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

1837年5月21日出生。土佐藩出身。1860年參加藩政，主管軍事，后率兵勤王倒幕。1868～1873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職。1875年創立愛國公黨，並建議成立民選議院。1878年創辦教授民權學說的學校，從而以日本的盧梭聞名。1881年成為自由黨領袖。善演說。1882年至岐阜演說時遭人刺殺，曾大喊“板垣雖死，自由不滅”（板垣死すとも自由は死せず）。1887年封伯爵。在政治上與伊藤博文合作。1900年從政界引退。1914年曾應林獻堂之邀赴台。他常發表時論，主張社會改革。大正8年（1919年）7月16日去世。法名邦光院殿賢徳道圓大居士。

戴季陶在其著名的《日本論》中，專設一章介紹板垣退助。戴先生評論道:"他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地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救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救'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多少得到了一些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的，更應該要感激他。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裡有這樣文明，這樣發達。他真可算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了。"戴先生從前到日本，常去拜訪板垣，看到他潦倒貧窮的樣子，常為他傷感一番。戴先生認為:"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勛，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而為他非常打抱不平，並形容板垣的境遇，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至於生活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

不錯，板垣退助的確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自由民權運動的首腦，立憲政治的先驅，但是對他的政治思想和他從事的政治運動，筆者卻有不同的看法。現在讓我們從他的生平、時代背景、意識形態、自由民權運動始末，來重新認識這位民權論者。

板垣退助是土佐藩（現今高知縣）出身的藩士，生於1837年（天保八年）。板垣退助生於土佐藩高知，舊姓乾，名正形，後來通稱板垣退助。乾家是土佐藩的上層士族，板垣在土佐藩內頗受實權派、參政吉田東洋的賞識,1860年以後在土佐藩掌管軍備庶務，后又被派駐江戶，成為土佐藩前藩主山內容堂的心腹之臣。1864年晉陞為土佐藩大監察。山內容堂原屬“公武合體”派，在土佐藩內掌握實權。1864年，山內對藩內尊王攘夷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板垣目睹慘狀，感到不滿，認為需要從尊攘發展到討幕。於是，他在1865年辭去監察職務，去京都求學問，習軍事。當時，薩摩、長州兩藩正在策劃討幕，經土佐藩討幕派志士中岡慎太郎介紹,1867年板垣在京都會見了薩摩藩討幕派西鄉隆盛和小松帶刀,訂立了薩土討幕盟約。但當時土佐藩內部情況複雜，主流派持“大政奉還”論。板垣等人回到藩內專事軍事改革，等待時機。

1868年，戊辰戰爭爆發，西鄉隆盛敦促土佐藩出兵。土佐藩在板垣等人的推動下，舉兵加入討幕派。板垣退助率兵千名於1月底趕到京都。土佐軍歸東山道先鋒總督統轄，板垣任總督府參謀，率兵轉戰於日本本州中部地區，當年3月進入江戶。后又轉戰東北地區，參加攻打東北強藩會津藩的戰役。當時圍攻會津藩若松城的政府軍是薩摩、長州、土佐的三藩聯軍，共約5,000人。板垣指揮的土佐800藩兵是攻城的主力。攻城時，板垣本來預料會遇到會津藩的頑強抵抗，並下了葬身若松城下的決心。3,000名會津藩兵確實也曾奮起抵抗。政府軍打了一個月，才攻陷城池。板垣事後追述: “會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強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殺敵報國，我不滿5,000之官軍豈能輕易降之。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帶家財，四散逃生，無一人與我為敵，且紛紛來投,……我深感奇觀，至今難以忘懷”。9月，攻陷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投降。至此,戊辰戰爭結束。板垣作為一員武將在戊辰戰爭中嶄露頭角，為明治維新立下了戰功。

明治政府最初的官制，設置總裁、議定、參與王職。總裁由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就任，總理國政；議定由皇族及諸侯就任，參與由推行維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顯示當初朝廷和雄藩聯合政權的特徵。翌年，因政體書的公布，太政官制的設立而作廢。，並受賞賜永世典祿一千石。1870年板垣返鄉，為高知藩"大參事"，實施藩政改革。1871年廢藩置縣，板垣上京為明治政府的"參議"依太政官制而設置的政府重職。由左右大臣，大納言和參議，構成太政官。1871年廢藩置縣后，大政官構成正院，補佐大臣，參與大政，成為輔翼天皇的重臣。參議由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實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勢力。

