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仁

1902年，歸化城西忽拉格氣村一陳姓農民家，誕生了一位男嬰，父母請先生為其取名志仁，字之的，這便是以後歸綏省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志仁先生。

其實，陳志仁的家景並不富有，身為長男的他，上有大己兩歲的姐姐，下有兩個幼小的兄弟和稚嫩的妹妹，按理說他應該更早地扛起家庭的重任才是。可雖說是身為農民的父親卻有頭腦，也有遠見，眼看著自己聰明過人的兒子一天天長大，心急如焚，於是跟人借了筆高利貸，在察素齊鎮開了一 雜貨小鋪，以極薄的微利勉強維持兒子志仁的私塾費用。年幼的陳志仁也很懂事，深知家中供養他的不易，學習十分刻苦，一十三歲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歸綏中學第五期。入學的陳志仁更為刻苦，閑暇時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漸漸才華初露。尤其是文章，生動活潑，用詞精練，寓竟深刻，讀起來琅琅上口，深得老師同學們的讚譽，於是他的“大名”在學生中廣為傳誦，被譽為“綏遠才子”。

1919年秋天，中學畢業的陳志仁考取了北京大學文學系，成為綏遠省第一個考入北大文科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北大的生活。這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成為這一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在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進步人士的教育下，受“五四”運動的影響，陳志仁接受了具有激進民主思想的教育和與進步學生廣泛接觸，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校里，他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由於這個雜誌經常刊登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魯迅等人批判封建主義、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文章，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而聯絡在京的綏遠學生，組織了“綏遠旅京同學會”，出版了小報《周刊》，以自己所接受的新思想結合綏遠的實際，發表文章。當時，綏遠都統馬福祥為解決財政困難，強迫農民種大煙，還別出心裁成立了“抽餉局”，規定凡有牲口的人家都得出兵餉，以供養他的軍隊，而他的軍隊又肆處滋擾百姓，弄得怨聲載道，陳志仁在文章中猛烈抨擊，要求改革，深得地方人士的同情；當時在綏遠師範學校就讀的吉雅太、楊令德、董儀、李逢唐大膽用白話文作文，被學校老師視為“大逆不道”，開除了學籍。陳志仁知道后在《周刊》上刊文聲援，指謫學校的不妥做法，起到為推廣白話文搖旗吶喊的作用。

為了擴大影響，喚醒民眾，陳志仁和苗英、賈蘋塵、王贛成、劉豐元在京排練了《孔雀東南飛》《一元錢》《愛國賊》等“文明戲”，陳志仁在劇中多扮女角，如在《孔雀東南飛》中扮演劉蘭芝。排練好后，1922年暑假回到歸綏，借用舊城大西街“同和”戲園免費公演，深得當地開明人士的支持。中學時的老師郭紹宗和比他們大三歲的趙國鼎都來幫忙，借服裝、置道具，布置場景，觀眾甚伙。更有人當場捐助，一場戲下來，得善款一千三、四百塊，這些錢全部作為平民學校基金。在綏演出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為擴大宣傳，又到包頭演出了幾場，效果極佳。

1925年秋，陳志仁從北大畢業，先在歸綏師範當教員，后在綏遠中山學院、綏遠農業職業學校和綏遠省立中學任教，當時不滿二十四歲。在學校推廣白話文遇到了其他老師和學生家長方面的阻力，而他據理力爭，絲毫不讓，甚至在一位學生家長的文言作文上批上：“你的作文象中國婦女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他還把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孔乙己》和郭沫若先生的《三個叛逆女性》等進步文學作品列入教材，對學生進行民主思想教育。他講得深動有趣，一反過去課堂的沉悶空氣和“子曰詩云”的死板內容，學生喜歡聽，課堂也活躍，使文言文越來越沒了市場，不少青年就是由於閱讀了進步文學作品，開始走上革命然路的。如內蒙古老一輩革命家楊植霖、蘇謙益等同志，就是陳志仁在中山學院時的學生。

1929年1月，陳志仁擔任了教育廳所屬的綏遠社會教育所所長，致力於平民教育。為了推動新文化運動，創辦了《通俗日報》，聘請北京的富良云為主筆。富的文筆流暢，又善於繪畫，他主編的《通俗日報》圖文並茂，雅俗共賞。富回北京后，又聘請名記者楊令德擔任主編，楊思想進步，對推進新文化很積極，因而可謂是珠聯璧合，相得益障。1935年4月，陳再度擔任綏遠民眾教育館館長，這時民眾教育館所主辦的報紙改名為《社會日報》，又請楊令德擔任《社會日報》總編輯，並出了一個副刊叫《洪荒》，專門刊登文藝作品。《洪荒》的編輯先是由袁塵影擔任，后又由章葉頻擔任。這樣，《社會日報》除了充當綏遠國民黨左派發表言論的喉舌外，還成了進步青年發表文藝作品的園地。如楊植霖就以楊雨三筆名在《洪荒》上發表了新詩和《真戰士的態度》《死硬派》等雜文，韓燕如發表了《我們的瞄準點向著它》長詩。這些詩歌和文章都是號召人們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既慷慨激昂，又鼓舞人心。《洪荒》上還轉載了《三個游擊隊員》的小說，寫得是蘇區女游擊隊員機智地消滅白狗子的故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綏遠，敢登這種文章是很大膽了的。還刊出了《新女性》專刊，促進了綏遠婦女解放。

