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里，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日本使者給隋煬帝的國書說“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稱日本君主為“日出處天子”，稱隋朝皇帝為“日沒處天子”。隋煬帝看到后不高興，對鴻臚卿說：“蠻夷的書信如果有無禮的，就不要拿來給我看了。”

唐代日本派赴中國的使節團。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後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開成五年)。894年(日本寬平六年，唐干寧元年)又準備派遣，已經任命，由於菅原道真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遣唐使。從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餘年間，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達長安的日本使臣，兩次是送唐使臣回國，一次迎遣唐使歸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計有十二次。使團官員是正使﹑副使﹑判官﹑錄事。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隨行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和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長安。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終於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僅抵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是十二次。這延續二百餘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時期，組織、規模、交通路線都有很大變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是舒明天皇時期（公元629——641年）到齊明女皇時期（公元655——661年），約30年的時間，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屬於這個階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時間：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 來華時間：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回日時間：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邊麻呂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回日時間：655年8月（齊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來華時間：659年7月（齊明女皇五年七月）回日時間：661年5月（齊明女皇七年五月）

其特點是：規模小（最多兩隻船），人數少（不超過250人），組織不嚴密各色人等配備不整齊，一般沿著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航行，然後橫渡渤海灣口，到山東半島登陸，在經陸路前往長安。

是天智天皇時期（662——671年）的兩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積 來華時間：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回日時間：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內鯨 來華時間：669年（天智天皇八年）回日時間：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賀平高麗’。

這兩次規模和航線與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義十分突出，不同於一般遣唐使活動。因663年，唐、日在朝鮮進行了白江口之戰，劉仁軌指揮唐軍四次擊敗日本軍，焚燒日本船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日本失敗，並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務悰、劉德高相繼來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為了送劉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為了修補白江口之戰造成的唐日關係裂痕而派出的。

這兩次遣唐使除了顯示實力外最主要是震懾，而且當時的日本政局並不穩定，從661年7月齊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號中大兄皇子即位，這幾年中日本‘群龍無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稱制’的方式處理朝政。日本吃了敗仗后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而唐朝為了震懾日本，才繼派出使者郭務悰、劉德高來日。有些希望這次‘遣唐使船’走這條路線。

從文武天皇時期（697——707年）至孝謙女皇時期（749——758年），約五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時期。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執節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勢邑治 來華時間：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六月）回日時間：704年7月（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縣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馬養 來華時間：717年3月（元正女皇養老元年三月）回日時間：718年10月（元正女皇養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廣成 副使：中臣名代 來華時間：733年4月（聖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回日時間：734年11月（聖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呂 副使：吉備真備 來華時間：752年（孝謙女皇天平勝寶四年潤三月）回日時間：753年12月（孝謙女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這兩期的特點是規模大，航線也和上期不同。

從光仁天皇時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時期（834——850年），約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來華時間：777年6月（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六月）回日時間：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呂 副使：石川道益 來華時間：804年（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回日時間：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歷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來華時間：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回日時間：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在外觀規模組織上不弱於第三期，甚至有所超過，但在精神上已是強弩之末。此時唐朝正是黃巢之亂之後，藩鎮割據、宦官擅權、朋黨之爭，國勢江河日下，文風逐漸衰頹，而日本則是凡可汲取和借鑒的已大體輸入完畢，貴族們也喪失了出沒波濤追求唐文化的熱情和銳氣，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經費，日本政府也深感財政日益無力支付，故於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決定。

歷代遣唐使表

四世紀中葉，大和朝廷大體上統一了日本列島，日本國王曾多次向中國南朝政權遣使朝貢，並請求授予封號。公元589年，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近四個世紀的分裂動亂，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

當時日本正是聖德太子攝政，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為了直接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而向中國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為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對隋煬帝不敬，而引起隋煬帝的不悅。日本使者給隋煬帝的國書說“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稱日本君主為“日出處天子”，稱隋朝皇帝為“日沒處天子”。隋煬帝看到后不高興，對鴻臚卿說：“蠻夷的書信如果有無禮的，就不要拿來給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建都長安（今西安）。唐帝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發達，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帝國，聲威遠揚，對日本和亞洲各國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過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對中國文化更加仰慕嚮往，出現學習模仿中國文化的熱潮。623年。遣隋留學僧惠齊、惠日等人在留學中國多年後回國，同天皇報告大唐國是法律制度最完備的國家．建議派使節赴唐學習。為了實現更加直接有效地學習唐朝先進位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決定組織大型遣唐使團、派遣優秀人物為使臣，並攜帶留學生、留學僧去中國。

