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壺

彩陶壺 1977年辛店電廠工地戰國墓葬中出土。有蓋，蓋飾四花瓣。

高37.5厘米，口徑15厘米，底徑15厘米。現藏齊國歷史博物館。

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裸體雙性浮雕彩陶壺便是出裸體雙性浮雕彩陶壺，高33.4厘米，新石器時代，1974年出土於青海省樂都縣柳灣。

柳灣是青海樂都縣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這裡依山傍水，柳樹成蔭，彷彿是桃花源記中描寫的世外仙境。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卻被稱為“彩陶的故鄉”，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裸體雙性浮雕彩陶壺便是出土於柳灣地區的稀世奇珍。

這件彩陶壺是迄今為止國內考古發掘出土的原始彩陶中最早的浮雕人物彩陶壺，泥質紅陶，高33.4厘米，口徑19厘米。在壺腹的一面，以浮雕加彩繪的手法堆塑了一個正面全裸站立人像，頭位於壺的頸部，身軀和四肢位於壺的腹部。人像面部粗獷，五官俱備，眉作八字，小眼高鼻，碩耳，口微張，胸前乳房豐滿，乳頭用黑彩點繪，雙手捧腹，身體魁梧，在小肢肘關節部位還以墨加以渲染，表示強健有力。兩腿外側，分別繪帶爪指的折肢紋。人像兩側繪圓圈紋，背面繪蹲踞式蛙形人紋。尤為特別的是，彩陶壺上裸體人像的生殖器官既有男陽的特點，又有女陰的特徵。也正是這個原因，學術界對該裸體人像的性別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是生殖崇拜，即女性；有學者認為是父權制確立的象徵，即男性；還有學者認為是兩性同體崇拜，即男女複合體，是母系同父系鬥爭的產物，象徵著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期間，男性神和女性神同時被人們所崇拜。

總之，學術爭論不影響對其文化藝術價值的認同。這件彩陶精品將浮雕、繪畫及工藝結合起來，成為集多種藝術手法於一身的綜合藝術珍品。

網紋、折線紋、旋紋，4000多年前的一隻馬家窯文化彩陶壺上布滿了頗具抽象感的花紋。

這隻類似當今西方“解構主義”藝術形式的彩陶壺讓大家唏噓不已。恐怕在燒制這件陶器時，先民們也沒想到數千年後，他們的作品還能引領“時尚之風”。

收藏者帶來的紅陶上繪製著黑色花紋，簡單樸質彩陶壺正是數千年前先民們的作品。這隻彩陶壺高30厘米，腹部直徑約為26厘米，口徑9厘米。雖歷經數千年，然而這件彩陶壺卻保存完好，幾乎絲毫無損，瓶口部位小小的裝飾也保存完好。壺體手感十分光滑，腹部渾圓，下腹部有一對扁形豎耳，估計當時是拴上繩子提著壺使用的。

壺身通體的花紋也相當迷人。壺口部位是一圈網紋，頸部與腹部相連接的部位，繪製了5圈的同心圓，雖然線條稍有粗細變化，然而卻毫無粘連，顯示出當時繪畫水平高超。腹部是大塊的網紋和折線紋交替出現。

對於這些抽象性極高的紋飾代表的意義，商報鑒寶專家李國燦說學界也有很多猜測，譬如這隻壺腹部上折線紋，就認為是“蛙紋”，是從青蛙的腿部形態抽象而來。與西方有“諾亞舟”的故事相同，我國的先民有過與洪水搏鬥的故事，而在彩陶上出現的蛙紋，或許意味著他們想戰勝和駕馭水。

李國燦(河南商報鑒寶專家、河南省文物鑒定專家組成員)

這隻彩陶壺應屬於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距今大約4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佈在黃河上游的甘肅和青海東北部地區，由於最早發現於甘肅臨洮馬家窯而得名。馬家窯文化與仰韶文化基本屬於同一時期，有研究把馬家窯文化看做仰韶文化晚期的分支。