明治維新，是由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東南雄藩的武士推動的，故維新后即由他們掌握新政府的實權。這時，當權派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國，而成為所謂"留守政府"（外出不在稱為留守），於是西鄉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參議，即紛紛起來主張征服朝鮮或遠征台灣地區，爭論的結果，經朝廷決議先行征韓。西鄉認為，明治政府實行廢藩置縣、徵兵制度、以及其他剝奪士族特權的各種改革，必須以征韓的軍事行動來安撫士族的不滿，他企圖以外徵得勝后的軍事餘威，回過頭來奪權改造國內政治，樹立士族為中心的軍事獨裁政權。他的思想，以後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及右翼思想的藍本。板垣也認為應該以征韓來滿足士族的要求，並想利用此一機會在國內擴大政治權力的參與，以打破薩摩、長州等藩閥的壟斷政治。因為，自從1871年廢藩置縣，將權力集中中央以後，以舊薩摩和長州兩藩的出身者，結成朋黨，構成派閥，獨佔中央政府的實權，相對地，土佐和肥前兩藩出身者，僅給與伴食的地位。他主張擴大政治權力的參與，並以幕府末年以來所形成的"公議輿論"思潮和西洋的自由民權思想作為工具，故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先驅。

不久，岩倉、木戶、大久保等實權派回國，他們洞悉西鄉和板垣等的意圖，即以"內治之急"而堅決反對征韓，終於推翻先前的征韓決議。日本史稱征韓論者為急進派或武斷派，而反征韓論者為保守派或文治派。

其實，兩派的意識形態，是形異實同。當時，實權派之主張"內治"和反對"征韓"，只是懼怕西鄉和板垣等乘機增加其勢力，恐其有割據不聽朝廷指揮，甚至發動政變的危險。早於明治維新的第2年，當權派的木戶孝允、岩倉具視等，即曾策劃征韓，其目的在將諸藩兵力轉向對外戰爭，以鞏固中央政權，但又恐在廢藩前征韓，將使諸藩坐大，故未付之實行。可見當時保守派的反對征韓，並不是真正愛好和平而討厭武功的。在征韓論爭議的勝負決定后，於 1874年4月，反對征韓論的文治派，即創意實行"台灣征討"。其理由是，台灣征討比征韓不易引起國際糾紛，而且軍費也較節省，一方面可迫使清朝承認日本領有琉球，進而有窺伺佔領台灣的機會，另一方面並可積極的準備在韓國及中國大陸發展的陰謀。其後，實權派強化官僚獨裁體制后，即策動江華島事件，接著便邁向甲午戰爭。這充分證明當時的征韓論者和反征韓論者，或武斷派和文治派，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只是權力鬥爭的權宜之策和時間的先後而已。

倡議"征韓論"失敗的參議西鄉隆盛，旋即下野回薩摩故鄉，集結士族，開設私立學校，建立軍閥勢力，待機奪取政權。

其他"征韓論"失敗的參議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也連袂下野，組織"愛國公黨"，並於1874年1月向左院提出《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愛國公黨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結社，而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是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導火線。從此，日本的政界，官僚派和民權派，壁壘分明，開始如火如荼的政治鬥爭。

《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是了解板垣等民權擴大論者的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特譯出其全文，以饗讀者。

"臣等伏察，方今政權之所歸，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獨歸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漸失其尊榮，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於私情，賞罰出自愛憎，言路壅塞，困苦無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雖三尺童子猶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國家土崩瓦解。臣等愛國之情不能自已，乃講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張天下之公議。張天下之公議，唯立民撰議院耳。如此，則有司之權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請逐次陳之。

