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敘

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2]。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3]。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群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4]，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以技以制夷而作[5]。

《易》曰：“愛惡相攻而吉生凶，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威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6]；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7]，形同幾席[8]；諏以敵情，情同寢饋[9]。

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10]。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11]，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12]。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於《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13]；玩卦爻內外消息[14]，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15]，人心所以違寐而知覺也[16]，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

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17]，而電掃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准夷[18]。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時人事，倚伏相乘[19]。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20]？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21]。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其一[22]。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23]，艾三年而蓄之[24]，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25]，毋畫餅[26]，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27]。”敘海國圖志。

[1]夷語：外文資料。

[2]“創榛辟莽”兩句：剷除雜樹野草，開闢道路。

[3]東南洋：指《海國圖志》卷三至卷十二，其中根據《四洲志》的只有二卷。西南洋：指《海國圖志》卷十三至卷十九，根據《四洲志》的只有三卷，所以說“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西洋：指《海國圖志》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五，有九卷根據《四洲志》；小西洋：指《海國圖志》卷二十至卷二十三。北洋：指《海國圖志》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外大西洋：指《海國圖志》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三。

[4]中土：中國。譚：通“談”。

[5]師：學習。長技：先進的科學技術。

[6]相百：相差百倍。

[7]諏（zōu）：詢問。

[8]幾席：桌子、床鋪。

[9]寢饋：睡覺、吃飯。

[10]唯唯，否否：應答詞。不置可否。

[11]倭：日本。

[12]莠民：惡人。

[13]《雲漢》：《詩經大雅》中篇名。《車攻》：《詩經小雅》中篇名。《常武》：《詩經大雅》中篇名。《江漢》：《詩經大雅》中篇名。前兩詩讚美周宣王治理內政，后兩詩讚美周宣王討伐外寇。作者藉此說明要先修內政，再御外敵。

[14]卦爻內外：《易經繫辭》說“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爻是構成卦的基本符號，爻象變化，可測吉凶。消息：變化。

[15]傾否而之泰：世運由不順轉入亨通。

[16]違：脫離。寐：此處喻愚昧。

[17]準噶爾：清代衛拉特的蒙古四部之一，以伊犁為中心，游牧於天山南北。跳踉（liáng）：跳梁，引申為叛亂。

[18]夷煙：鴉片。准夷：指準噶爾。

[19]倚伏：《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相乘：互相依託轉化。

[20]攘剔：鏟絕（鴉片）。奮武：發揮武力。會：機會。

[21]講畫：議論、籌劃。

[22]養癰：比喻姑息壞人壞事。營窟：土室、穴居。比喻個人謀算。寐患：愚昧的弊病。祛：除去。

[23]程：計量、考核。

[24]艾：草藥名，越陳越好。

[25]馮河：語出《詩經小雅小旻》：“不敢憑河”。不要徒步涉水過河。

[26]畫餅：比喻圖虛名不務實。語出《三國志·魏志·盧毓傳》。

[27]傳曰：指韓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古南海國名。

此文選自《魏源集》。《海國圖志》編於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魏源為此悲憤滿懷，閉門著書。他受林則徐的囑託，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編寫了《海國圖志》，原為六十卷，后擴充至一百卷，成為當時我國自編的最為詳盡的世界史地參考書。《海國圖志》敘中說明編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並進而提出了“平人心之積患”，改革內政的主張，充分表現了作者的愛國熱情和政治眼光。全文開門見山，語言明快，層層深入，說理透闢，令人警醒。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近代經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入京師，與龔自珍結識，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編輯有《皇朝經世文編》，提倡經世實用的文章。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后，曾入欽差大臣裕謙幕府，參與抗英鬥爭。后辭歸揚州，撰寫《聖武記》、編纂《海國圖志》，致力探求富國強兵和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始中進士。晚年皈依佛教。他主張“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劉禮部遺書序》）。散文多論說時務政事，觀察敏銳，文筆犀利，代表了鴉片戰爭前後新體散文的風貌。著作今有《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