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鄉族

東鄉族因居住在河州（今臨夏）的東鄉而得名。

新中國成立前並不被承認是單一的少數民族，往往稱之為“東鄉回”或“蒙古回回”。這是因為，東鄉族在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方面，與西北的回族十分相似，歷史文獻上也常把它歸諸於“回回”民族之內。

由於東鄉族在語言方面基本上同蒙古語相似，也有被稱為“東鄉土人”或“東鄉蒙古人”的 。

關於東鄉族的歷史來源，缺乏直接的、完整的文獻記錄，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段傳說，就連東鄉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河州州志上，也沒有單獨記載，說法很不一致。主要有源於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多民族融合說。

回回色目人說。這種說法主要來自於東鄉族的傳說。據說，東鄉族的祖先是中亞西亞的撒爾塔人，他們隨成吉思汗西征的蒙古軍隊回返時來到今東鄉地區定居下來，並融合了當地的漢、蒙古等民族，逐漸形成了東鄉族。所以，東鄉族自稱“撒爾塔”。

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蒙古部崛起於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揮軍西向，發動了大規模的西征。蒙古軍隊在征服撒爾塔各地的過程中，組織了大量的回回軍和大批回回工匠為其服勞役。1227年3月，成吉思汗佔領了河州和西寧地區，而當時這一帶地方，正是東鄉人活動的地區。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亞各國時擄掠而來的撒爾塔人，編入“探馬赤軍”。這些撒爾塔人中，有軍械匠、水軍、炮手，也有商人、貴族、傳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內，把撒爾塔的各類工匠，分別集中到一個地方居住，並根據分工命名居住區的名稱。至今東鄉地區保留的許多地名也印證了撒爾塔人在這裡居住、生活，如東鄉縣的“勉古赤”（銀匠）鄉，“阿類赤”（編織匠）村，“托木赤”（鐵匠）村，“依哈赤”（釘碗匠）村，“陶毛赤”（製革匠）村等，均與他們從事的工作有關。還有“八素赤”、“沙黑赤”、“達魯花赤”，都是“鎮守者”的意思。此外，東鄉族分佈地區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遺留地名，也說明了“探馬赤軍”當時在東鄉地區屯田的情況。此外，從體質特徵上看，東鄉族與中亞人也有相似之處。東鄉族許多男子鼻樑高，眼窩深，鬍鬚長，臉型橢圓，女子白暫。這些都說明了東鄉族與中亞信仰伊斯蘭教的撤爾塔人的淵源關係。

東鄉族的民間有傳說他們的祖先是從西域來的。據說，早在六七百年前，就有40個晒黑古杜卜（傳教者）到河州傳教，其中有13人定居於東鄉，其首領哈木則就是在該地定居的，東鄉的那勒晃、灑勒、石拉提等地，都是他們的後裔定居的地方。還有傳說稱，從西域來的八個“賽義德”（首領、主人的意思），也到過東鄉，其中有個叫阿里阿答的，便在卜隆固村定居下來。阿里阿答逝世以後，就埋葬在達板的賽漢坪上。卜隆固村的人至今還說阿里阿答是他們的祖先。

蒙古族說。源於蒙古人說，又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東鄉族是成吉思汗西征時留駐河州一帶的蒙古軍的後裔， 逐漸由“兵”變為“民”的。傳說成吉思汗時期，有許多蒙古軍駐守在河州一帶，以後大部分調走，但仍有小部分繼續留駐在東鄉地區。後來伊斯蘭教自西北傳入，經青海、循化到達河州一帶，當地大多數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蘭教，發展而為東鄉族。東鄉一些地名，如所謂“韃子地”（“韃子”系對蒙古族的侮稱）或“紮營灘”（即蒙古軍駐紮營盤之地）、“馬丁”（蒙古軍放馬之地）等，據說就是當時蒙古軍駐兵之地。