使團官員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錄事，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隨行成員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以及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

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唐都長安或洛陽。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如高向玄理﹑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兩家父子先後被任命為使臣，也是由於具有教養和經驗，利於向唐朝學習。隨行的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晁衡）與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橘逸勢被唐人目為秀才。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遣唐使對唐的贈品，和唐朝的答禮，實際是兩國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為了改變落後的現狀並使 自己強大起來，必須學習借鑒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決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為了促進日本國家 的文明開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國的社會秩序，作為日本政治的基礎 和精神武器，佛教兼集促進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重目的。對當 時的世界各國而言，對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國擺脫舊有的傳統政治體 制的束縛，使國內臣民變得順從，尊重統治階級意旨，進而躋身於先 進國家的行列。

從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來看，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公元 630 — 659 年為第一階段時期，為了服務於日本當時對唐 朝外交的雙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須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體制，擔負起改革日本國內政治體制的使命，以幫助其改革本國內落後的政治體制，並建立先進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其次與唐朝相對立，為建立倭本制和保護在朝鮮半島的既得利益，大力推進地域冊封體制。可見為推進日本國內的大化改新等諸項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鑒唐朝中央集權體制的先進經驗，又要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與調和唐朝在朝鮮半島的利益。

公元 665 — 669 年為第二階段時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經濟落 后等原因，日本國長期處於被東亞諸國孤立的境地。為改變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現狀和落後閉鎖局面，在新羅一統半島朝鮮之後 為了表示 自己與唐朝之親和關係和改變自己所處的不利狀況，日本曾先後兩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

公元 702 — 752 年為第三階段時期，此時的唐朝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及技術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為了將唐朝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資料帶回日本島國，並促進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日本先後四次派遣了遣唐使來中土大唐，以全面廣泛地借鑒吸收唐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歷史證明，日本當時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繁榮時期。

公元 777 — 838 年為第四階段時期，此時的唐朝日趨顯出衰落的跡象。在察覺到唐朝此時動蕩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後，日本僧人便立即向當時的日本天皇遞交了國書，以建議儘可能地減少派遣遣唐使的數量與次數 所以，相比較於其他的歷史時期，日本此時期派遣的遣唐使無論是在次數還是在人數上都減少了很多。

與之相配合，這一時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務：一則是勸誘、迎回尚滯留在唐朝生活學習的日本學者和學問僧侶；二則是為了表達對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國派出的使節和學習交流的文人的哀思，進行祭奠事宜。

遣唐使在難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過瀨戶內海，從博多（今日本福岡）出發。從 7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約四十年間，航線採取北路，即沿朝鮮半島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南岸西行，跨過渤海，在山東半島登陸，再由陸路西赴經過洛陽﹑最後到長安。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船隻遇難情況較少。以後新羅滅百濟﹑高句麗，統一半島，與日本關係一度不甚融洽。於是遣唐使船在7世紀70年代到8世紀60年代這一百年間，改取南島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種子島﹑屋久島﹑奄美諸島，向西北橫跨中國東海，在長江口登陸，再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難以靠岸，危險較大。北路和南島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長時間。8世紀70年代以後，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線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徑向西南，橫渡東海，在長江口的蘇州﹑明州一帶登陸，轉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所需時間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達，但風濤之險基本上與南島路相同。

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約一、二百人，僅一、二艘船，到中、後期規模龐大，一般約五百餘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達651人。使團成員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錄事等官員，還有文書、醫生、翻譯、畫師、樂師等各類隨員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還帶有若干名留學生和學問僧。

