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賢修

徐賢修1929年考入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學（今溫州中學）高中部，兩年後，輾轉去上海投考中國的名校。1935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獲理學士學位；1946年赴美國就讀布朗大學，1948年獲應用數學博士學位；1949年在普林斯頓文學研究院學習一年，暑期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后。1979-1989年任台灣“工業研究院”董事長，建議設立了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為台灣科技和工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徐賢修曾任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麻省理工大學、美國伊利諾斯理工大學教授，普渡大學航空及天體工程科學資深教授。又曾任美國無線電公司谷克電學研究室、波音飛機公司、通用電氣公司、中西部應用科學公司、阿爾貢國立實驗室顧問。徐賢修在新竹清華大學任校長期間，創設大學部的三個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和原子科學院。工學院設動力機械、材料科學、工業化學、工業工程四系。任內也推動了大型研究發展計劃如：電動車的研製等。1975年辭校務。

徐賢修曾先後受聘任美國普渡大學工程科學教授、伊利諾理工學院應用數學講座教授、普渡大學航空系教授、以及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新竹）和交通大學（新竹）併兼任教授。

徐賢修是一位應用型學者，長期致力於應用數學和太空科學的教學和研究，有論文及專著多部。

徐賢修1973一1980年主管台灣的“國家科學委員會”，1979—1989年任“工業研究院”董事長，建議設立了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為台灣的現代科技和工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他1961年為新竹清華大學創辦數學系，1962年起至1975年每年舉辦暑期數學研討會，1970—1975年任新竹清華大學校長。

徐賢修積極推動台灣數學教育，使大學的水平和規模取得迅速發展。鑒於徐賢修1955—1963年以及1968—1978年兩度為普渡大學作出突出貢獻，1980年，美國普渡大學頒授他傑出貢獻獎；1993年，又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同時，由於他對台灣的科技和教育所作出的特殊貢獻，1989年台灣當局還頒給他景星獎章。

1978年膺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1年獲台灣二等景星勳章

1991年獲美國普渡大學“榮譽工程博士”

1998年獲香港霍英東基金會成就獎

2000年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全美華人工程師學會傑出服務獎

“航空太空傑出工程師”

台灣清華大學榮譽博士稱號

1998年被浙江省溫州市政府聘為溫州高新科技園區顧問

溫州中學按：在胡海帆校長的親自主持下，“以校史為中心的校本課程”開發正在有序地進行之中。按照既定計劃，本階段，主要是圍繞“名校長”和“名數學家”若干名作“點”的研究。沈興漾老師和邵達老師以校友、知名數學家、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徐賢修為中心，作了詳盡的探討。同時該文在打通“點”（徐賢修）和“面”（數學傳統）上，作了大膽的有成效的嘗試，為下一階段本課程的開發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借鑒。

1929年，徐賢修考入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學（溫州中學）高中部，兩年後，他和同學輾轉去上海投考中國名校。他的同學兼摯友汪遠涵投考復旦新聞系，后師從曹聚仁、趙景深，徐賢修則投考清華數學系。半個世紀以後，徐賢修在紀念清華校長梅貽琦的文章里這樣寫道，“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秋天，中國南方正在鬧水災……一進入水木蔥蘢的清華校園，便立下自身砥礪、力圖報國的志願”。

徐賢修選擇數學作為一生的志業，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數學是什麼），一個是工具論意義上的（數學有什麼用）。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相信，數是世界的本原，數學關係是世界上最美麗最永恆的關係。數學的美麗和溫中歷來的名師薈萃，都十分吸引人。徐賢修的弟弟徐賢議說，在當時的溫中，學生把數學作為一門藝術欣賞，和詩歌、音樂相提並論。不過，徐賢修選擇數學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數學的“有用”。在後來的演講和講學中，徐賢修經常提到梁啟超的一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他說，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自強不息對於年輕的人來說，就是救亡圖存。那麼何以救亡圖存呢？新文化運動已經指明了道路，民主和科學，徐賢修選擇了後者，溫中的創始人孫詒讓說過，“由明算學而旁及各種新學”，徐賢修選擇了數學。當然，對於年僅二十歲的徐賢修來說，他或許還不盡知道，他的選擇實承載了養育他的這方水土的先賢們的精神訴求，這樣的精神訴求，在近百年以後，被人們稱之為“溫州精神”。

