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津之戰

東漢末年，孫權在江北濡須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軍事據點，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曹操渡重兵據守合肥、皖城（在今潛山縣境），作為向南攻吳的基地。因此，魏吳雙方在這幾個地方頻繁進行大戰。

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曾率兵在濡須口攻打東吳，攻破了東吳的江西大營，擒獲都督公孫陽，在感嘆孫權軍容整齊之後，返還許都。

曹操擔心江西被東吳軍搶掠，於是，下令江西民眾遷移到中原。民間在相互轉告時，惶恐受驚，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有十餘萬戶都東渡長江到吳地。於是，江西人口空虛。在合肥以南，只剩下了一座皖城。

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孫權親征皖城，率領魯肅、呂蒙、甘寧、凌統 等人攻打皖城，魏將朱光及守城軍民數萬人被俘。魏將張遼從合肥向皖城馳援，在增援途中得知皖城失守。於是，張遼在硤石的南面迅速築起了一座被稱為“南硤戍”的堡壘，作為合肥的前哨。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曹操再次出征孫權。謀主荀攸在隨軍的途中去世，曹操難掩悲愴。十月，曹操從合肥返還許都。僅留下張遼、李典、樂進以及七千將士守衛合肥。

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劉備對峙於湘江，戰爭一觸即發。曹操趁機率主力西征漢中。曹軍主力進入漢中地界后，劉備還沒有與孫權開戰，雙方便議和。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之際，親率十萬兵馬攻向合肥。除了呂蒙、陳武、甘寧、凌統、潘璋、宋謙、徐盛、丁奉、蔣欽、賀齊等東吳將領明確參戰之外，由於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魏因西征漢中的張魯而在江淮地區的兵力非常空虛。孫權在出征合肥之前，與劉備完成了湘水劃界，所以，孫權不但調集了荊州地區的軍隊奔赴江淮，甚至還把多年以來在江東內部負責平叛的蔣欽、賀齊 都調往了江淮前線，由此可見，孫權此時沒有後顧之憂，所以，當時駐守於江淮附近的東吳將領孫皎、周泰、朱然、朱桓、全琮等人，都應當參與此役。在明代小說《三國演義》中，太史慈、董襲等人也參與此役。此時，合肥只有七千守軍，曹軍主力又遠在漢中，不可能來得及赴援，在各方面來說，這場戰役東吳是佔據絕對優勢的。

為此，張遼還在戰前開鑿了藏舟浦，從而用來隱藏曹軍的舟船。

曹操在出征張魯之後，派護軍薛悌送函到合肥，寫到“賊至乃發（賊軍到了才打開）”。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孫權率領著東吳十萬大軍包圍合肥城。張遼等人打開曹操之函。函上寫道：“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兩位將軍出城迎戰，樂將軍守城；護軍薛悌不得與敵人交戰。”因雙方兵力懸殊，諸將都對此指示感到疑惑。

在“諸將皆疑”的氛圍中，張遼說道：“曹公正率軍在外作戰，等他率領的援軍到達時，孫權軍必定已攻破我們。所以這是在告訴我們在敵軍集合完畢前去攻擊他們。我們先挫折敵人的氣勢，以安定軍心，然後可以順利守城。成敗之機，就在此一戰，各位還有什麼疑惑？”

張遼、李典二人有著昔日的舊仇。為了防止二人因為舊仇而導致誤事，曹操在信函中示意，由張遼、李典共同負責出戰（楚文王被迫打黃國、唐兜被迫降匈奴，都是因為守城者以消極的態度對待城外的戰友），由樂進負責守城。但曹操在信函中只提及了人員分工，卻不規定出城時間、進攻方向等具體措施。張遼打算在第二天清晨率敢死者登鋒陷陣，直衝孫權帥旗，可又擔心李典不願聽從自己的計劃。李典感慨地說：“此為國家大事。要看你張遼的計劃定得如何。我豈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於是，當夜，張遼就在七千人中募選死士，選出了八百人。張遼又殺牛，開剝牛肉，將牛肉賞給八百名敢死者，準備著明日的大戰。