馬家窯文化的彩陶製作已經很成熟，能燒制很多形制很大的陶製品，現在出土的彩陶壺的高度，有的可以達到60多厘米。花紋繁縟富麗，彩繪的面積很大，也是馬家窯文化彩陶的一個特徵，一些彩陶的花紋還可以是黑、白兩色繪製。

這件彩陶壺，數個同心圓組成的旋紋，以及大面積的網紋和折線紋，幾乎將整個陶壺表面全部覆蓋。當時繪製彩陶的工匠，都是在深思熟慮後為自己的作品畫上紋飾，在彩繪過程中亦有不少隨機應變和創新。因此與現代的仿製品上刻意模仿相比，這些彩陶上的花紋顯得隨性自然許多。李國燦認為，這隻彩陶壺的價格應當在1萬元左右。

解構藝術

解構藝術其實是通過解構的設計理念進行藝術創作，進行符號意義的分解，分解成詞語、紋樣、標誌、樂句之類，使之進入符號貯備，有待設計重構，解構主義是對設計極有力的藝術手法，是具有重視內在結構因素和總體性考慮的高度化特點。

解讀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畢加索的藝術精神，從具體到抽象，從解構到重建，即以立體派特有的手法呈現了叛逆拆解的多重意味。

辛店文化“五鹿圖”彩陶壺，是甘青地區彩陶文化里一件罕見的珍品。該器通高30厘米，口徑16厘米，寬26厘米，除口部上端有一直徑2厘米左右的殘缺，左側耳部有一指甲大小的殘缺外，品相基本完好，尤其難得的是歷經了3000多年的漫長歲月，“五鹿圖”畫面依然光潔如新，線條清晰，實為難能可貴。

該陶壺畫面分三組：正中的雄鹿體型最大，頭尾達9厘米，仰頭張嘴，作呦呦鳴叫狀。它的腿為四條，大大增加了立體感，其餘四隻鹿均為兩腿，體型較小，突出了雄鹿的“主角”地位；兩隻體型最小的幼鹿面對面作嬉戲狀，親密無間，使人感受到“兩小無猜”的親情；兩頭體型中等的成年鹿，似一雌一雄，向同一方向站立，雄鹿頭平抬，雌鹿仰首而鳴，似發情求偶，又像玩耍嬉戲。鹿的線條極為熟練老到，比例均勻，顯然是高手之作。壺的口頸部和雙耳中部，繪以赭紅色環帶，上寬下窄，均繪有黑彩狗紋變體紋飾。口頸部與主畫面之間繪上下兩條黑彩弦紋，其間的黑彩帶紋上繪有10個眼目狀(一說魚的變體)紋飾，在黑色目帶紋與雙耳腰部紅色帶狀紋之間，留出高達11厘米的大片空間，作為“五鹿圖”的“畫卷”，這種布局是極其罕見的。

此外，彩陶壺雙耳間紅色裝飾帶上端各畫有植物造型紋飾一株，其中一株技法熟練，似為畫鹿者手筆，但大雄鹿下方的一株技法拙劣，線條歪扭，明顯是生手所為。同一彩陶壺上，作者竟然不止一位，水平又如此懸殊，可說是彩陶繪畫中少見而有趣的現象。

“五鹿圖”彩陶壺最突出的特點是，它一改其他類型彩陶繪畫純粹圖案式排列的工藝裝飾風格，畫風上顯示了與畫面呼應的技巧，這是非常重大的繪畫改革。“五鹿圖”繪在大面積的“畫卷”上，五頭造型優美的鹿不再是等距離、整齊的裝飾圖案，而是富有變化，錯落有致的呼應關係，尤其是主角大雄鹿和另一組頭部相靠、親密嬉戲的兩頭幼鹿最為生動，形象呼之欲出。這在3000年以前古代先民繪畫藝術上，是一種大膽的創造與革新。