夫人民對政府有納稅義務者，則對其政府之事有與知可否之權，是天下之通論，實不待臣等喋喋贅言。故臣等竊願，有司亦不抗拒此大理。

今拒立民選議院之議者曰，我民不學無識，未進開明之域，故今日立民選議院應屬尚早。臣等以為，果真如其所言，則使民學且智，而速進於開明之域之道，即在立民選議院。何則，今欲使我人民學且智，而進於開明之域，即應先保有其通議之權，使之自尊自重，而起天下憂樂與共之氣象，使之參與天下之事。如是，人民安其固陋而自甘不學無識者，未之有也。而今自待其學且智、自入於開明之域，是殆等待百年以俟河清之類。論者甚且謂，今遽以立議院，是不過集天下之愚。噫，何其自傲之太甚，而蔑視人民如斯乎？有司之中，智功固有過人者，然又安知無學問識見並未過人者？蓋天下之人，不可如是蔑視，若可蔑視，有司亦豈非其中之一人乎？然則，均是不學無識也。僅為有司之專裁與張人民之輿論公議，其賢愚果如何。臣等謂，有司之智視之維新以前，必有所進者。何則，人之智識，亦必因其有所用而進。故曰，立民選議院，是使人民學且智，而速進於開明之域之道。且夫政府之職，其宜以為目的者，在使人民得以進步耳。故草昧之世，野蠻之俗，其民勇猛悍暴，而不知所從。今我國既非草昧，而我人民之順從，且為過甚。然則，今日我政府宜以為目的者，乃立民選議院，使我人民起勇往敢為之氣，並知分任天下之義務，而得參與天下之事，則闔國之人，皆同心焉。

夫政府之強，何以致之，天下人民皆同心也。臣等不必遠引舊事證之，且就晚近十月政府之變革以驗之。我政府之孤立何其岌岌乎危哉，而我政府之變革，天下人民為之憂樂者幾何？實不啻未為之憂樂也。天下人民漠然不知之者，十居八九，唯驚于軍隊之解散耳。今立民選議院，則政府人民之間，真情融通相共，合為一體，國遂以強，政府遂以強。

臣等既就天下之至理究之，就我國今日之情勢言之，就政府之職責論之，及就晚近十月政府之變革驗之，則臣等愈篤信臣等之說，切謂今日使天下振起之道，唯在立民選議院，張天下之公議而已。至其方法等之議，臣等不必在茲言之，蓋十數張紙不能盡之者也。但臣等竊聞，今日有司籍持重之說，事多務因循，視世之言改革者為輕率改進，而拒之以尚早二字，臣等請辯之。

夫雲輕率改進者，固非臣等所解也。若以事出倉卒者為輕率改進，則民選議院乃事出鄭重者也。有司各部省不知，而變更之際，諸事失本末緩急之序，以彼此之措施不相類者為輕率改進，是國無定律，有司任意施行也。有此二者，適足以證可立民選議院。夫改進者，天下之至美，事事物物均非改進不可為功，然則，有司不能罪改進二字，其所罪者必止於輕率二字而已。

輕率二字，與民選議院未相關涉也。尚早二字於立民選議院，臣等不獨不之解而已，臣等之見且與之相反。何則，今日立民選議院，尚恐有待時日，而後始期至於完備。故臣等一日唯恐其立之晚，故曰臣等之見且與其相反也。

有司之說又雲，歐美各國今日之議院者，非一朝一夕設立之議院，其進步乃漸以致之者。故我今日，不得卒然效之。夫進步以致之者，豈獨議院哉？凡學問技術機械皆然。然彼積數百年之久以致之者，蓋前無成規，皆自行經驗以發明之。今我擇其成規而取之，奈何不可企及耶？且必待我發明蒸氣之理，然後始得用蒸氣機械，必待我發明電氣之理，然後始得架設電線乎？政府應可下手從事也。

臣等既已辯明今日我國所以應立民選議院，及今日我國人民進步之程度堪能立斯議院，則有司之拒之者不得有所借口矣。立斯議院者，乃欲伸張天下之真理，立人民之公論通義，鼓舞天下之元氣，以上下親近，君臣相愛，使我帝國振起，保護其幸福安全也。請予擇之為幸。"林田龜太郎:《日本政黨史》，上卷，19?24頁，日本雄辯曾，1928年。平野義太郎:《民權運動之發展》，10?13頁，雄雞社，1948年。