這種傳說是有一定史實根據的。1226年，成吉思汗進攻西夏，攻下金屬積石州（今循化一帶）后，河州曾是蒙古軍的重要屯居點。蒙哥汗時，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帶更成為蒙古軍重鎮。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萬戶府、吐蕃宣慰使俱駐河州。13世紀末（元成宗鐵木耳時），駐守唐兀（河州在內）地區的蒙古宗王阿難答（忽必烈孫）信奉了伊斯蘭教，其部下15萬餘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另一說，東鄉族是元代窩闊台汗國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後裔。這部分蒙古人當時因受到周圍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影響，改信了伊斯蘭教，從而與原信佛教的蒙古族發生了衝突。他們被認為是宗教叛徒，被迫東遷，經猩猩峽向內地遷徙，到達“鎮番”（今甘肅省民勤縣），之後又分二路：一路入賀蘭山到河套地區定居，即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蘭教的蒙民；另一路則南遷渡黃河進入河州地區，因與蒙古族隔絕，蒙文和伊斯蘭教使用的阿拉伯文又不一致，所以雖仍說蒙語，但不使用蒙文。

多民族融合說。此說認為，東鄉族是以東鄉地區的回族為主，融合了當地的蒙古族、漢族和藏族，經過長期發展而成。

傳說中最初東鄉族的形成就包含一部分從西北來的伊斯蘭教徒，以後這裡定居的蒙古族和部分漢族也“隨下來”（入教之意）。據說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西北回民起義時，漢民“隨下來”的最多。從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調查材料看，東鄉族確有回、漢、藏和其他民族成分。馬、穆兩姓大都是回族成分；王、康、張、高、黃等姓的東鄉族，許多人都說自己的先人來自漢族。唐汪川的漢族和東鄉族同姓之間，仍然班輩分明，家系清楚。一些東鄉地區的地名如唐汪川、汪家集、張家村、高家莊、廟兒嶺等都反映是過去漢民的居地。“隨回溝”的地名也反映了類似的歷史關係。此外，東鄉地區的羊脂家（地名）的楊姓東鄉族，則說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至於包含蒙族成分，則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根據傳說和史料，一般認為東鄉族是14世紀後半葉由聚居在東鄉的許多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構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從13世紀以來，河州一帶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內的蒙古軍駐守、屯田之地。13世紀末，鎮撫陝西、甘肅、寧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難答皈依伊斯蘭教，其屬下蒙古人大部相從。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區。14世紀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難答與皇后伯要貞氏等策謀政變，事泄被殺，但其屬下勢力仍很強大。其子曾聯合伊斯蘭教群眾反叛，為元朝政府鎮壓，阿難答屬下紛紛逃避。當時交通不便、偏僻閉塞的東鄉，就成為阿難答屬下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區之一。他們在這裡與當地漢族、藏族等長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漸融合成為東鄉族。

歷史上，東鄉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明朝所實行的里甲制度和清朝設置的會社組織，都是選派忠實於王朝的東鄉族上層統治階級任里長、甲首或練總、會長，並通過他們對東鄉人民進行殘酷的統治和掠奪，那時真是“賦稅無準則，土地無清冊”。數百年間形成了東鄉族地區地主豪紳集團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殊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十年，東鄉地區雖隸屬於甘肅省，但包括東鄉在內的臨夏地區，實際上都在封建軍閥馬安良、馬騏、馬步芳一家的直接統治之下。只是在1924至1928年，曾短期為國民軍劉郁芬部所佔。1928年，東鄉地區又被劃分為4塊，分屬和政、寧定、永靖、臨夏四縣。1930年，國民黨政府推行保甲制。不論是國民黨或是馬家軍閥，都通過東鄉族的民族、宗教上層實現其統治。東鄉族地區兼有保甲長、軍官、教主身份的地主，也無不投靠國民黨和馬家軍閥以便加強掠奪。他們採用地租、僱工、高利貸等形式橫暴地榨取農民，同時私設公堂，使用“揭背花”、“釘指甲”、“夾楔子”、“拔斷筋”、“砸骨拐”等種種酷刑催租逼債。巴素池一個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經常吊打農民，磨出了七八條深槽。

