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元

1954年參加天津市中醫門診部(今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前身)工作，1957年調北京中醫學院，1966年9月1日去世。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天津醫藥》總編，天津市中醫門診部(今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前身)兒科主任，天津中醫教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天津中醫進修學校副校長兼教務主任，天津中醫學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醫史學會委員，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組長，兒科教研組主任，主任醫師等職。

宋氏酷愛祖國醫學史，博覽群書，對祖國醫學史進行深入研究，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先後刊登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全國各中醫刊物和醫史雜誌上，三次編寫醫史講義，並於1960年編寫出版了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版《中國醫學史》教材。

宋氏為人耿直，學識淵博，治學嚴謹，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對中醫事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建議。臨床方脈，尤擅長兒科。

宋氏數10年在中醫教學醫療崗位上，做出了優異的成績，尤其在鑽研中國醫學史方面成就卓著，造詣甚深，是我國醫史學界一位有影響的專家。

宋氏在研究醫學史中，強調要以“尊古求是”的態度對待祖國醫學，並將這四字刻章印在書籍和處方箋上，作為行動的準則。

他認為，“對於任何相沿已久的定案，只要它有可疑之處，就必須破除迷信，重新考慮一番”。基於這種信念，宋氏考證了大量古代文獻，論證發表了“王叔和生平事迹考”，“張仲景生平問題討論”，“岐伯是什麼”，“東漢以來方士與醫藥”，“宋元學派產生的原因”，“我國上古人們的疾病觀念初探”，“倉公傳與素問所引古代醫籍初探”等大量文章，現僅舉以下幾例說明。

1.“王叔和生平事迹考”一般人多認為王氏曾為“晉太醫令”。自從北宋林億等校定《脈經》之後，由於《新刊王氏脈經》的自序署結著“晉太醫令王叔和選”字樣，於是王叔和為“晉太醫令”之說，好象已成“定案”了。

宋氏認為，“從表面上看來，王氏曾為‘晉太醫令’與否，好象沒有什麼重要關係，但實際上，我們果真能把王氏生平事迹搞清楚的話，不但對評價王氏在醫學上的貢獻有重要意義，同時對古代醫學的發展真實情況的了解就會更明確一些。”“希望還他本來面目”。宋氏對王叔和生平事迹考證重點從“晉太醫令”問題入手，“首先對‘晉太醫令’的傳說說法給以翻案，並推斷王氏只是魏太醫令。據此，王氏編次《傷寒論》的年代也就不是三國兵火之後’，而是魏初”。

2.“張仲景生平問題討論”

宋氏在這一文中對張仲景的生卒年代，《傷寒雜病論》的著作時間，張仲景任長沙太守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詳盡考證，提出了個人的不同見解：如宋氏考證張仲景生於漢恆帝建和二年(148)至元嘉二年(151)之間；卒於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間這一點，至今仍為不少醫生論著所引用。

3.古代醫籍和上古人們疾病觀念方面的考證在“倉公傳與素問所引古代醫籍初探”一文中，宋氏提出淳于意的學術見解和《素問》是一致的，同時論證了淳于意時代的醫書內容大部分還保存在皇甫謐所看到的《素問》之中，這些考證與論述均為後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據。在“我國上古人們的疾病觀念初步探索”一文中，宋氏不僅從古代文獻中進行考證，而且翻閱了蘇聯醫史學家彼得羅天主編的《醫學史》及考古學家的研究報告，以“無恙”相問候語為線索，研究上古人們的疾病觀念，他認為“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遵從‘恙’的同音字及其概念的轉化等加以論證，認為‘無恙’這一問候語是反映我國上古的疾病觀念，這種樸素的疾病觀念是對‘醫源於巫’的論點一個有力的批判。”

宋氏認為“研究醫史的目的，在於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強調：“我們寫文章最好避免主觀，丟掉幻想”，“關於歷史只憑幻想來任意安排是唯心的態度。”

特別是對一些歪曲歷史的做法，毫不留情面，一針見血地給予批評。如在“評周著我國醫藥起源問題”一文中指出：“關於引書的問題，也值得一提。《內經》上所說的‘古之醫藥，祝由而已’……嚴格說來，這是錯誤的。應該寫作：《素問·移精變氣論》‘古主治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絕不能擅改原文，擅改原文，那就不是引書了。還有，引用《史記·倉公傳》，周寫作‘齊北官司空命婦病疝氣，灸其厥陰而愈。’他硬是把原文的‘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苦即愈’給抹去，遮人眼目，不提‘火齊湯’，好來強調‘灸’的效能。——這樣不忠實的態度，實在難以令人容忍!”