辛店文化彩陶常見紋飾，有回紋、太陽紋、鳥紋、羊紋、鹿紋以及植物紋等。不知是由於鹿紋繪畫難度較大，抑或鹿代表著某種神秘內涵，在已發現的辛店文化彩陶上鹿紋是最少見的。

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地區文化展廳，展出有一件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的卍卐符彩陶單耳壺，有些學者也叫鳥形壺。一邊為單肩耳，另一邊的腹側為一小突起，形似鳥尾巴。該壺的形狀及壺身紅黑彩繪，三角形紋飾等，都是馬廠彩陶壺常見的。值得注意的是該壺三角形紋飾中還有單獨的“卍”“卐”符紋樣。

“卍”或“卐”是世人皆知的符號，許多人知道卍卐符是佛教的符號，還有不少人對卐符的認識則來自德國納粹的標誌。從現存的歷史照片看，納粹的標誌是右旋(順時針方向)的卐或繼續傾斜45度而成(佩戴的標誌一般傾斜45度角)，旗幟上的標誌二者似乎都用。佛教早先卍卐通用，因納粹用右旋的卐，二戰后佛教界逐漸傾向於放棄使用右旋的卐。當然，佛教所用卐顏色多為金黃色，而納粹所用卐為黑色。由於佛教源自印度，納粹誕生於德國，因此許多國人以為卐符是舶來品，覺得印度佛教傳入后，卐符才在中國開始流行。其實，從北大所藏的這件單耳壺看來(如圖所示)，卍符，不管是左旋(逆時針)或者右旋(順時針)，均早在至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流行。從考古資料看，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的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文化和太平洋島國、美洲的印第安人的遺物上均有卐符。因此今天要說清卐符的最初起源和傳播路線有一定難度，但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卐卍的出現早於佛教的傳入。卐或卍符，多作為符號使用，唐武則天自稱帝后，其崇佛，將卐用作字，萬音，意為“吉祥萬德之所集”。

回到北大的那個卐符單耳壺，壺上的卐或卍，似乎是以小突起之上的卍符為中心左右展開，兩邊各有3個卐或卍符，但排列並不對稱。小突起上的卍符個體最大，且畫法也異於別的卍，每筆的起頭收尾皆多出幾乎要封口的一劃，左旋的卐符畫法均規矩。由於馬廠類型的彩陶上有蛙形紋，因此有人也認為馬廠彩陶上的卐或卍就是變體的蛙形紋。這種說法是否可信還需要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其實，新石器時代後期的中國，不僅黃河流域，珠江流域也有此符號的出現。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關於卐符的象徵眾說紛紜，不過多為“吉祥”、“好運”、“永恆”、“牢靠”等屬於正面的寓意。

船形彩陶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1958年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出土，寬24.8厘米，高15.6厘米。

漁獵是人類祖先從古猿繼承而來的本能，從最開始的徒手抓魚到使用樹枝叉魚再到撒網捕魚，人類捕魚的手段和使用的工具在不斷進化，至於從何時開始古代先民們學會了划船撒網並將這一捕魚形式延續了數千年，目前尚無定論，但是在我國，至少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5000年至7000年），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們就已經普遍使用這種形式捕魚了。這一點從何而知呢？讓我們來看1958年在陝西寶雞北首嶺出土的船形彩陶壺。

該壺為泥質紅陶，器身橫置，杯形小口，平肩，肩的兩邊各有一橋形小耳，鼓腹，上部兩端起尖角，平底，腹壁兩側各用赭黑彩繪網紋裝飾。壺的造型優美，頗像一隻小船，此器亦由此而得名。