此一建白書，旨在攻擊政權還於"有司"，即薩長藩閥的專橫，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賞罰偏頗不正，言路蔽塞而受壓迫，人民的困苦無告，並指出其拯救之道，唯有伸張天下的公議，而設立民選議院。並對議院設立尚早論，加以逐次反駁，申明設立民選議院，政府和人民之間，真情才能相互融通，合為一體，國家始能強盛。這是正面向官僚派專權挑戰的一大文獻，為日本民權運動與國會創設運動的先聲。此建白書一出，朝野贊否兩論沸騰，那些被政權所排擠的士族，本來就憤懣於藩閥有司的專橫及民權的屈枉，即舉雙手贊成，仰望自由民權光芒的來臨，盛讚板垣為救世主。然而出仕官內省的加藤弘之，則以為民智未開，時期尚早，而反駁民選議院的設立是一種空疏的理論，不切實際。

板垣等在提出建白書前後所組織的愛國公黨，也是日本政黨的萌芽。當時之所以稱為"公黨"，主要是以天下政治為使命，而想要和向來的私黨或朋黨區別而來。但嚴格地說，愛國公黨還不能算是"近代政黨"，而屬"名望家政黨"，的性質，是站在“維新功臣”的立場上，想使豪農巨賈“姑且獨自保有權利”,即“上層民權論”,或稱“士族民權論”。因為當時的黨員都是顯赫的士族，不是一般民眾所能望其項背，他們又設立"幸福安全社"為同志集會的俱樂部。這是名望家層的政治俱樂部，用以對抗掌握實權的藩閥俱樂部。但無論如何，愛國公黨確是日本政黨組織的嚆矢，並為後來愛國社的前身，及自由黨的濫觴。

板垣等提出民選議院建白書，而組織愛國公黨之後，未掌權勢的士族即相競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權論，影響所及達於全國各地，藩閥政府不得不講求鎮壓的手段。這時愛國公黨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過急而參加1874年的佐賀士族叛亂，被捕梟首示眾，於是愛國公黨就曇花一現地自然消滅了。

板垣見情勢不利，同年3月返回其家鄉土佐，另行組織一政治團體"立志社"，募集青年才俊，翻譯洋書，研究泰西法制，鼓吹盧梭的民約論、邊沁的功利說等，倡導人民有天賦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唯有伸張民權，日本帝國始得強盛。於是，不得志於中央，不滿藩閥政府專制而壟斷政權的志士，雲集土佐，受自由民權主義的洗禮，奉板垣為自由民權論的先覺，而土佐儼然成為自由民權的聖地，“立志社”的成立對其他地方產生了影響，各地方紛紛組織了地方性的政治社團。板垣等向全國各地有志之士發出檄文後，各藩來參加者多人。以“立志社”、德島的“自助社”為中心，於1875年在大阪成立了第一個超越地方的組織“愛國社”,總部設在東京。愛國社通過的“合議書”,共8條，其中規定：社員之間相互和睦，倡導權利和自由，最終“增進天皇之尊榮福祉”,使日本“屹立於歐美諸國之林。”

這時，官僚派方面亦覺得，自從征韓論的紛爭后，多數參議辭職，以致以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藩閥政府乃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為了增強藩閥勢力以及鎮壓民權論的沸騰，由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斡旋，安排大久保和板垣退助、木戶孝允等維新元勛們的會議。在1875年1月至2月間所舉行的大阪會議，是官僚派要以薩摩、長州、土佐三藩的同盟來加強政府的勢力和威信。會議妥協的結果，板垣的主張被接受，以漸次採用立憲政體為條件，約定與朝廷合作。於是同年 3月12日，板垣復任參議之職。基於會議的決定，4月設置元老院和大審院，並設立地方官會議，發布漸次開始立憲政體的詔書。這是官僚派為了迴避自由民權運動的攻勢的策謀，雖然表面上採取三權分立制，但官僚專制的實質並沒有改變。板垣想要使元老院擁有立法許可權，以發展成民選議院；而木戶認為這是對民權論的讓步，會進而限制天皇的大權；大久保政府則遲遲不實行協議。板垣因其改革意見不被接受，只當了8個月的參議，於10月27日再度下野。