第二天的清晨，太陽剛剛升起，張遼被甲持戟，親自先登，直陷敵陣。在沖入東吳的營壘之前，張遼就已經親自斬殺了數十名東吳士卒和兩名東吳將領。他一邊大聲呼喊著自己的名號，一邊登鋒陷陣，沖入東吳的營壘。此後，張遼繼續敢死隊向孫權主陣方向奮勇衝殺，一直衝到了孫權的主帥麾旗之下。孫權大驚，周圍的東吳諸將都不知該怎麼辦，於是便逃向一座較高的山冢，孫權的衛隊持著長戟防止曹軍衝上來。張遼在山腳下呼喊：“孫權出來！一決勝負！”孫權不敢有所舉動。東吳將士也都不知所措。

東吳諸將沒有做好的準備，張遼突然進攻，使得東吳猛將陳武不幸戰死，宋謙、徐盛都負傷往後退，潘璋這時正好在他們後面，便馳馬上前，斬殺了宋謙、徐盛的後退士兵兩人。原本往後退的敗軍看到這種情形，盡皆回到自己崗位戮力死戰。張遼軍總共只有八百人，規模龐大的東吳軍隊把張遼這些敢死隊圍起來，圍了數重。賀齊在中軍殺進戰局，拾到了徐盛因負傷而丟掉的長矛。 （合肥交戰的3條本傳，共有0句撤軍，0句津北，3句合肥，並且，都被《甘寧傳》帶有“唯”字的名單 排除。津北交戰的5條本傳、1條裴注，共有6句撤軍，5句津北，1句津南。）

在東吳軍隊“圍遼數重”之後，張遼的軍隊分別向左向右驅逐圍兵，然後徑直向前實施“急擊”，將東吳的包圍圈打開。在戰鬥中期，張遼曾經帶領著中期破圍的幾十人突出了重圍。而“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說明此時張遼軍還有餘眾幾百人在東吳軍隊的包圍圈中。在張遼與先出的數十人殺出重圍之後，餘眾幾百人大聲呼喊：“將軍要捨棄我們嗎？”由於餘眾的人數很多，餘眾的呼喊聲很大，可以被遠處的張遼聽到。於是，張遼帶領著中期破圍的數十人，又殺入了重圍，救援餘眾數百人。終於，東吳軍皆披靡潰敗，望風而退，不敢再抵擋張遼了，也被稱為“權眾破走” 。

這次戰鬥從凌晨一直持續到中午，吳軍士氣全失，回軍修整守備，合肥守軍因為初戰告捷 而軍心大振，李典、樂進等合肥諸將們都對張遼表示心服口服。

這次戰鬥分為5個階段：1.張遼突擊吳軍；2.吳軍包圍張遼；3.張遼破圍而出；4.張遼復入吳軍；5.吳軍披靡敗走。

這次戰鬥也正是在東吳統治區域出現了“張遼止啼”現象的原因。

晉朝史學家陳壽將這場發生在合肥被圍城時的戰鬥稱之為“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晉朝史學家孫盛認為張遼800人“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 。

此前，張遼親自提出“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的作戰方略，至此，完全實現目標。戰果描述分別是：敵方的“吳人奪氣”、己方的“眾心乃安”。此外，《三國志》的“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魏書》的“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魏略》的“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都表明張遼800人的敢死隊是在擊退東吳軍隊之後（“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才返回合肥城中。反觀，孫權軍隊則是被800人“大破之”，戰至中午時，“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