地方封建集團在東鄉地區利用民族矛盾和教派糾紛，不斷製造和擴大事端，獵取或維護自己的利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土地的集中，東鄉族的地主階級與宗教上層、官僚進一步結合起來。他們在經濟上是大地主，在宗教上是門宦教主，在政治上是有權有勢的官僚。特別是在清朝同治以後（19世紀60、70年代），這種三位一體的結合更為明顯和迅速。

從光緒年間起，東鄉的地方豪強勢力就已形成。如北庄馬璘曾任過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時期的甘州鎮守使，是當時甘肅八大鎮守使之一，八素赤的馬忠孝曾任過清朝西軍精銳軍統領。這兩大家族為爭奪地盤，曾進行過長期的爭鬥，出現了“四差”和“八營”的對立。“四差”是馬忠孝家族勢力範圍的稱謂，包括6個會。“八營”是馬璘家族的勢力範圍，包括10多個會。

這樣，到了1930至1939年間，東鄉地區已形成了三個較大的封建割據勢力：巴素池門宦大地主的勢力範圍,北庄門宦大地主勢力範圍,鎖南壩土豪集團的勢力範圍。這些封建勢力直到民主改革和反對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的群眾鬥爭中，才被徹底摧垮。

新中國成立前，由於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加之東鄉地區自然條件差，經濟發展十分緩慢、落後，東鄉勞動人民的生活極其貧苦。為了糊口，東鄉人在農閑時一般多出外作小生意，但在借本錢時又要遭受高利貸的剝削，再加上軍閥混戰，交通不便，路多盜匪，所以此項生計也很艱難。遇到災害之年，就更加困難了。例如民國18年甘肅全省大旱，東鄉地區每升糧食賣白洋2元，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逃荒。在鎖南集鎮上也是屍橫街頭，慘不忍睹。東鄉族人民身受重重剝削和壓迫，僅每年向官府交納的“田賦糧”、“附加糧”和其它苛捐雜稅，就佔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錢糧負擔以外，東鄉人民還要給官府和軍閥出馬款和壯丁。有三四戶出1匹馬的，也有1戶出1匹馬的，有1年出1次的，也有1年出兩三次的。抓壯丁就更厲害了，有時每年抓七八次，人數最多時，每保百戶出壯丁80名，幾乎每家要攤1名。除了正式攤派兵丁名額外，還補充抓兵，甚至連十二三歲的小學生和五六十歲的老漢也不能倖免。國民黨軍隊抓兵，是按戶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個兵款開始為五六十元白銀，後來增至七八百元，逼得許多人傾家蕩產，背井離鄉。五買斯村馬老五父子3人被一連派了8次兵款，共175塊白洋，逼得他們拆了房子，賣掉賴以糊口的土地和毛驢，還借了地主的高利貸。債尚未還，第4次兵款又落在他的頭上。因交不起兵款，保長竟用拴狗的鐵鏈，將馬老五吊在樑上，逼得馬老五一家逃離家鄉，四處乞討度日。又如鎖南果果承村農民馬廣武，1948年時家有4口人，10.5畝地，房6間，驢1頭，當年出兵款5次，前4次，共計58元，除賣糧食外，又借了白洋40元，才交上兵款。到第5次時，他再也無力交齊款了，只得自己去當兵。范家莊、金楊家、王家莊3個村，共47戶人家，1947年除派了3850塊白洋的兵款外，十五六歲和五十多歲的人，也被抓去當兵。1948年國民黨在東鄉地區，一次就抓去3000多人，有些阿訇也被刮光鬍子抓去當兵。馬步芳還曾以辦小學為名，強拉300多名小學生去當兵，以致很長時期人們不敢送子弟去上學。反動政府在地方上的爪牙走狗，也都乘抓兵之機，敲詐群眾。有些保甲長和惡棍每到一個村莊，就鬧得雞犬不寧，哭聲四起，受害群眾還得含著淚送“鞋腳錢”。重重盤剝和壓榨，使東鄉地區呈現出“集鎮人煙稀，鄉村青年少”的悲慘景象。