日本朝廷選拔的使臣大多為通曉經史、才幹出眾而且漢學水平較高、熟悉唐朝情況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風采、舉止言辭也不同凡響，就是隨員也至少有一技之長，至於留學生與學問僧也均為優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學前已在國內嶄露頭角，學成歸來一般均有一定建樹。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選這樣強大陣容的遣唐使團，就是為了更好地吸學生活，賜物幾乎與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國，立即奏報朝廷，進京后舉行盛大歡迎儀式。使臣奉還節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則為使臣晉級加官，賞賜褒獎，並優恤死難者。

遣唐使團在中國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關州府得到使團抵達的報告后，馬上迎進館舍，安排食宿，一面飛奏朝廷。地方政府派專差護送獲准進京的使團主要成員去長安，路途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負擔。遣唐使抵長安後有唐廷內使引馬出迎，奉酒肉慰勞，隨後上馬由內使導入京城，住進四方館，由監使負責接待。按著遣唐使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接見日本使臣，並在內殿賜宴，還給使臣授爵賞賜。

遣唐使臣在長安和內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參觀訪問和買書購物，充分領略唐朝風土人情。遣唐使歸國前照例有餞別儀式，設宴暢飲，贈賜禮物，珍重惜別。最後遣唐使一行由內使監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採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只有一次來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受命為遣唐使雖是榮譽，也有人怕危險而畏縮不前。採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七年半一次，以後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後，經過五十五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這固然與日本吸取唐文化趨於飽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關，同時，也由於負擔沉重和航行艱險。9世紀以後，往來中日之間的唐朝和新羅商船大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風規律，一般七月間乘西南風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東北風返回。這些商船航程需時較短，遇難可能較少，往來的間隔也較短。因此出現不少短期勾留的還學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紀中葉曾三次來往中日之間。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遣唐使的貢獻首先是引進唐朝典章律令，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長安如饑似渴地考察學習，博覽群書，回國后參與樞要，仿行唐制，如“大寶法令”即以唐代律令為規範制定的。還仿效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各類學校教授漢學，培番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據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議，下詔改走禮儀，並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連曆法、節令、習俗也盡量仿效中國。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藝術水平。遣唐使每次攜回大量漢籍佛經，朝野上下競相贊寫唐詩漢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詩人的詩集在日本廣泛流傳。留唐學生僧人還借用漢字偏旁或草體創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還輸入唐朝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經過消化改造，融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圍棋等技藝和相撲、馬球等體育活動也是從唐朝傳入的。遣唐使團中常有日本畫師、樂師以至圍棋高手赴唐訪師學藝、觀摩比賽。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九十餘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圓仁留唐十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歷史的重要文獻。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晉卿等，見於日本史書的有十餘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鑒真。隨遣唐使船到日本的，還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響的唐朝文物，也輸入日本。絲綢之路東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北宋時，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云：“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范，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遣唐使於公元895年廢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動蕩不安以外，還有經過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並在此基礎上開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因此對中國文化學習的需求已不那麼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費巨大，加上路程艱辛，也令使臣視為畏途。而唐朝赴日貿易也不斷增加，也彌補過去靠遣唐使解決對唐貨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發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請，於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日本統治者為了平復內政的混亂，確立憲法，因此以當時最發達國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經濟為目標，遠渡來到中國。遣唐使們在航海技術未發達時，乘坐簡易的使船，為了完成任務拚命地來到中國。遣唐使團內有很多成員，他們各自擔任不同的工作，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遣唐使們在中國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學成歸國的人給日本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帶來了顯著的影響，還促進了中日的貿易往來。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國，為唐朝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們這謙虛好學，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在以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在現在如此發達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們有著各種方便與優勢，因此我們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共同締造一個和諧共進的社會！

由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只要是先進的、並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所貢獻的科學文化知識，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都不應排斥。而應抱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善待善學善取善用，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目光和襟懷，正確對待那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問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紀念碑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團體聯合會會長、奈良縣文化協會聯盟會長、橿原市文化協會會長、文學博士戶田守亮先生的積極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協會出資，日本奈良縣遣隋遣唐使顯彰委員會、日本國奈良縣橿原市文化協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洛陽分會三個單位在洛陽應天門遺址處建立“日本國遣隋使遣唐使訪都之地”紀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紀念與敬仰。 

“訪都碑亭”作為中日交流歷史的見證，中日友好的象徵，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紀念碑暫存於周公廟內。 