“權人馬皆披靡”、“權眾破走”的東吳敗兵與後續部隊匯合，繼續僵持在合肥十餘日（“權守合肥十餘日”當中的“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但有堅持、僵持、保持的含義）。既然“守”字沒有進攻的含義，《樂進傳》又沒有記錄樂進在合肥拒擊敵人的功勛，《武帝紀》也只有出戰的張遼、李典之功而無守城的樂進之功，所以，在孫權軍隊僵持在合肥的十餘日這一時間段里，無法確定孫權軍隊是否曾經對合肥城發起過攻城戰。但是，即使東吳軍隊發起了攻城戰，合肥城也是難以攻克的。首先，因為以前的揚州刺史劉馥的積極建設下，合肥城的城牆高又堅固，木柱石頭等防禦器材一樣不少。其次，在張遼800將士成功以少勝多之後，合肥城內因為軍心穩定而守則必固，反觀孫權的軍隊則喪失了鬥志與信心。所以，在此期間，東吳諸軍無論是一直在圍城營寨中閉營自守，還是曾經離開過圍城營寨進行攀城交戰，都不會改變此次合肥之戰的結局。後來，東吳軍中發生了疫病，孫權見士氣低落、奪城無望，只好下令班師。 （陳武等東吳高級將領的遺體早已被運往江南建業的東郊。 ）

東吳各兵團接到撤軍令，紛紛兵皆就路，各自退去了。逍遙津是南肥河上面的渡口。原來孫權，然後本陣自逍遙津口渡河南撤，此時的逍遙津北岸只剩下5支東吳部隊，包括孫權的一千餘名車下虎士，以及呂蒙（東吳私兵制，呂蒙的私兵數不明）、蔣欽（東吳私兵制，蔣欽的私兵數不明）、凌統（凌統有私兵300人）與甘寧（東吳私兵制，甘寧的私兵數不明）。

張遼在城上瞭望吳軍的退軍情況，發現東吳軍隊大多已經先行出發了，而在逍遙津以北只僅剩下少量的精兵。張遼覘望知之，率諸軍追擊，同時分兵去毀橋。

張遼步騎齊出，很快到達津北。孫權見狀，心知不妙，趕緊派人去將前面已撤退的部隊叫回，無奈那些部隊已上路一段時間，一時還趕不回來。甘寧拉弓拚命射箭，看到東吳軍戰士人人戰志消靡，鼓吹手驚怖而不能復鳴。於是，甘寧大聲責問鼓吹手為何不吹號擂鼓，甚至拔刀欲斫之，鼓吹手便擂鼓吹號，東吳軍聽到，士氣為之一振。

右部督凌統帶著親衛族眾三百人與曹軍展開激烈血戰，將孫權救出。孫權與甘寧蹴馬趨津，逃到逍遙津的橋邊，發現橋已被曹軍破壞，只剩下兩邊延伸的橋板，中間有一丈多的地方沒有橋板可供依託。孫權親近的官員谷利，要孫權持著馬鞍，然後讓馬後退，再飛縱向前，谷利在後面用鞭抽馬，以助馬勢。孫權就這樣連人帶馬的飛到南岸。由於橋樑已被拆毀，賀齊的三千兵馬只能在津南迎接孫權。

凌統看著孫權安全的到了南岸，又回身繼續再戰。身旁的左右親兵一一戰死，凌統也多處負傷。後來認為孫權應該沒安全顧慮了，才準備離開戰場。但是橋已被曹軍破壞，各條通路也被曹軍封鎖，已經達到了“橋敗路絕”的境地。凌統只好披著戰甲以潛泳的方式游過了逍遙津。

在東吳將領們逃離津北之後，依然留在津北的東吳精兵們失去了領導，而且還處在“橋敗路絕”的情況，於是，逐漸向魏軍投降。戰鬥結束，張遼率軍押解俘虜。在押解的途中，張遼詢問投降的東吳士兵：“有個紫色鬍鬚、上身長腿短、善於騎射的人是誰？”東吳降卒說：“是孫權。”等到張遼與樂進相遇，談到這事，嘆息己方沒有早點知道孫權的樣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說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內的曹軍將士聽說，皆大為嘆恨。