面對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東鄉族人民進行了不屈的反抗與鬥爭。清代，甘肅爆發了以回族為首的反清起義，如順治四年（1647年）米剌印、丁國棟領導的回民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蘇四十三領導的反清鬥爭，以及19世紀60年代（同治年間）甘肅的回民起義等，東鄉族人民均參與其中，並成為起義軍中最頑強、最勇敢的部分之一。

東鄉族人民從未屈服於反動勢力的壓迫，從民國以來，一直進行著反壓迫的鬥爭。1928年爆發了河州地區回族、東鄉族人民反抗國民軍的暴動，東鄉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同年4月，在寧定（廣河）戰役中，東鄉族人民曾消滅了國民軍的一個旅；以馬八個為首的800多東鄉族人民，在大溝頭一帶，曾將自唐汪川進援河州的國民軍部隊擊退。1943年，甘南地區爆發了以漢、回、東鄉、藏等民族共同聯合的反抗蔣馬集團統治的農民起義，一時烽火遍及甘南十餘縣。東鄉族起義部隊曾在臨潭、新城戰役中，殺死了縣長，在榆中縣水家坡戰役中全殲國民黨軍一個團，沉重打擊了敵人。甘南起義失敗后，反動統治者進行了“善後清鄉”，參加起義的大批農民被殘酷屠殺。但東鄉族人民的鬥爭並沒有止息，各地打傷打死保甲長的事不斷發生。這與黨的影響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

1936年紅軍長征途徑洮州（今甘肅臨潭）時，曾給東鄉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影響。此後，幾位東鄉族的優秀子弟前往革命聖地延安。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閥對東鄉族人民壓迫掠奪最嚴重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派遣共產黨員，深入東鄉地區，建立黨組織，傳播革命思想，組織群眾鬥爭，並輸送一些東鄉族青年去陝甘寧邊區學習，培養東鄉族的革命骨幹。

歷代反動統治階級雖曾利用民族矛盾，在東鄉地區製造過民族仇殺，但也出現過不少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反動武裝、互相保護的動人事迹。1928年，東鄉族人民反抗國民軍的鬥爭中，由於國民軍的挑撥離間以及暴動部隊內部有反動民族上層參加並掌握了領導權，因而引起了民族之間的隔閡，造成裂痕。但勞動人民之間的親密友誼仍在起著很大作用。鎖南壩的東鄉族人民在民族殘殺中，就曾保護了200餘戶漢民；紅庄的東鄉族婦女馬撒依，冒著生命危險，把漢族農民楊朝雲一家領到自己家裡躲起來。暴動失敗后，國民軍在“清鄉”時，不少漢族群眾也保護了東鄉族人民 。

1949年8月，東鄉族地區得到解放。1950年9月25日，東鄉自治區成立。1953年12月，經批准，東鄉自治區改名為東鄉族自治區。1955年，又改名為東鄉族自治縣。此外，在1953年和1954年，還相繼在和政縣的梁家寺、阿里麻木、甘溝和臨夏的安家坡、付家、胡林家等地成立了民族鄉。

到2005年，除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外，東鄉族比較集中的地區還建立了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廣河縣阿里麻土東鄉族鄉、臨夏縣井溝東鄉族鄉和安家坡東鄉族鄉、和政縣梁家寺東鄉族鄉、酒泉市玉門小金灣東鄉族鄉。

東鄉族幹部隊伍也得了不斷發展壯大，以東鄉族最大聚居區東鄉族自治縣為例，1951年自治縣的少數民族幹部只有165人，到2005年已經增加到1890人，其中東鄉族幹部佔到了55% 。