主張征韓論的多數參議下野之後，明治政府事實上成為大久保利通的獨裁政權。但政府集權化的政策，亦否定了士族在傳統上的特權，他們在經濟上喪失了歷代相傳的家祿，軍事上因徵兵制的實施而奪去其傳統武士的榮譽感，故在1876年頒布"帶刀之禁令"時，心理上的屈辱感乃達到極點，於是就擁立西鄉隆盛舉兵造反，釀成1877年的西南戰爭。結果兵敗，西鄉在政府軍的包圍下，切腹自殺。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後的以武力反對政府的鬥爭，其失敗也就結束了士族以武力奪取政權的夢想。

當西南軍變時，立志社也有血氣方剛的青年相呼應，而有少數人，以陰謀顛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壓制其門生暴動，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書》，以合法的行動，批評政府，並要求早日設立民選議院，奠立立憲政體。

西南戰爭既然證明反對藩閥政府的運動，不能使用武力鬥爭，就非改變為言論鬥爭不可，這給自己民權運動帶來新的轉機。1878年1月，愛國社在大阪召開第一次大會，這時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縣的士族，而不見農工商民的影蹤。故日本民權論的興起，是不平的士族對抗藩閥官僚的專權而來，這和歐美的民權運動是因市民階級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對抗貴族和僧侶的勢力而產生，迥然不同。

由於愛國社的再興，日本乃呈現言論集會的黃金時代，各種政社輩出，而演變成如火如荼的國會開設請願運動，愛國社亦經過幾次大會，於1880年3月改稱為"國會期成同盟會"，公開宣稱除非達成開設國會的目的，不論經多少歲月，決不解散此一同盟。板垣並親自乘馬當頭陣，到各地方遊說，展開熱烈的全國國民運動。4月27日，向大政官提出2府28縣同志8?7萬多人所簽名的國會開設請願書。

藩閥政府方面，為了撲滅自由民權運動如火燎原的火勢，乃於1880年4月5日發布集會條例，加以鎮壓，禁止政社之間的聯絡，拘束演說集會的自由，並講求封鎖言論的對策，但板垣等所率領的國會開設請願運動，激動了日本的六十餘州，使政府覺得對於公議輿論的具體化和實現化，亦必須講求對策，才能安撫民心。於是在1881年10月12日，發布國會開設的大詔說:"將期於明治23年（1890年），召集議員，開設國會以成朕之初志"。

國會開設的大詔，使自由民權的志士歡欣雀躍，以為國會期成同盟會已經達成目的，從而將其解散以樹立新政黨。1881年10月30日，成立自由黨，並公推板垣退助為總理。

自由黨的盟約四條。如次板垣退助監修，宇田友豬編纂:《自由黨史》，上卷，457-458頁，五車樓，1910年。。第一條：我黨以主張擴充我日本人民之自由，伸張及保全其權利者，相結合組織之。第二：我黨務圖增加國家之進步，人民之幸福。第三：我黨相信我日本國民應當同權。第四：我黨相信我日本國之立憲政治為適當。國會開設的大詔，發布不及二旬，板垣就能領導成立了這一大政黨"自由黨"，立刻進行政治活動，可想見當時其聲望如何地高。

眾望所歸而出任自由黨總理的板垣，為了宣傳自由民權主義，南船北馬，大事活動。1882年4月6日，在東海道遊說的途上，進入岐阜市郊金華山麓，當晚在神道中教院，面對三百多人的懇親會演講。當演講完畢退場，走到玄關之際，有一壯漢大喊"國賊"，手持白刃直刺板垣胸部，板垣翻身與之格鬥而傷及左頰和右手，幸其門徒追來將凶漢逮捕。板垣的門生，均認為這是政府黨所派遣的刺客，並傳出當時板垣泰然自若而高唱"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的故事。