對原有造型按生活、生產的需要加以改造，使之實用且符合審美，是陶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船形彩陶壺便充分體現了這一特質。其造型優美，頗似一隻飄蕩的小船，壺上由斜線交叉組成的網紋裝飾，曲直交錯，疏密相間，布局勻稱，圖案雖然簡樸，卻給人以活潑流暢的感覺，表現出原始藝術的魅力。作為盛水器，它又非常實用，薄壁鼓腹使其有了充足的容積，口部高出肩部，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粗於下部，下部內凹的弧線正適於手握，而上部粗的杯形即利於注入液體，防止內裝物撒出，也防止手握時下滑，加強了手握的安全性。肩部的兩個小耳，留有的空間可允許人的手指伸入提拿、傾倒。耳的分佈呈現對稱狀，這使得人們繫繩提拿或背負攜帶時，能較好地保持平衡。

陶壺腹部兩側的網紋裝飾好似撒開的兩張漁網，而其仿似小船的造型，更令專家們普遍認為當時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網捕魚的能力，該壺是當時漁獵活動的明證。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網墜，也證明了當時確已使用漁網捕魚。

船形彩陶壺是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珍品，是當時漁獵先民的生活用具，同時又是一件造型別緻的藝術品，它是遠古先民們智慧的綜合結晶。

甘肅出土的“雙蛇盤耳”造型的半山文化彩陶壺。考古專家在甘肅臨洮發現了一件罕見的彩陶壺，壺身兩側以“堆塑”的手法塑造出兩條酷似蛇形的耳把。經考證，該彩陶壺距今已有4500年歷史，其“雙蛇盤耳”造型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

該彩陶壺距今已有四千年歷史，屬於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該“大雁紋”陶壺在中國的首次發現，印證了比夏朝更為久遠的遠古人類已經使用中國傳統曆法“農曆”。

該陶壺為泥質夾沙陶，圖案屬黑紅彩。陶壺高約十二厘米，最大直徑十六厘米，口徑十厘米左右。陶壺腹部鼓圓，壺底平黃，壺腹部有兩圈栩栩如生、形態迥異的九十二隻大雁纏繞其上，其中上層四十四隻，下層四十八隻，該彩陶壺上的“大雁紋”圖案與一般彩陶圖案形成方式不同，並非通過繪製而是通過“陶地留白”后燒制形成的。

蘭州馬家窯文化研究會會長王海東認為，該彩陶壺圖案是“陶地留白”后燒制而成已屬罕見，但更為神奇的是壺身上構思奇特、造型別緻的九十二隻候鳥大雁，恰與中國古老的曆法“農曆”一季度的天數相差無幾，而目前考古能確認的“農曆”最早是出現在夏朝，故又稱其為“夏曆”，雖然有人提出“夏曆”的使用應該比這更早，但卻缺乏相應的實物加以佐證，此次發現的“大雁紋”彩陶壺則印證了四千多年前的遠古人類就已經開始使用中國傳統曆法“農曆”。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最早發現於馬家窯遺址而得名，距今已有5000年歷史。馬家窯文化包括馬家窯、半山、馬廠三個文化類型。甘肅是我國彩陶起源最早、發展時間最長、分佈範圍最廣、藝術成就最高的地區，素有“彩陶之鄉”的美稱。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出現的彩陶，為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彩陶文化之一，屬於仰韶文化的大地灣文化遺存中發現，彩陶呈現為這一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文化表徵，其代表器物是人頭(面)形彩陶壺。這件陶壺，通高25厘米，直徑17厘米，為彩陶質、紅陶，整體造型呈壺狀，口小短頸，渾圓的腹部高高隆起，下端向內微收，平底，壺的口頸兩旁有對稱的雙耳，呈鋸齒狀，最為可貴的是該陶壺頸部所繪的人面像，是用黑線彩繪勾勒出目、口、鼻、眉毛、披髮，可謂惟妙惟肖。整體彩繪線條樸拙、大氣、流暢，構思奇特、巧妙，表現出早期彩繪藝術的高度發達，顯示了早期朦朧的藝術審美觀念。該壺整體造型古樸、渾厚，是難得一見的馬家窯馬廠時期母系社會彩繪陶的傑出代表，極為罕見，更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市場參考價：45萬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