他喝茶吃飯，或外出散步。張頤也趁著這些機會，提出自己遇到的學術問題。

但是，四川的留學官費已很久沒有寄來了，雖有友人和學校教授們的幫助，張頤的生活還是有些困難。1921年，張頤聽說德國的生活費用比較低，於是轉學德國埃爾朗埂大學研究班。到達后，張頤就開始努力學習德文，以求更深地研究康德及黑格爾哲學。在這裡，他常和各國哲學家一起交流，獲益不淺。1923年春，張頤寫成《黑氏倫理探究》（英文版），作為畢業論文，送回牛津大學審查，榮獲了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他是第一位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而他又是第二次獲得博士學位，這在哲學界是很罕見的事。而張頤在所著的書中對黑格爾哲學作了全面詳細的論述：追溯其發展，指陳其特點，闡釋其困難，品評其意義，估價其可取處，批判其局限處。為此書作序的史密斯教授曾說：“特別重要的是張頤教授討論了黑格爾關於家庭及家庭和國家的觀點。在這裡他以他的批評超過了黑格爾，消除了一般西方思想和制度所根據的偏見……”

張頤的這本書很受歐美哲學界的重視，張頤也因此被譽為“東方黑格爾”。

從1913年留學至1923年，已有十年。雖然張頤認為自己應該回國，但他已生活窘迫得沒有路費了，而且還欠了很大一筆留學費用。當時任成都高等師範校長的吳玉章，邀請他回國任該校教務長，並答應代領留學費用再給他匯去。

於是張頤在1923年8月去了法國巴黎，順便等著錢匯來。在法國，他還常去巴黎大學聽法國教授的哲學講演。1924年，張頤乘船回國。回國后，因四川局勢有變，他沒去成都。而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爭著聘請他任教，張頤於是去北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

北大的學術氣氛一直很濃厚，學生也很勤奮，張頤很是滿意。他教的西洋哲學史、教育哲學、黑格爾哲學等課程。選修的學生非常多。但當時教授的薪水每月只能發兩成，張頤的生活很是拮据，一些教師紛紛離開。張頤雖不舍，但還是無奈地於1926年9月向北大請假，暫赴廈門大學任教。

一年後，張頤兼任廈大文學院長，不久又被聘為副校長。他在北大時，曾與魯迅先生同事，到廈大后，又與魯迅先生同在一起任教，宿舍也挨著，兩人過從甚密，經常相互研討切磋學問，相談甚歡，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1927年1月，魯迅離開了廈門大學。

好友離去，張頤也不想久留，他在1929年回到北京大學任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後來又擔任北大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講座兼哲學系主任，在此期間，他請來了不少知名教授來校任教。張頤在北大任哲學系主任共6年，事務一直很繁忙，但他並未忘記治學。他的《讀克洛那、張君勱、瞿菊農、賀麟諸先生黑格爾逝世百年紀念論文》《關於黑格爾哲學回答張君勱先生》《余與張君勱先生討論黑格爾哲學之經過》《黑格爾與宗教》等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寫成。

張頤本就認為，自己生在貧寒的鄉下農家，能夠赴歐美留學，有所作為，完全得益於四川省公費派遣。他回國后沒能回家鄉四川，已是心懷歉疚。1936年，張頤碰到了老朋友任鴻雋，當時任鴻雋是四川大學校長，邀請他回四川，張頤很高興地答應了。

同年，張頤來到成都，在四川大學任文學院院長，第二年任鴻雋因故辭職，張頤代理校長。此後，張頤多方設法爭取教育經費，添置了不少圖書設備和教學儀器，並組織學生調查研究、收藏保護四川的文物，使一批珍貴文物得以保存，他還請來外國專家到川大作報告，自己親任翻譯。而眾多的名師，也在此期間來到川大，如朱光潛、馮漢驥、徐中舒、向楚等，一時間川大“名流學者薈萃，蔚為大觀”。

1938年12月13日，國民黨教育部任命程天放為川大校長，並令張頤移交校政。這一決定遭到川大師生的強烈反對。很多人都對張頤被無理撤換的事感到憤慨，他們認為張頤是“學術界先進，潔身自好，人格皎然”，“任職年余，一心校務，眾望允孚”。

那些川大的學生，更是乾脆罷了課，老師也罷了教，四處發傳單支持張頤。這次罷教罷課的時間竟然長達18日之久。此時的張頤心裡很難受，他為了顧全大局，毅然離開了他傾注了很多心血的四川大學。校內許多知名教授，如朱光潛、魏時珍、董時進、周太玄、林如稷等，也紛紛憤然離職。

張頤交卸川大校長職務后，又與好友朱光潛一起去武漢大學（當時武大在樂山）任教6年，1945年兩人又一起返回北京大學。1948年，張頤身體不適，回到成都養病，住在沙河堡文湘果園，緊挨著李吉力人的“菱窠”，兩人交往頻繁，常常促膝長談。

新中國成立后，張頤被聘為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1955年又被任為四川省政協委員，一年後，他的老朋友吳玉章又來請他“出山”了。當時吳玉章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寫信邀請張頤前去任教，但此時的張頤已年近古稀，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只得婉言謝絕。

不久后，北大校長馬寅初及哲學系主任鄭昕，又先後邀請張頤去北大，並言明：“不要求上班開課，時間亦不受限制，有暇將過去的舊作整理出來，務使先生之學不致成為絕學。”只讓他指導一下青年教師和研究生，搞一些科研工作。他們的誠意讓張頤很是感動，而北大又是他曾工作過的地方，他就是在那裡和魯迅共事，結下深厚友誼。張頤這次有些心動了。1957年，張頤又回到了北大。1969年，83歲的張頤病情加重，於同年6月23日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