徐賢修成為一個數學家或許是一個偶然，但是在他身處的百年間，偏居東南一隅的溫州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如此眾多的數學名家（姜立夫、李銳夫、蘇步青、谷超豪、楊忠道等等），必有其歷史上、文化上的成因，如此說來，徐賢修的歷程似乎又體現了一種必然。細究這種必然，直可追溯到南宋的葉適，以他為代表的事功學派是如此深刻的影響了溫州人的思想、觀念以及行為模式，以至於當人們提起溫州、提起溫州精神、提起溫州的數學家，就不能不提起葉適和他的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不止葉適一人，在他之前還有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是集大成者。永嘉學派有兩大精神內核，一是實效，二是民本。（是政府改革的兩大理念，效能革命，以人為本）比如，薛季宣說，“今之異端，言道不言及物，語道而不及事，而清談脫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薛季宣告誡學生要講讀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要學以致用，見諸事功，不要流於清談，空言誤國。提倡“經世致用”的葉適，在學術思想界舉足輕重，清代學者全望祖有一恰當評價：“乾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熹）、陸（九淵）二派，而水心（葉適）其間，遂稱鼎足”。在義利問題上，葉適反對當時道學和心學空談義理和心性，以義理排斥功利，他試圖把義與利、理與欲統一起來。在他生活的時代，讀書人所學的大多是經術、詩賦，以應付科舉考試，而算術、水利等實科卻遭人鄙視，葉適則提倡學習內容應該廣博通恰，百家之學都可以列為學校教育的科目，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的事功哲學，一言以蔽之，是出於對天下眾生的擔當。陳黻宸說葉適，“葉正則與及門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聲動人，聞者至泣下不自禁”，拳拳報國之心躍然紙上。

近代，在孫鏗鳴、孫依言、宋恕、陳虯、陳黻宸等溫籍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下，永嘉學派的事功哲學得以復興，這些傑出代表之中，尤以孫詒讓為甚。孫詒讓是樸學大師，著作等身，為永嘉學派事功哲學的承繼與發揚嘔心瀝血，曾歷時八年纂書，書成即蜚聲士林，被梁啟超譽為“殿有清一代，光芒萬丈”，章太炎盛讚之“三百年絕等無雙”。孫詒讓對事功哲學的承繼，更是體現在他的身體力行上。孫詒讓生處的時代，中國已積弱多年，列強環伺，有志之士紛起，辦實業，舉教育，科學救國。孫詒讓在溫州積極發展農業商業，以實業救國，組織富強礦務公司，開採永嘉鉛礦，創設東甌通利公司、大新輪船股份公司，租用輪船開闢溫州至上海沿海航線。因痛感國家日非，懷著“自強之願，莫於興學”的信念，孫詒讓絕意仕途，居家興學，在溫處兩府興辦各類學校達300餘所。他首創學計館（算學）、方言館（外文）、蠶學館（農桑），接著創辦溫州府學堂（溫州中學前身，舊址倉橋）、溫州師範學堂，開啟新學先河。孫詒讓尤重數學，他明確提出數學“實西藝之原本”，“由明算學而旁及各種新學”。

孫詒讓身後有眾多溫籍數學名家，溫州亦以“模式”、“精神”舉世聞名，這並非偶然，實質上，葉適也好，溫州數學家也好，“溫州精神”也好，都是一脈相承的。1931年前後浙江省立第十中學，這樣的傳統正洶湧激蕩，而年少的徐賢修需要做的，似乎僅僅只是接過火種，迎頭趕上。

當時的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學，已有文理分科，實行學分制，徐賢修選理科。必修課數學26學分，包括平面幾何三角、三角立體幾何、高等代數、解析幾何，物理、化學各10學分，軍事訓練7學分。選修課範圍廣泛，如日語、英文理科書籍閱讀、應用化學、應用力學、近世幾何、測量術、人生地理、音樂、政府組織及法律大意、現代經濟組織，其中后兩門中必須選習一門。這樣的課程設置使學生學有專長，符合實業救國的理想，同時又可使學生通曉時事政經，畢竟，國家需要的不是只會造炸彈的書獃子，需要的是文韜武略、胸懷天下、能夠救民於水火的志士仁人。