宋氏積極倡導中醫學術革新，早在50年代初就曾大書疾呼：“吾國廣大人民的健康是掌握在中醫的手中，而中醫的進步與否會直接影響全民的健康，這個問題極大，我們中醫同道所負的責任也極重!”“我們應該抱著一種犧牲精神，為真理服務，為人民服務，而不必去計較目前的利益。”“中醫改革的事業若由我們自己干好，總比被迫著改革覺得心情上舒服些。”“從各方面來說，都是迫切需要改革的，我們應該有時代的覺悟，我們已經落後了，不必再遲疑了，守舊不變那就是等待末日的來臨。”

宋氏以為人民服務，提高中醫學術水平為宗旨，渴求中醫學術改革，並以實際行動在醫療、教學、藥物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建設性意見，雖然是建國初期的語言，但在當今醫學進步的時代中，其觀點和建議仍不失為“新”，對於我們中醫事業的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現將其改革的主張介紹如下：

1.醫療改革

宋氏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醫療改革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努力，才能促進中醫學術的發展。

(1)理論更新：宋氏認為：“中醫的治療技術具有很多的寶貴價值，但在中醫理論方面也有值得批判加以拋棄的東西。如果棄去落後的理論及種種迷信的意識，那麼理論指導實踐，其治療技術一定要大大增強的，這樣對於廣大群眾的利益是無窮的。”

(2)學術爭鳴：宋氏提倡“活躍學術空氣，學術要民主，反對正統復古傾向”。他指出：“要允許發表不同的學術見解，大家必須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古人思想，敢於爭鳴，敢於同權威人士爭鳴，中醫學術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東西，如果評定學術以正統思想為標準，越古越好，《傷寒論》好，《內經》更好，正統的東西誰也不可非議，那中醫學術還有什麼發展呢?”

(3)書寫病歷：為改進中醫界業務技術，宋氏倡議大家要“學習寫病歷，應該不厭求詳地寫出真實而正確的記錄”，“為改進和加強我們的業務技術，保留一些比較切實的記錄，使中醫學術逐漸走上科學的大道，我們應該有一種表格，以便臨證應用，這對於促進中醫學術的改進，掌握患者的癥狀作為診斷的主要依據，研究辨證提高療效是大有益處的。”

(4)科學實踐：宋氏主張中醫醫療要在科學實驗中得到提高，尤其推崇清代醫學家王清任的科學態度，如在“王清任先生一百二十年祭”一文中指出：“王清任是中國醫學革命的先鋒，他敢於憑藉實驗來糾正古人記載的錯誤，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要崇拜一位偶像，而是認為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我國醫家居然有這種實驗精神、革命行為的人，確實值得我們學習的，我盼望今天的中醫同志們，一致起來繼續發揚王清任先生的精神，要從實驗中鍛煉我們的醫療技術。”

2.中藥劑型改革

宋氏認為中藥劑型改革刻不容緩，這是人民的需要，時代的需要。曾於1954年1月在《新中醫藥雜誌》發表“中藥劑型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他指出：“就中藥劑型而言，過去雖然我們祖先的智慧和勞動創造出來一些成就，但終由於舊社會的種種限制，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大部分的中藥依舊停滯在生葯原料的形態，一些炮製方法和丸散膏丹的製劑，也還是手工業的階段，再說這些炮製和製劑，又不完全合理，以致療效往往遭到損害”，“工人、農民服藥不方便，尤以服用湯劑更感到困難，這一切都迫切地要求中藥劑型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