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隱

反對“無欲”，主張“寡慾”，與百姓同欲。他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提出“無父無君非弒父弒君”的觀點，五倫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某些特點。著作多散佚，今有中華書局版《何心隱集》。

泰州學派再傳弟子

三十歲以前，他和當時一般讀書人一樣，走的是科舉道路，以後才跟顏山農學“心齋(王艮)立本之旨”，成為泰州學派的再傳弟子。黃宗羲說，泰州學派傳到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明儒學案》卷三二)他們在當時表現了驚人的叛逆精神。但何心隱一生大部分時間是當幕僚，先後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講學，學生很多，傳人卻極少。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湖廣巡撫王之垣將他殺害。臨刑那一天，“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李贄《何心隱論》，《焚書》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贄一樣，是明代思想史上轟動一時的冤案！

何心隱為理學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稱之為“異端”。何心隱曾在家鄉江西永豐試行過一套烏托邦，“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明儒學案》卷三二)與他同時代的西方思想家康帕內拉的太陽城還只寫在紙上，何心隱的萃和堂卻已建在地上，行動上早已領先了，可惜思想上卻還停留在中世紀封建的框架中。萃和堂是依據《大學》“修齊治平”的理論建構的，它和那些數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說在它的內部多少有點平等的意味，那也不過是把封建宗法關係給田園化了。它對明代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雖然有對照、批判作用，但並沒有扯斷封建的臍帶，“齊家”的目的還是想“治國”。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烏托邦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它可以是農民群眾特殊的有歷史局限的民主主義鬥爭的表現(參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頁)。何心隱的萃和堂與這種烏托邦都沾不上邊，和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相去就更遠了。

“異端”思想家對現實都是不滿的。他們思想的花朵，植根的土壤是肥沃的。但這花朵不是社會昌盛繁榮的標記，土壤的肥沃倒是說明，封建制度到了晚明，已經是它的垂暮之期了。“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一《答儲柴墟》〔二〕)王陽明說他那個時代已是“病革臨絕”，是不是危言聳聽？當然不是。時隔不久，它就成了社會的普遍呼聲：“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凌夷，駸駸宋元之弊”(《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十〕)；“明自世宗而後，綱紀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紀》)；“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顧炎武《日知錄》卷九《人材》)所謂“紀綱頹墜”、“綱紀凌夷”、“教化亡”，和王陽明說的“波頹風靡”，實際都是指的一件事：當時社會普遍的道德實踐、道德風尚，越出了封建綱常的規範，封建道德觀念已經動搖和貶值。這在以忠孝等綱常倫理為思想統治的封建時代，絕不是個簡單的社會風氣問題，而是說明了深刻的社會危機：傳統的是非標準、價值觀念、思想規範全都動搖了。從李贄提出“是非無定質”“無定論”，到顧憲成說的“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說明當時理學的思想專制已經崩解，封建上層建築中出現了深刻的裂痕。晚明一批“異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崛起的。他們批判理學的專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敗，思想界出現了生機蓬勃的活躍局面。

何心隱被殺害以後，思想界一時議論紛紜，肯定和否定的都有。李贄在《何心隱論》中說，當時肯定何心隱的有三種說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二)“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公既獨為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公以為世人聞吾之為，則反以為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為之矣。”(《焚書》卷三)這三種說法集中到一點，就是何心隱以孔子為儀範，在思想和行動上和那些道學家們形成鮮明的對立。他的濟世厚生的精神，體現了以天下為胸懷的人道主義理想。但他卻不容於社會，被目為“異端”，最終殘遭統治者的殺害，這是歷史的悲劇！人格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