東鄉族是中國十個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之一。

新中國成立前，東鄉地區的清真寺共有595所，拱北70處，道堂9所，教主12人，宗教職業者達2000多人，平均每30戶有一寺或拱北，每18.5戶供養一個宗教職業者，各種宗教攤派達34種之多，群眾的宗教負擔比較沉重。

伊斯蘭教在東鄉地區有老教、新教、新興教三個派系。在東鄉族形成之 初，教派比較單一，自明末清初以來，隨著伊斯蘭教蘇菲教團教義的先後傳入，逐漸形成教派和門宦。老教是指中國伊斯蘭教的四大門宦即哲赫忍耶、虎菲耶、庫不忍耶、嘎底忍耶及其各支系小門宦；新教是指清末民初由東鄉果園人馬萬福創建的伊赫瓦尼派（意為兄弟）；新興教是解放初期產生於臨夏八坊而傳人東鄉的教派，又稱瓦哈比耶派或色勒夫也，俗稱三抬。在東鄉族的伊斯蘭教中影響較大或由東鄉族創建的教派和門宦有庫不忍耶、北庄、胡門、大拱北門宦和伊赫瓦尼派。

這些教派、門宦雖在宗教活動儀節和對經典解釋方面有一定差別，但本質卻沒有什麼不同。然而歷史上統治階級卻利用這些差別，不斷製造民族內部矛盾，挑撥民族關係。新中國成立前在新老教派之間和兩教派內部以及門宦之間經常進行著激烈鬥爭，甚至發展到群眾械鬥。這反映了民族和宗教上層內部的利益衝突，使廣大東鄉族群眾深受其害。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宗教界人士採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內部的分歧。許多宗教人士感動地說：“過去馬步芳把我們的鬍子颳了拉去當兵，興新教滅老教，搞得我們民族內部不團結，鬥毆仇殺，死人傷財；現在政府主持公道，講究團結，有事還和我們阿訇商量，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但是也有極少數宗教上層，敵視社會主義，企圖保持原來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58年，東鄉族人民進行了反對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的鬥爭，減輕了群眾的負擔，促進了東鄉族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進一步的貫徹落實，東鄉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了保證 。

東鄉族古時的婦女愛穿一種有領圈、大襟和寬袖的繡花衣服，袖子寬大，袖口上鑲一道花邊。下穿套褲，褲管鑲兩道繡花邊，褲管的後面開小叉，用飄帶束住腳管。逢喜慶大事，穿繡花裙子，他們把這種繡花裙子叫“過美”。足登後跟高寸許的繡花鞋，當時不戴蓋頭，只戴包頭巾，髮髻上插飾物，胸前一般都佩帶銀飾。當時婦女的上衣還流行用各色布縫成數段的假袖，並在假袖各段綉有花邊。後來，婦女的服飾逐漸變化。女的一般都戴蓋頭，分綠、黑、白3種顏色。少女和新媳婦戴綠綢和綠緞子蓋頭，結婚一兩年後的婦女和中年婦女戴黑蓋頭，老年婦女戴白蓋頭。衣著都是藏青色或黑藍色布衣，青年婦女穿紅的或綠的，上衣寬大，齊膝蓋，大襟在後邊，並外加一件齊膝的坎肩，長褲一直拖到腳面。

過去，男子多穿寬大的長袍，束寬腰帶，腰帶上掛有小刀、荷包、鼻煙壺和眼鏡盒之類的物件。頭戴黑、白二色的平頂軟帽。中年人和老年人喜穿長袍和“仲白”。“仲白”類似維吾爾族的對襟長服，一般用黑布和灰布縫製，穿用時，要整齊凈潔，紐扣系端正 。