大喊"國賊"而刺殺板垣的凶漢，是28歲的小學教員相原尚褧，他是愛知縣士族出身，喜好內外歷史，欣慕文天祥，事親至為孝順，立志勤王報國，深信板垣國賊之說不疑。當時，日本全國對板垣的看法，一方面有視其為自由民權的尊者，另一方面有視其為破壞國體的共和黨頭目，真是毀譽參半。而此刺客，即認為自由民權之徒，都是背君命叛國，急進過激不忠不臣之人，而為日本帝國必須誅戮自由黨的賊魁板垣。他給其雙親的遺書上說:"茲者兒勤王之志難遏，而誅國賊板垣退助，然上犯國家大法，下不能孝養雙親，不孝之罪實無以辭。但兒屢次使大人憂勞，有此不孝之子誠不如無。兒涕泣頓首。"

板垣遇刺的消息，是當時日本政界的一大新聞，於是各報爭相報道板垣遭難的模樣。為了增加新聞報道的效果，各報繪聲繪影，加以渲染，其中有一節描寫板垣當時睥睨刺客而叫"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的話。其後，經過反覆的傳播，此一遇難劇發揮了很高的戲劇效果，"板垣雖死自由不死"，就成為日本國內所傳誦的名言。但事實的真相，很可能是經過記者潤色而成的。有一說謂此一名言並非板垣"睥睨"刺客而叫的，而是板垣倒在病床上時，為制止騷亂的門生而說的。又有一說謂該名言並非板垣親身叫的，而是侍於其側的門生內藤魯一所叫的，內藤以為總理叫出這種話，更能收到宣傳的效果。無論如何，"板垣雖死自由不死"就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史的名諺鶴見俊輔等:《日本之百年》第9卷，89?95頁，築摩書房，1967年。又前引戴季陶:《日本論》，將"板垣死すと自由は死せ"譯為"板垣不死自由不死"（42頁），此應譯為"板垣雖死自由不死"。此錯誤究是排版的錯誤還是戴先生的筆誤，不得而知，但應更正。

自板垣遭難的第二天，參議山縣有朋即將此事奏上明治天皇，故朝廷就派遣敕使慰問，並傳達聖旨，頒賜金三百元。自由黨員之中，有人以為刺客是藩閥政府所嗾使，所以敕使的派遣是政府的安撫政策，總理應該堅決謝辭。然而，板垣一聞敕使前來，即從床上抬起痛手正襟危坐，對其黨員說:"事達聖聞，皇恩及於微臣，何能謝辭!"這時板垣落淚兩行，表示至忠至誠的心意，於是聚集在板垣周圍的黨員，見其勤王的神態，無言地一個一個走散了。

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可分為"上流的民權說"和"下流的民權說"。板垣退助等主流派，從組織愛國公黨時即主張"士族、豪農、豪商" 才有參政權，故屬於"上流的民權說"。相對地，大井憲太郎等從當初就主張普選制，全國人民都有參政權，故屬於"下流的民權說"。由於自由黨的成立，自由民權運動從士族層的政治運動蛻化，加入了豪農和手工業工廠主的階層，甚至中農或貧農的階層，而有國民運動的形態。但是不久，板垣等主流派開始與官僚派妥協，而"下流的民權說"也就趨向社會主義運動了。

板垣遇刺的1882年秋季，這位自由黨的總理，就傳說被政府收買，以政府的資金出國遊歷西洋，當時自由黨黨員及輿論，對其出國經費的來源加以責難。板垣不在乎黨員們的反對，出國漫遊，與當時在歐洲考察憲政的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交換草擬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意見。還在法國會見了《悲慘世界》的作者雨果。

自由黨內末廣重恭、馬場辰豬等幹部反對板垣出國，紛紛退黨。自由黨影響下的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市民勞動者，也對板垣出國感到失望，於是採取獨自的行動。在國內發動反政府運動，如福島事件，高田事件，加波山事件、大阪事件等，不斷地興起打倒藩閥政府的氣焰。政府方面也就以讒謗律、集會條例，出版條例，來加強言論集會等自由的取締和限制，而形成政黨受難的時代。板垣從歐洲遊歷回國后，大力宣揚擴大海軍。1884年他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解散了自由黨。板垣在其解黨演說上，引用漢朝老將軍馬援，跨馬鞍上盻顧，以示其猶可用的故事，以喻他本人如此盡言論、勞心思、盪盡財產，傷害身體，而未嘗屈撓，尚能騎馬健在。然而他接著說:"死生無常，旦夕不可測，強健如余者，又何足為賴，人云死而後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諸位將我墳墓，湮沒於秋草茫茫里。"前引《自由黨史》，下卷，287--289頁。自由黨的生命，僅三載即結束，板垣隨後渡海歸卧故里高知。1884年自由黨宣布解散以後，板垣退助的政治生命已經基本上結束，農民中流傳的“板垣公救世”已成為一種神話。