“幾復獲權”也說明了津北吳軍的兵敗之勢，以至於他們的首領孫權險些就被活捉。

孫權已經登上返回東吳的大船，在船上與諸將飲宴，賀齊在席間涕泣而道：“至尊（當時東吳將士如此稱孫權）身為人主，應當持重，今天這樣的事，差點全盤皆沒，部下們都震驚萬分，希望您能以此為終身之誡！”孫權起身謝賀齊，說必定會謹記在心。

孫權看到凌統回來，十分驚喜，趕緊找人幫凌統更衣換藥。凌統因他的親族眾們沒有人活著回來，很是傷感，孫權用衣袖幫他擦淚，安慰他說：“公績（凌統的字），亡者已矣，只要你還活著，還怕會沒有人嗎？”回去之後，孫權果然給凌統以前兩倍的部隊。

魏軍實現了對吳軍的“擊破之” 、“大破之” 、“與遼破走權” 、“幾復獲權” ；吳軍則是“權眾破走” 、“權人馬皆披靡” 、“吳人奪氣” 、“幾至危殆” ，並且還產生了“吳降人” 。

張遼、李典、樂進這次以七千人大敗東吳十萬大軍，曹操大為嘆賞，封張遼為征東將軍，又在次年“乃增遼兵”。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戶。樂進在此次戰役的戰功不明確（因為《武帝紀》《樂進傳》只記張遼、李典的戰功而沒記樂進的戰功）。因為樂進多年以來的數次軍功（“數有功” ），增邑五百戶來分封給樂進的一個兒子作為列侯，樂進本人升至右將軍。

經過此役，張遼威震江東，江東小兒啼哭不肯止者，其父母只要嚇唬說：“張遼來了，張遼來了！”孩童就沒有敢哭泣的了，唐代李翰所撰《蒙求》中有“張遼止啼”一語。自日本派出遣唐使之後，習得“張遼止啼”的典故，遂產生日本民間俗語“遼來來（遼來々）” ，該俗語在日本的盛行地位一直持續到1274年的文永之役，才被“蒙古來襲”所取代。

而東吳方面，關於合肥之戰的十餘篇東吳列傳記載都不敢否定此戰的失利。但是，一些勇猛的東吳將領們依然有著持危扶顛之功。凌統、潘璋拜為偏將軍，蔣欽遷蕩寇將軍。陳武等東吳高級將領的遺體在撤軍之前就已被運往建業的東郊 準備安葬。孫權回來后，親自主持了陳武的葬禮，並以其愛妾殉葬，又給陳武家族賜予復客二百家。

逍遙津之戰的勝利對曹魏來說意義十分重大，這是因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帶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也因此，曹操對此戰中立下重大功勞的張遼倍加看重，史載“太祖大壯遼”，“大壯”兩字陳壽在《三國志》里僅用了兩次，分別在《三國志·張遼傳》及《徐盛傳》，可見其分量之重。曹操又加封了張遼為征東將軍，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進攻東吳路過合肥時，還專門到沿著張遼奮戰過的地方走了一遍，每到一處“嘆息者良久”。

公元225年（黃初六年），曹丕追念張遼、李典在合肥之功，下詔說：“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曹操的知人善任和張遼的英勇善戰一直受到歷代學者的讚譽，東晉史學家孫盛評價說：“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心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魏武推選方員，參以異同，加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秒矣夫！”

南宋學者葉適稱讚說：“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千。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遼乃募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丑。非操之智，無以使張遼；非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勝負成敗，蓋誠以人，不在眾寡。士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之地，為預怯莫前之說，以自附於明哲者，可察矣。”

對於張遼的表現，張預在《十七史百將傳》中點評：“遼折權盛勢，以奪吳人之氣是也。”

北宋時期名將王文郁在面對西夏軍圍城，準備主動出擊挫其鋒芒時曾說：“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

清代學者趙翼評價說：“其以少擊眾，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

晚清名臣曾國藩將逍遙津之戰和後來的陳倉之戰並列說：“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