東鄉族主要以小麥、豆子、青稞等麵食和洋芋為主食，以牛、羊、雞、鴨、魚等為副食，但肉食需經阿訇或品行端正的長輩宰殺，放血后才能吃。忌吃豬、狗、馬、驢、騾和兇猛禽獸的肉。不能反手倒水，吃餅子、饅頭都要掰開或掰碎后吃，不能吃整的。

東鄉族特別喜歡飲茶，一般每餐必有茶，最喜用雲南春尖茶和陝青茶，來客人則待以“三香茶”。在蓋碗內放有茶葉、冰糖、桂圓或燒熟的紅棗、葡萄乾等物，叫“三泡台”。忌抽煙、喝酒 。

在改革開放以前，東鄉族一般是一家一院，房屋坐北向南，四合院是理想的住家，以北房為上房。房屋有土房、瓦房、樓房、窯洞等。隨著時代的發展，東鄉族的住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多數人家蓋有磚木結構的瓦房，有些家庭蓋起了磚混結構的二層樓房。東鄉族人在建新房或拆舊房時，一般請阿訇念經驅邪，在新房建成后，全村每戶人家都來祝賀討喜，主人則要宰雞宰羊款待客人。

東鄉族把家叫“格兒”（房子的意思），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國成立前個別富戶也有一夫兩妻的。祖父母都住“富格個”（即上房），父母親住“喬也個”（即廂房），兒女住單間的尕房。兒子結婚十多年以後，便另打庄窠（院）與父母分居。分居時，父母要給兒子劃分財產土地。幼子可一直留在父母身邊，繼承權比其他兒子多一點，並為父母養老送終。父母亡故時的殯葬費，由兒子們共同負擔。父母或者祖父母居住的老底窠（院）或者是上房，歸幼子所有。在財產分配方面，長孫的地位幾乎與兒子們一樣，亦可分得一份財產。在幾代同堂家庭成員中，翁媳之間、兄與弟媳之間均有迴避的習慣，經常不見面，也不交談，以表示尊重 。

東鄉族有不少流傳在民間的敘事詩和故事。

用東鄉語演唱吟誦的民間敘事長詩，都是說唱體，形式比較自由，中途換韻較多，旋律結構不甚定型，隨著唱詞的長短和變化自由伸縮，兩段曲譜交替，不斷地反覆，有較強的吟誦性，至今尚在流傳的有《米拉尕黑》、《戰黑那姆》、《詩司尼比》、《和哲阿姑》、《葡萄蛾兒》等。

東鄉族民間的傳說和故事，按其內容可分為人物傳說、地名傳說、風物傳說等，據調查，已基本定型的傳說和故事多達1600多種 。

東鄉人幾乎人人會唱會編“花兒”。

東鄉語中把“花兒”稱為“端”，“端拉斗”就是“漫花兒”。近一二百年來，“端”在東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花兒”里唱道：“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來把頭割下，不死了還是這個唱法。”

過去，“花兒”以苦歌和情歌為多，唱出了對舊社會悲慘生活的控訴，表達了青年男女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以及追求忠貞愛情的願望。

新中國成立后，歌頌共產黨、歌唱新生活的“花兒”已替代了過去的悲苦歌曲。“東鄉人民英雄漢，劈山引水上高山，歷代豪傑不足道，真正英雄看今朝。”

東鄉族民間有板櫃畫和牆壁布兜畫。

板櫃畫主要以黑白色為主，工筆勾勒，內容以描繪自然景色為主，樸拙典雅。牆壁布兜畫多以蠟筆繪彩，內容也大多為花卉樹木。

新中國成立后，東鄉族的美術工作者創作出了一幅幅反映東鄉族人民生活面貌的美術作品，其中，《婚禮》展示了東鄉族婚禮的風俗人情 。

東鄉族每個月都有節日，每過了年逐月輪換，一年12個月，每個月36年後循環往複一次。這和宗教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東鄉族有四大節日：開齋節、古爾邦節、聖紀節、阿守拉節，都來源於伊斯蘭教。

