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女
唐代文學家韓愈所著的七言古詩
《華山女》是唐代文學家韓愈所創作的一首七言古詩。此詩的開頭寫佛教徒由於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搖撞騙，詐取財物。世代奉道的華山女，為了騙取財物，同時和佛教相抗衡，故設圈套，喬妝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眾，甚至轟動了宮廷。豪家少年，則如蠅逐臭，追逐這個濃抹艷裝的女道士。此詩運用鋪墊、烘托、誇張等修辭手法，語言幽默冷峻，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廣張罪福資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詩的開頭四句，作者以用漫畫式的筆法，為讀者形象地展現出佛教徒“俗講”的盛況。中唐時期，京城長安，處處傳來佛教徒撞鐘擊磬、吹法螺、講唱佛經故事的喧鬧之聲，一直響到九重宮闈之中去了。這就是唐代佛教僧侶盛行的所謂“俗講”。他們借佛經故事大肆宣揚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誘惑、恫嚇聽眾，而聽的人卻重重疊疊、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樣飄來盪去。作者僅用四句鋪寫，就把中唐佛教勢力之盛和群眾迷信的狂熱勁兒有聲有色地渲染出來了。
“黃衣道士亦講說”等十六句鋪寫道教與佛教抗衡、轉敗為勝的經過及盛況；為了與佛教徒爭奪聽眾和錢財，道教徒們登壇講道，但在他們的法座之下，聽眾卻如拂曉的星星，寥寥無幾。道教徒們當然不甘心，為了挽回敗局，於是巧施妙計，尋得一個世代崇奉道教的華山年輕女道士來長安講道。這個女道士洗妝拭面，擦脂抹粉，雙眉畫得又黑又長，濃妝艷抹地披上道袍登壇講道。這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道士，她揣摸聽眾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緊閉觀門，擺出一副道家真訣不能外傳的樣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不知誰人暗相報”，不過是詩人使用反跌法虛晃的一筆。突然之間形勢陡轉，長安城里，如風卷浪，如雷振耳，車馬連翩，萬人填巷，一齊擁向這個清冷的道觀，出現了觀內觀外，聽眾如雲、立腳無地的場面；而眾家佛寺，則人跡如掃。這個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這些善男信女，他們當場施獻財物，“抽釵脫釧”，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疊玉”，盛況空前。這一段看似極客觀自然的鋪敘，實際上是經過作者精心構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過這場鬧劇，形象地說明這次道教徒的轉敗為勝，並不是靠高深靈驗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賣弄色相，實際上和那些倚門賣笑的娼妓並無二致。而佛教的經義和高僧們的如簧巧舌，竟抵擋不住一個青年女道士的紅頰長眉，它的虛偽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這場鬧劇還使讀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們的精神之空虛和愚昧，其手法可謂一石三鳥。“天門貴人傳詔召”十句寫華山女冠的風流韻事和入宮秘密。這個女道士的姿色和風流，不僅轟動了長安市井，而且傳入了禁宮深闈，贏來了六宮的召見，玉皇的頷首。詩的最後六句，寫那些過去曾與華山女有過曖昧關係的“豪家少年”、浪蕩子弟，以為華山女還在道觀，仍象過去那樣如蠅逐臭似地在道觀周圍一遍一遍地轉來轉去，並且買通人去暗表情愫。他們哪裡知道華山女早已塵緣斷絕，身處“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筆，寫“慌惚”之事。托諸“豪華少年”的俗緣太重，“仙梯難攀”，雖然青鳥頻遣，殷勤叮嚀，仍是枉費精神罷了。這一畫龍點睛之筆，把華山女入宮前與豪家少年的風流韻事和入宮后與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寫得曲盡其妙。它不僅通過女道士的穢行，進一步撕開了道教的虛偽外衣，也無情地撕破了至高無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龍袍，所以查慎行說：“與杜老《麗人行》結處意同，而此更含吐蘊藉。”而儒學家朱熹則指責說：“褻慢甚矣！”通過這截然相反的評語，可以看到詩的諷刺力量。
韓愈善於用小說式的手法寫詩。他不僅用小說式的手法描寫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於用小說式的手法去描繪現實生活的重大題材。《華山女》就是一例。在這首詩里，作者成功地寓諷刺於寫實之中，用漫畫式的筆調，展現出一幅幅中唐長安佛道二教激烈鬥爭的風俗畫卷。並通過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窮形極相地撕開了封建宗教莊嚴神聖的外衣，把它們用以欺騙民眾的卑劣伎倆，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而且還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濁社會風氣。至於這首古體敘事詩結構上的轉折頓挫、筆法上的虛實襯跌，語言上的平直淺近，風格上的古樸勁健，亦堪稱韓詩中的上品。
宋代理學家朱熹《韓文考異》：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街姿色，假仙靈以惑眾。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宋代學者吳沆《環溪詩話》：韓詩無非《雅》也，然則有時乎近《風》，如《誰家子》《華山女》《僧澄觀》，則近於《風》乎。
南宋學者黃震《黃氏日鈔》：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明代文學家何孟春《餘冬詩話》：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皆寫真文字也。
清代詩人查慎行《初白庵詩評》：二句與杜老《麗人行》結處意同，而此更校含吐蘊藉（末二句下）。
這首詩大概作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代，皇帝崇道佞佛，到中唐時期，全國數以萬計的寺廟、道觀遍布京城及州郡名勝之區，數十萬僧民、道士不僅廣占田地，且受十方供養，以致“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這個勢力龐大的僧侶地主階級，不僅生活奢侈無度，而且四處招搖撞騙，蠱惑人心，成為社會的一大癰疽。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元和十三年（818年），有大臣向唐憲宗上奏說，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唐憲家下沼於元和十四年正月迎奉。到時，命室官領禁兵持香花和僧徙迎佛骨入官供奉。於是“王公士庶奔走舎施如不及”（《舊唐書·完宗本紀》），挙國若狂。韓愈當時曾上《論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從表中所敘事實來看，和這首詩開頭幾句吻合，可能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