自由黨宣布解散后，自由民權運動並沒有消沉，反而日趨激烈，民權各黨派即興起反政府統一運動的趨勢。隨著民權派的"大同團結運動"的高漲，板垣也就不甘寂寞，於1887年到大阪，參加全國有志者大懇親會。政府為抑壓及分裂此運動，於同年5月9日授伯爵給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勝安房等維新的功臣。在主倡自由民權的板垣授爵的消息傳開以後，舊自由黨的人士之間，紛紛發出應該固辭授爵的議論，連《國民之友》雜誌的主辦人德富蘇峰，也發表一篇《授爵諫止》的文章，加以反對。因為貴族制度和主張平民主義或四民平等的自由民權精神相違背。板垣雖然感泣聖恩，但也呈上《辭爵表》。

板垣的《辭爵表》奏上明治天皇后，天皇再度傳達聖旨，諭其接受伯爵作為其維新勛勞的賞賜。於是，板垣陷於進退兩難的苦境，一是其忠君愛國之情唯恐背悖聖恩，一是接受榮爵將違反其平生所倡導的自由民權主義，因此為之寢食不安。這時，舊自由黨員頻頻迫其辭爵，而政府當局也暗示如果板垣再拜辭則視為背悖敕令的"朝敵"。板垣終於在7月15日，呈奉《拜受書》，於是這位自由民權論的首腦就成為伯爵了。

板垣自此以後，開始高倡"一代華族論"，在其遺書上也寫上:"為了貫徹生前的主張，決不申請襲爵"，但無論如何，這與他平生所主張的撤廢特權階級的思想，有點抵觸，民權派的激進之士也就逐漸離開他而去。

民權派的大同團結運動分裂后的1889年，板垣上京企圖調停各黨派的政治結合，以備翌年的國會開設，但是並不如意而沒有什麼結果。板垣不得已，於 1890年再行組織愛國公黨，自任為會長，旋與其他小黨派合流，組織"立憲自由黨"，與大隈重信所率領的"立憲改進黨"並立，成為日本的兩大政黨。立憲自由黨的綱領有下列三條：一、保皇室之尊榮，期民權之擴張。二、內治少干涉之政略，外交期對等之條約。三、舉代議政體之實，期政黨內閣之成立。立憲自由黨在第二年（1891年）的大阪會議，改稱為"自由黨"，並再推板垣為其總理。但在 1896年4月，板垣脫離自由黨，和第二次伊藤內閣提攜，就任內務大臣的職位。因為當時日本尚沒有政黨內閣的先例，維新以來都是藩閥官僚否定政黨的超然內閣，板垣身為政黨的一員而加入內閣，必然引起官僚保守派的反對，故板垣任官時，同時宣布脫離自由黨，以示其不偏不黨以盡職責。

不久，伊藤內閣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因病辭職，而伊藤博文想任用立憲改進黨的首領大隈重信為外相時，內相板垣認為要起用現內閣的反對黨領袖為閣員是違反憲政的本義，而加以猛烈的反對，於是閣內意見的統一破壞，8月31日第二次伊藤內閣總辭職，板垣也回歸自由黨，再當自由黨總理。

自從1890年開設帝國議會以來，自由黨和改進黨合併議席即可以控制議會的過半數，但是兩黨始終互相攻擊，不肯相讓，以致不能打倒藩閥官僚的專權。1898年6月10日，自由黨和進步黨第一次合作，在帝國議會否決政府提出的地租增征案，而面臨議會解散的局面。這時板垣認為時機到來，即與進步黨黨魁大隈商談妥協，將自由黨和進步黨二黨結合，在6月22日組織"憲政黨"，其聯合決議書說:"為期憲政之完成，有同一希望之黨派相結合，組織一大政黨，進一步努力以達其目的。"