開齋節是東鄉族最隆重、最重視的節日。開齋節的一天，男人們去清真寺聚禮，清晨上墓地念經祈禱，鄰里親友間相互上門，做“色倆目”問安。婦女則在家裡炸油果、饊子等油炸食品，部分送給親友，部分留在家中食用。

古爾邦節，東鄉族稱之為“阿也”，一般在開齋節后70天舉行。這一天，凡是經濟能力較好的人家宰牲慶祝，所宰的牛羊肉，請阿訇和眾鄉親在家裡念經共餐，不允許獨家享用。

聖紀節是紀念先知穆罕默德誕生和逝世的日子，在伊斯蘭教曆3月12日或13日舉行（誕生日和逝世日錯一天）。一般的紀念方式是舉行各種形式的聚會，誦讀《古蘭經》，過聖紀節時也要宰羊、宰雞，大家共食，可在清真寺、拱北里過，也可在家中過。

阿守拉節是東鄉族群眾很重視的一個傳統節日。“阿守拉”是阿拉伯語“10”的意思，相傳在伊斯蘭曆1月10日這一天，真主造化了人類的始祖阿丹和唉哇，阿丹和唉哇分散了若干年後，在這一天重新相會。在東鄉，阿守拉節是婦女和兒童們聚會的節日，每年由各家輪流操辦，請阿訇念經祈禱。阿守拉節還有糧食節的寓意 。

東鄉族的婚姻，實行男娶女嫁。

男子到了結婚的年齡，請媒人到女家說親，女方同意后，男方就要送“訂茶”，即男方家通過媒人向女方家送去茶、冰糖、衣物等。送了“訂茶”就等於已經“訂婚”。

嗣後，男方家要給女方送“彩禮”。“彩禮”的多少視男家經濟情況而定。一般是由媒人、男方家長及兒子一起向女方家送禮，女方家請來本家的老人，備以飯菜招待，稱之為接禮。

結婚日期多選在秋收后或冬閑時的“主麻”日。

結婚這天，要進行簡單的伊斯蘭教儀式。即男方到女方家娶親時，由阿訇主持儀式，併當眾念“尼卡哈”。之後，人們把預先擺好的一盤紅棗、核桃，撒給圍觀的大人和小孩，表示早得兒女。

第二天新娘同客人見面，稱“拜客”，下午新娘第一次進灶房，擀長面，稱“試刀面”，並請客人品嘗新媳婦的手藝 。

所有亡者，不分年齡性別，東鄉人均一樣對待，一般不過夜，實行土葬。

喪葬儀式比較節儉，亡人埋葬不用棺材，不穿衣服，無論貧富都不陪葬東西，只需3.6丈白布包裹，裹屍布叫“凱凡”。墓坑呈長方形，墓坑下另挖一偏洞，將亡人緩緩地安放在偏洞內，面容朝西，然而用土塊將偏洞堵起來，再填滿土。這時，阿訇開始誦《古蘭經》有關章節，送葬的人們跪坐旁聽，念完后，大家一齊接“都哇”，表示替亡人祈禱，至此，儀式結束 。

閔福英，阿訇，他領導東鄉族人民參加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循化、狄道等地發生的穆斯林起義。1892年，甘肅嚴重乾旱，糧價飛漲，人民無法生活，加上清朝的民族壓迫政策和平時勾結漢族地主階級實行歧視、剝削、壓迫，從而引起了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的反清暴動。1894年循化撒拉族馬右古祿棒、韓老四等，因教派糾紛，聚眾械鬥。在起義軍的打擊下，雙城清兵全軍覆沒。閔福英率領起義軍直攻河州城，其他各地穆斯林紛紛響應。

