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古贈崔二

此詩作於公元733年（開元二十一年）冬第一次出塞薊北而歸之後。

開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籠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蕭條，托出詩人心境的悲涼、前途的黯淡，因此有“歸歟”之思。三、四句進一步渲染這種“慘”景：狂風的呼嘯使氣氛更添嚴酷凄慘，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歸思”雖切，卻不知“胡為”？“迷所至”，表現進退維谷之狀。“浩哉”的強烈感嘆，不僅是嚴酷景象的渾浩無邊，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無盡。

緊接著十二句，以“緬懷”（即遙想）二字將人們引向京城，把自己西遊長安所見的“當途者”（指權貴）們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來，進一步反襯“我輩”的倉惶失路：權貴們人數眾多，名聲顯赫，如在“雲霄”，是不肯變“更”困頓之士（即“淪躓”）的悲慘處境的。他們以“燕樂”高奏，“車騎”如雲，交遊何其貴盛；“美人”如荷，幽房飄香，生活何其淫逸，獸形火炭陳於“金爐”，眉飛色舞“談笑”得意，姿態何其驕矜！這一幅幅生活圖景的生動刻畫，使對權貴們的腐敗生活揭露程度更為深廣，愈益猛烈。筆勢至此突轉，以“豈論草澤中，有此枯槁士”的鮮明對比，以義憤之情揭露社會的黑暗污濁。

最後八句，回應“贈崔二”的題意，傾訴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說我慚愧的是無經世濟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淪，接著以一個有力的反詰，寫崔二有“縱橫”之才，卻還是與自己一樣同處“憔悴”境地的事實，進而揭露當時社會對有識之士的普遍壓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慚自棄，乃是正言反說，以退為進，恰恰說明自己“永願拯芻蕘”的理想無法實現，內心悲憤無法排遣。接著思緒再一轉折：企圖“長歌”一曲，以抒其憤，誰料反增鬱悶；再以酒解愁吧，卻不能一醉，反而倍添憂愁。故最後兩句，只好以“窮達自有時，夫子莫下淚”的勸慰，流露出自己安於時命，無可奈何的複雜心情。這八句抒情，幾經轉折迴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結，痛苦萬狀的悲慨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詩人二十歲曾西遊長安求仕，失意而歸。北游薊門，“時事多謬”，內心極為憤懣不平，故借與崔二贈答之際，深刻揭露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正直之士長期沉淪的悲慘遭遇，盡情地發泄了一腔鬱勃悲慨之情，把“開元盛世”的黑暗面暴露無遺。在開元詩壇上，他針砭時弊的大膽尖銳是空前的。詩歌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廣濃烈的悲涼之氣。再以鋪陳之法揭露“當途者”的驕奢淫逸，真切生動，最後以迴旋婉轉的筆法，波瀾層生，峰巒迭起，將自己深沉的悲憤推向高潮。其中還多用尖銳的對比，不著議論，說服力和感染力極強。而且對比之處，多用反詰的語氣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強，增加了激昂頓挫之勢。這種抒情的悲嘆和對當時社會關係的憤怒抗議，使他的創作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除了雄壯豪放的風格外，還有“沉鬱悲涼”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減杜甫”（葉燮《原詩》卷四）。這種特點，也使他的邊塞詩，表現出對將帥無能的尖銳揭露和對士卒的深刻同情，在邊塞詩人中獨樹一幟。

該詩作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冬高適第一次出塞薊北而歸之後。這之前，詩人二十歲曾西遊長安求仕，失意而歸。北游薊門，“時事多謬”，內心極為憤懣不平，故借與崔二贈答之際，深刻揭露了當時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正直之士長期沉淪的悲慘遭遇。

高適（704—765年），字達夫，滄州渤海縣（今河北省景縣）。唐朝時期大臣、邊塞詩人，安東都護高侃之孫。

天寶八年（749年），進士及第，授封丘縣尉。投靠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擔任掌書記。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輔佐哥舒翰把守潼關。天寶十五年（756年），護送唐玄宗進入成都，擢諫議大夫。出任淮南節度使，討伐永王李璘叛亂。討伐安史叛軍，解救睢陽之圍，歷任太子詹事、彭蜀二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廣德二年（764年），入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冊封渤海縣侯。

永泰元年（765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為忠。作為著名邊塞詩人，與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邊塞四詩人”，著有《高常侍集》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