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

1982年2月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1984年12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李新、李宗一，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200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1984年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1994年任民國史研究室副主任。

1997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東北決策研究》（《歷史研究》1995年第6期）獲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評選論文獎。

1998年評為研究員。

1999年任民國史研究室主任。

2010年任近代史所副所長。

201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2015年，《中華民國史》獲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2016年任世界史所副所長。

長期從事民國史研究，著有《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和談將軍張治中》等。代表作《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全面敘述了自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國歷史，資料豐富，分析精當，是戰後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開拓性和原創性的著作。

近年來又獨闢蹊徑，在民國時期電影社會史，如民國電影檢查制度、民國時期的電影市場、上海電影與現代化進程等方面，有獨創性的研究，著有《民國影壇紀實》，《民國影壇》等書。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電影藝術》等重點權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專著

1、《和談將軍張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5

2、《鐵軍名將－陳銘樞》（與朱宗震合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

3、《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559/千，中華書局，2000.9

4、《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398千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論文

1、《略論民國初年的中俄外蒙交涉》，《南京大學學報》，1986第1期

2、《民初裁兵問題及其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86第2期

3、《民國初年的中英西藏交涉》，《西藏研究》，1987第2期

4、《國民黨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南京大學學報》，1988第3期

5、《聯省自治性質論》，《南京大學學報》，1991第3期

6、《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的軍事善後》，《北京檔案史料》，1992第1期

7、《1991年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92第5期

8、《一種研究框架中的民國對外關係》，《近代史研究》，1993第5期

9、《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東北決策研究》，《歷史研究》，1995第6期

10、《中蘇條約談判中國民政府東北外交戰略》，《民國研究》第4輯，1998

11、《抗戰勝利后的黃炎培》，《黃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2、《東北停戰與國共戰略的調整》，《南京大學學報》，1998第2期

13、《軍調部述論》，《軍事歷史研究》，1998第4期

14、《抗戰時期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的統計與分析》，《抗日戰爭研究》，1999第1期

15、《簡論1946年的國共軍事整編複員》，《民國檔案》，1999第2期

16、《簡論1947年的黃金風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第4期

17、《50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第5期

18、《關於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私人財產的一例調查》，《近代史研究》，2000第3期

19、《1946年早春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頓挫》，20/千，《歷史研究》，2000第6期

20、《戰後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歷史研究》，2001第4期

21、《戰後初期中國經濟恢復與重建的若干問題》，《復旦學報》，2001第4期

22、《戰後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關鍵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再研究》，24/千，《歷史研究》，2001第4期

23、《戰後初期中國經濟恢復與重建的若干問題》，16/千，《復旦學報》，2001第4期

24、《直奉戰後的北京閣潮》，《顧維鈞與中國外交》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5、《評〔抗戰時期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國史館館刊》第31期（台北），2001

26、《 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22/千，《近代史研究》，2002.1

27、《戰與和的變奏》，《近代史研究》，2002第1期

28、《戰後中蘇東北經濟合作交涉研究》，23/千，《近代史研究》，2002第6期

29、《國民政府對抗戰勝利之初期因應》，20/千，《抗日戰爭研究》，2003第2期

30、《中華民國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12/千，《現代中國研究》(日本)第12號，2003.3.30

31、《平實敘事論從史出－評〔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18/千，《近代史研究》，2003第6期

32、《戰後旅大接受問題交涉研究》，20/千，《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33、《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22/千，《中華軍史學會會刊》(台北)第9輯，2004.3

34、《20世紀初葉電影在東北邊陲之興──哈爾濱早期電影市場研究》，16/千，《南京大學學報》，2004第4 期

35、《檢查控制與導向——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研究》，25/千，《近代史研究》，2004第6期

36、《臨城劫車案及其外交交涉》，22/千，《南京大學學報》，2005第1期

37、《全面內戰初期國民黨軍事失利原因之辨析》，17/千，《民國檔案》，2005第1期

38、《抗戰勝利前後國共日三方互動關係研究》，22/千，《史學月刊》，2005第3期

39、《簡論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的“戡亂動員”》，11/千，《上海大學學報》，2005第3期