馬萬福（1849—1934），中國伊斯蘭教伊赫瓦尼派創始人。經名努赫。東鄉族。東鄉（今甘肅東鄉族自治縣）果園村人，故又稱馬果園。其祖、父均為阿訇，屬北庄門宦。22歲即收徒講學。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往麥加朝覲並求學，受瓦哈比運動的影響，棄門宦而改宗“艾海里·遜奈”（遵經派）。光緒十八年學成回國，途經湖北，為老河口清真寺挽留開學年余，次年始回故里。不久應聘到臨夏漠泥溝何家寺開學，主講《古蘭經》、聖訓、認主學、教法等學科，歷時10年，宣傳其“尊經革俗”和“憑經立教”的主張。

汪玉良（1933—），甘肅東鄉族人。作家。中國共產黨黨員。汪玉良自幼受民族民間口頭文學的熏陶，喜愛文學。解放初曾收集了大量民間傳說、歌謠，並開始學習創作。汪玉良1952年考入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1956年畢業后，先在學校工作，不久調甘肅省委宣傳部工作。1964年調省文聯《甘肅文藝》雜誌社工作。1971年調甘肅人民出版社工作。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協民族文學委員、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會理事。現任甘肅省文聯副主席。自5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活動以來、汪玉良已發表詩作近千篇，約200萬字。出版詩歌專集《幸福大道共產黨開》、《馬五哥與尕豆妹》、《米拉尕黑》、《汪玉良詩選》、《大地情思》等5部。汪玉良在文學創作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他的多篇作品被選入全國性文學作品選，並出版了與人合作的長篇小說《愛神？死神？》。長詩《米拉尕黑》、抒情詩《獻給十月的歌》於1982年、1986年分別獲第一、二屆中國少數民族優秀文學創作一等獎。

鍾翔（1966——）東鄉族，甘肅省康樂縣人，中國作協會員，甘肅省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副研究館員，東鄉族著名作家。

鍾翔生於甘肅省康樂縣流川鄉宋代遺留的黨川堡遺址。初中畢業后考入臨夏師範，接觸到文學，被朦朧詩深深吸引。1987年畢業后，在家鄉的山區學校教書，嘗試文學創作。

1991年調入廣河縣行政部門，繼續高教自考，刊授文學創作，陸續在《詩刊》、《民族文學》、《飛天》、《中國民族》《山花》等刊物發表作品。2004年出版詩集《心旅》，2010年出版散文集《鄉村裡的路》，2012年出版詩集《暗處的光點》，編著文集《陽光照亮的黃土地》，2015年出版散文集《故土情》，編著《魅力臨夏》等。作品榮獲《中國作家》、《民族文學》、《小說選刊》等文學獎，多次入選各種文學選本。

2002年加入甘肅省作家協會。201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是臨夏加入中國作協的首位作家，填補了歷史空白。2012年，參加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散文集《鄉村裡的路》榮獲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是臨夏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2014年9月27日，民族文學雜誌社、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中國散文學會在京主辦了鍾翔散文作品研討會 ，石一寧、黃鳳顯、周明、石英、劉大先等評論家，針對鍾翔的散文創作，進行了深入研討。

了一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寧夏美協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屆中青年高級作家班學員。2001年參加全國青年作家創作研討會。多次獲寧夏自治區文藝獎，獲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創作新秀獎，十年《飛天》文學獎。90年代初始發作品，迄今已在全國各大文學期刊發表作品二百多萬言，小說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精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併入選年度最佳小說和各類文學書籍。部分作品被譯介到國外。2004年榮獲全國第三屆春天文學獎。2008年中短篇小說集《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榮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同年榮獲“鎮北堡西部影城文學藝術獎”，獲寧夏“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小說《綠地》入選《21世紀中國當代文學書庫》少數民族卷（英文版），該叢書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列為法蘭克福主賓國主展書之一。

2010年受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出訪美國，並在芝加哥大學、愛荷華大學，美國國務院等地發表了關於“文學的悲憫情懷”的演說，同時以文學的形式第一次鄭重將自己的民族介紹和推向世界關注的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