遣唐使船

在上海世博會日本館里，有一個以“遣唐使”為中心的展區，展現從中國流傳至日本的文化千年傳承的歷史演進，以重現歷史的方式來紀念那些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先驅。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興財團投入巨資，領銜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現計劃”，依據歷史資料、按當年尺寸和結構仿製的“遣唐使船”已在張家港市長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經水上調試后將於近 日運回日本。

重建的這艘“遣唐使船”船長33.6米，寬9.2米，頭尾高翹，共分三層，通體以紅白為主色，船體內核為鋼結構，以柴油為動力，但外表皆為木質結構，不僅帆、槳、錨、舵等一應俱全，在頂層當年遣唐使們用以祈禱的佛龕內還陳列著一列辟邪的魚叉和銅鐘。據介紹，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公元7世紀-9世紀）的“遣唐使船”為藍本重建的，為了最大程度重現其歷史原貌，所有細節均經過專家反覆考證。

在上海世博會日本館里，有一個以“遣唐使”為中心的展區，展現從中國流傳至日本的文化千年傳承的歷史演進，以重現歷史的方式來紀念那些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先驅。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興財團投入巨資，領銜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現計劃”，依據歷史資料、按當年尺寸和結構仿製的“遣唐使船”已在張家港市長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經水上調試后將於近 日運回日本。

重建的這艘“遣唐使船”船長33.6米，寬9.2米，頭尾高翹，共分三層，通體以紅白為主色，船體內核為鋼結構，以柴油為動力，但外表皆為木質結構，不僅帆、槳、錨、舵等一應俱全，在頂層當年遣唐使們用以祈禱的佛龕內還陳列著一列辟邪的魚叉和銅鐘。據介紹，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公元7世紀-9世紀）的“遣唐使船”為藍本重建的，為了最大程度重現其歷史原貌，所有細節均經過專家反覆考證。

朝鮮半島三足鼎立日本趁火升起狼煙

據史料記載：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

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係。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兩次派遣使者到日本朝廷，請求援助，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

大化改新后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了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藉機出兵朝鮮半島。於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白村江上戰火紛飛盛唐戰捷倭國敗北

661年正月（農曆，下同），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親赴九州，欲統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因旅途勞頓，於當年七月病死，出征計劃被迫推遲。八月，中大兄皇子監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5000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

龍朔二年（662），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在熊津之東大破百濟：劉仁願、劉仁軌先是攻佔百濟的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死以及俘獲很多敵軍，分兵守之；百濟增加軍隊防守險要的真峴城；隨後劉仁軌仍然攻佔了真峴城，打通了新羅運糧之路。劉仁願上奏請增加士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去熊津。

百濟王派使者到高句麗、倭國（日本）求援軍來抵抗唐軍。

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將軍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隨時準備渡海作戰。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萬人，唐朝也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唐軍與新羅軍隊於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韓國扶安）。至此，白村江海戰拉開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

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

龍朔三年癸（663），百濟與日本援助高句麗。孫仁師、劉仁願與新羅王法敏率陸軍前進，沒有遇到日本軍。劉仁軌率水軍與糧船從熊津入白江，在白江口遇到日本軍。劉仁軌指揮唐軍四次擊敗日本軍，焚燒日本船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逃到高句麗，王子忠勝、忠志等率眾投降，百濟全部被平定，只剩下任存城還沒被唐軍攻下。黑齒常之投降於唐軍。不久之後唐軍攻佔任存城。

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大唐一戰江山揚名東亞地區重定格局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敗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餘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戰役后的古代日本，在朝鮮慘敗后，深知自己不是中國的對手，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發動進攻日本連還手之力都沒有。自此以後，日本連連派“遣唐使”赴華，對大唐天子畢恭畢敬。日本遣唐使到中國來只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其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的方向。這就使日本在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很快發展，又成為東亞強國。

縱觀歷史，那場中日白村江戰役規模雖不大但卻使日本徹底放棄了抵抗意志。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日本敗北的直接後果，是停止了對朝鮮半島的擴張，大約在千餘年之內，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自此之後一直到明末除了海盜滋擾，日本再無妄動之舉。從此派大量遣唐使頻繁來華，虔誠地吸收、學習著盛唐的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