課程的設置充分體現了“致用”、“以人為本、社會關懷”的傳統，除此之外，學生還有豐富的課外活動，受學生歡迎的活動形式是成立社團、出版刊物，作為學生，這恐怕是最恰當的砥礪自身、關懷社會的方式了。在溫中的歷史上，成立過很多的社團，也出版過很多的刊物。“五四運動”時期，鄭振鐸等人創辦《新民報》、《救國講演周刊》，發表《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最高藝術的問題》等文章，宣傳新文化思想。1933年，徐賢議、白正國、馬大恢等36人成立自然科學研究會，並刊出兩期《自然科學》期刊，同年，“中國文學研究會”由陳逸人為指導師、趙瑞蕻等十餘人參加，並刊出兩期《中國文學》大型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引起社會反響很大。除學術刊物外，學校還出版校刊，有《十中期刊》、《溫州校刊》，有學生自治會和進步學生主編的《爝火》、《十中學生》、《明天》、《新路》。《爝火》一期刊載的文章，有“資本主義的解剖”、“孔子思想和中國社會”、“新的歷史觀”、“翻譯雜談”、“科學和近代文明”、“談談戀愛問題”、“俄羅斯革命時代底下的知識階級與平民”、“自由與紀律”等，這些文章的關切主題，大致能夠反映當時溫中學生的憂國憂民。

徐賢修接過了火種。1930年，由徐賢修牽頭，十中高中部家住城區的同學成立了“學術勵進會”，有38人參加，徐賢修被選為主席，出版了三期《勵進》會刊。

晚年的徐賢修在回憶夏鼐的文章里說，一個人為學的態度和風範，應該從小養成的，“青年須及早養成嚴正求知的態度，不宜只是強記以應付考試”。這樣的感慨同他早年在十中的經歷息息相關，“真的知識”並不能通過死記硬背獲得，需藉助自己的反思與研究，以及與同學少年的交流切磋。當然，徐賢修從十中獲得的遠不止此，事實上，牽頭成立“學術勵進會”，出版《勵進》會刊這樣的經歷，使徐賢修成為一個真正的溫州之子，這樣的實踐經歷，使徐賢修深有感觸，“我們中國士大夫的通病，總是認為讀書人一定要會寫文章，要拿哲學博士（PH.D.），甚至在博士學位得到之後，還有“超博士”（PostDoctor）的稱呼，真是自欺欺人。……我們最需要的是實行家，直接的參與，而非理論家”。這種直接參與的精神貫穿徐賢修始終。的確，徐賢修一生的輝煌並非只是在書齋中完成。徐賢修不僅是一個數學家，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是台灣清華大學的校長，曾受託創立了譽滿海外的台灣新竹工業園區（被稱為“亞洲矽谷”）。他也十分關心家鄉溫州的發展，並身體力行，1998年回鄉探親時欣然受聘擔任了溫州高新技術園區的高級顧問，並在母校設立了“徐氏獎學基金”。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馬克思的名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的校訓曾經響徹了整個二十世紀。不過，徐賢修的實踐精神、他改造現實、關注民生的強烈願望，並非舶來品。事實上，這些可貴的因子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家鄉的先賢們刻在了他的額頭，用來照亮他前進的路程。

徐定超故居

徐賢修的祖父徐定超，字班候，師從孫依言（孫詒讓的父親），后曾任清末御史，為官清正，不懼權要，支持維新變法，兩個兒子分別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戊戌變法”失敗后，徐定超轉向醫學和濟世育人的工作，1909年受聘擔任兩浙師範學堂監督，啟用經亨頤（日本留學生，思想進步，後來是浙江“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為教務長，聘用一些思想進步立志於改造社會的學者為教員，其中有魯迅、馬敘倫、夏丏尊、沈尹默等。1917年，徐定超夫婦坐船經上海回溫州，因所乘“普濟”號在吳淞江被英國輪船撞沉遇難，徐賢修當年僅6歲，從那時起他就不食海鮮，直到晚年不變初衷。七十年以後，徐賢修在懷念憶他的祖父時這樣子寫道，“祖父為我啟蒙的一幕，至今尤在懷念之中。祖父握著我的手寫了四個楷字‘人、手、刀、尺’，歷歷如在目前”。

啟蒙，還有祖父品格和抱負，以及由此衍生開去的那些繼往開來的永嘉學派先賢們的品格和抱負。徐賢修懷揣著抱負，背井離鄉，負笈北上，終於成為溫州數學家中的一員。

1932年，徐賢修北上的后一年，其學弟趙瑞蕻接過火種，在《爝火》的發刊詞上，趙瑞蕻書寫下心情故事：

我們的爝火在朝陽光輝中誕生，

像一個新的生命開始她的歌吟。

不要蔑視了這點新的微光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