這時，在政府擁有最高地位的伊藤博文，眼看政黨政治是時代潮流，即向天皇推薦板垣和大隈二人組織憲政黨內閣。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政黨內閣，由大隈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板垣任內務大臣。史稱“隈板內閣”,

自由黨和進步黨的聯合，只是奪取政權的一時妥協之策，當政以後兩黨即開始軋轢，因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國會上的發言有“對天皇不敬”之嫌，而引起自由、進步兩黨的明爭暗鬥，產生內訌，終於瓦解分裂，自由黨派另組"憲政黨"，而進步黨派自稱"憲政本黨"，於是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僅四個月即崩潰了。

藩閥官僚的實力派伊藤博文，曾經遊學歐美考察憲政，並傾心起草明治憲法，制定內閣制度，樞密院、華族令等，故在帝國憲法發布后，認為日本已經是實行立憲政治的時期，而親自計劃藩閥的政黨化，於1900年組織"立憲政友會"，自任為總裁。星亨與伊藤博文做了一筆交易，自由黨被出賣給伊藤，板垣退助所率領的憲政黨（即舊自由黨），於是宣布解散，擁立伊藤為黨魁，加入政友會，和官僚派合流。其後的日本的政黨史，不再是民權派與官僚派抗爭的歷史，而是政黨和官僚不斷妥協的歷史。舊自由黨的實權也轉移到星亨的手中，板垣於是從政界引退，從事社會運動，但與其顯赫的前半生相比，卻未留下什麼光輝的業績。其後歿於1919年，享年83歲。

(本文摘自:《憲政人物》 應奇/主編 本文作者：許介鱗 出版：吉林出版集團)

• 板垣自幼便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曾經把村裡稻荷神社的護身符棄於茅坑以試驗有無神罰。（結果並無神罰。）

• 而同樣的、當時日本人有食物禁忌的迷信（例如“鰻魚與梅干”、“天婦羅與西瓜”等，若一起吃下將會病死）。但他招集眾人一同試吃，結果證明無害。

• 家譜上說“乾氏之太祖干正信者、“日本甲斐國刺史武田信玄之傅，板垣信方之孫也。正信之父板垣信憲有故改易而後被誅、因故籠居於遠江國周智郡干邑，因以邑名改氏”正信是“1590年於遠江國掛川市被山內一豐召抱之武士”，但干正信是否果為板垣信方之孫則不詳。

• 1868年時任日本新政府東山道先鋒總督府參謀。當年舊曆2月14日進兵至美濃國大垣時曾說“本日吾祖先考板垣信方戰歿320年之日、因此在此複姓”。當時的甲府城是幕府直轄的天領，因而在此複姓，宣告自己是甲斐源氏支流板垣氏末裔以壯自己聲勢。結果得到甲斐國民眾的莫大支持。甲州勝沼之戰得以大勝。

• 戰後，板垣得以親見甲斐國武田氏宗族之廟惠林寺所蔵之古畫板垣信方肖像。退助感激而直筆“是吾祖先”。

• 在戊辰戰爭時、因說服幕軍與政府軍避免在德川氏家廟日光東照宮交戰以保護貴重文物，因此日後日光東照宮中設立了板垣退助的銅像。

• 板垣因為身為民權運動家、對世襲華族制度十分消極，曾兩度拒絕了天皇的受勛。但因為旁人勸諫“若三次推辭，便是不敬了”（取三顧茅廬故事），因而在1887年5月第三次正式授與伯爵。

• 板垣退助至岐阜縣演說時遭相原尚褧暗殺而負傷。但之後板垣並沒有追究，反而上奏明治天皇特赦兇手。結果相原被特赦、之後更親向板垣謝罪。

• 因反對華族世襲而提倡“一代華族論”，更向全國華族發信尋求支持。板垣死後，遺族也把伯爵之位還給了天皇。

• 板垣家代代信奉曹洞宗，因此板垣退助的葬禮也根據遺囑以曹洞宗禮法進行。不過退助本人卻信奉新教，也影響因同郷片岡健吉（日本初代眾議院議長）一同受洗。

• 板垣退助與后藤象二郎也是日本首位擁有LV包的人。（據說是在1882~1883赴歐考察立憲政治時所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