為了更文泛、有效地開展抗日宣傳，陳志仁出錢資助郭靈墅、楊令德創辦《綏遠新聞社》，在採訪報導抗日救亡運動中做了大量工作，激勵了前線將士、教育著後方民眾。綏遠民眾教育館管轄的“九一八”紀念堂，是為讓人民牢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而建，地址就是現在的工人文化宮，陳志仁擔任館長后，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抗日救亡場所，很多愛國志士在這裡演講，革命文藝工作者在這裡演出。章葉頻等進步青年組織的“漠南劇團”就借用“九一八”紀念堂演出了很多新戲，如《父歸》《青春的悲哀》等。陳志仁不僅借給他們禮堂，連自己的兩套西服，也捐給他們當了戲服。在全國各地代表慰問綏遠抗日將士期間，音樂家呂驥、劉良模在紀念堂教唱抗日歌曲，電影演員崔嵬、陳波兒與歸綏進步青年合作在紀念堂演戲。

民眾教育館設有一個圖書館，館內購置了許多進步書籍。理論方面有：《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考茨基》《經濟學大綱》；文藝方面有《母親》《毀滅》《靜靜的頓河》《未開墾的處女地》《十月》《赤戀》《列寧回憶錄》《馬克思的詩》《吶喊》《徨彷》《子夜》《水平線下》《少年漂泊者》等等。章葉頻到圖書館工作以後，又購進不少的進步書籍，如鄒韜奮寫的《萍蹤寄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夏征農的《文學顧問集》、白薇的《悲劇生涯》，圖書館成了宣傳進步思想的陣地。

受“五四”運動和進步人士的影響，陳志仁的思想逐漸傾向革命，特別是十分關心愛護青年學生。1931年秋，楊植霖被綏遠國民黨逮捕，以“共產黨嫌疑犯”判處二年徒刑，出獄後為了進行革命宣傳，打算辦一個刊物，但缺少經費，陳志仁慨然應允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怕戴紅帽子！”，大膽地把楊植霖吸收進民眾教育館，掩護了革命志士。陳志仁性情耿直，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政治很看不慣，早在1928年擔任綏遠省黨部秘書期間，就跟CC系的“藩趙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從此被CC分子視為眼中釘，一直受排擠打壓。

“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中國，全國上下群情激奮，陳志仁又投筆從戎，毅然參加了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被任命為暫編第六旅旅長，駐薩拉齊；1937年10月14日，日寇佔領歸綏，綏遠軍政人員相繼西撤，陳志仁到了河曲，次年5月又轉到后套，參加了張欽的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任第七路總指揮。1942年，傅作義在陝壩恢復參議會，陳當選為參議員，可大多數參議員趨炎附勢，看當權者的眼色行事，而陳志仁卻敢於仗義執言，為民眾說話。抗戰期間，綏遠當局曾把糧食、皮毛等物資統一管制，一些貪官污吏利用職權投機倒把，肥了私囊。會議期間，陳志仁言詞激烈地抨擊了當局，他說：“這些皮毛、糧食本來應該用在抗日將士身上，讓他們穿得暖暖的，吃的飽飽的，好打日本鬼子。但是這些物資流落到包頭，被某些人用來搞了不正當勾當。”他要求當局就此事作出交待，結果弄得當權者下不了台，心中暗恨。

抗戰勝利后，陳志仁繼續當選為綏遠省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國民黨為收買人心，對中央各院委員進行增選，由於陳志仁在綏遠地區聲望較高，被選為監察委員，這當然不符合中統和CC分子的心意，派特務威脅，要他讓出這個職位。正是由於藩秀仁等人的阻撓，陳志仁一直拖延至1948年10月才去南京赴任。這時，國民政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下搖搖欲墜，陳志仁看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與黑暗，感到跟國民黨走沒有出路，渴望回到故鄉，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傅作義在北平宣布和平起義，這不啻又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驚恐之餘，怕引起連鎖反應，特別是對傅作義的老地盤——綏遠，更不放心。於是交給陳志仁一個秘密任務：勸說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第九兵團司令孫蘭峰率部隊南下，與蔣介石會合。陳一聽，心想：這正是回綏遠的好機會，便將計就計，表面上應允了。幾天後，一架飛機要飛綏遠，他連行李都沒顧得帶，拿了個包就登機了。從此就象脫出樊籠的鳥兒一般，回到綏遠立即找共產黨促進和平起義工作小組進行接洽，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受到黨組織的表揚和鼓勵。1949年9月19日，綏遠省終於和平解放了，他是通電起義簽名的三十九人之一。

建國后，陳志仁擔任了綏遠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參事室參事、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內蒙古黨政領導對他很尊重，楊植霖副主席在開有關會議時總要問：“志仁先生來了沒有？請到前面坐。”並向旁人介紹：“陳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對人民有過貢獻。”抗美援朝時期，他積極捐錢為前線購買飛機、大炮，一個人購買了三百多元的愛國公債，並積極支持黨對私房的改造政策，堅決不要國家給付的定息，經組織再三做工作，才象徵性地接受了兩元多錢；十年動亂時，他已卧病在家，這時楊植霖同志已調任青海省第一書記，青海的造反派誣衊他是“叛徒”，說他是“自首出獄”的，三番五次找陳志仁要證明材料。陳說：“楊是刑滿出獄的，沒有叛變自首的事情”造反派當然不滿意，捏造好證明材料，讓他簽字，陳志仁堅決不答應。在造反派的嚴酷逼迫下，病情再次加重，住進了醫院，那些人又追到醫院，逼他簽字，這時的他已經不能拿筆，但授意孩子們再次代他寫上：“楊植霖同志是刑滿出獄的，沒有叛變自首之事。”盡自己的所能保護了革命老幹部，直到生命的最後，正是這年12月14日，陳志仁含冤死去，終年六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