40、《抗日戰爭歷史的影像記憶》，17/千，《學術研究》，2005第6期

41、《北京政治的常態和異態》，23千字，《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2、《蔣介石與1945年昆明事變》，21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等

專著

《民國影壇》（與朱劍合著），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97

論文

1、《泛政治化的觀照—中國影評中的美國電影》，《美國研究》，1996第2期

2、《30年代初的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電影藝術》，1997第3期

3、《民國年間美國電影在華市場研究》，《電影藝術》，1998第1期

4、《好萊塢的沉浮—民國年間美國電影在華境遇研究》，《美國研究》，1998第2期

5、《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下的美國電影》，《中美文化交流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6、《戰後上海國產電影業的啟示》，《電影藝術》，2000第5期

7、《戰後上海美國電影市場研究》，16/千，《近代史研究》，2001第1期

8、《民國電影檢查制度之濫觴》，18/千，《近代史研究》，2001第3期

9、《戰後國民黨政府的電影檢查》，15/千，《南京大學學報》，2001.6

10、《漢口法租界電影檢查風波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1第10期

11、《抗戰時期淪陷區的電影檢查》，20/千，《抗日戰爭研究》，2002.1

12、《光影中的沉思－民國時期電影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7/千，《歷史研究》，2003第1期

13、《早期上海電影業與上海的現代化進程》，《檔案與史學》，2003第3期

《中華民國史》

記者獨家對話：解讀《中華民國史》編纂過程

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到來之際，《中華民國史》（全36冊）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幾代科研人員歷時幾十年，匯聚國內多家單位民國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編纂。作為目前國內民國史學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叢書一出版即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

編纂為何歷時多年？敏感問題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如何評價？《中華民國史》主編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近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時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整套推出《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論著，將有力推動民國史研究的繼續深入發展，有利於海內外學界的學術交流，也有助於社會各界對民國史的正確了解和認知，同時還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研究的進步和學術出版的繁榮。

從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出版，到整套36冊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是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記者：從立項到出版，該書經歷了怎樣的編纂過程？遇到哪些難題？又是如何破解的？

汪朝光：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國家出版規劃。隨後，任務交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著名史學家李新先生，受命領銜組建研究團隊，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難環境下，開始了民國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亦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後，其他各冊陸續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我們將這部書中已經出版者作了修訂，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終將總計36冊的《中華民國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華書局一次推出。前後歷時30年，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學研究和民國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民國史是一門新的學科領域，在其編纂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諸如研究對象的確定、研究主題的設置、研究時段的劃分等等大的問題，乃至名詞術語的定名、歷史資料的考辨等等具體的問題。研究先輩們的解決方法是，集思廣益，充分討論，在此基礎上，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予以適當的解決。事實說明，當年編纂該書時確立的總體寫作原則及種種具體規則，是基於科學研究的立場而定的，是適合編纂工作需要的，也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而保證學術品位和質量

記者：眾所周知，民國史當中，許多問題還比較“敏感”。有讀者擔心由於政治觀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該書的客觀公允難免受到影響。請問在編纂過程中如何保證其學術質量？

汪朝光：民國史的編纂，因為其距離現實最近，又因民國時期歷史的複雜性和延續性，難免有一定的“敏感”度，讀者的擔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是，還在編纂工作的起始階段，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講究“政治掛帥”的客觀環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實事求是的嚴肅的科學態度，從事民國史的編纂工作。針對“為什麼要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的疑問，編寫組的同仁們認為，歷史是基於事實的學問，歷史的敘述離不開事實，歷史的評價同樣離不開事實，只有全面客觀地反映歷史的事實和本來面目，才可以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不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樹碑立傳”。

經過充分的討論，編寫組達成了編纂共識：充分佔有材料，如實記敘歷史，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歷史本原，評價公允平實，文字力求簡練。事實說明，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而嚴肅的編纂指導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編纂思想指導下，民國史研究能夠沿著科學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發展，有如今的進步。這與前輩學者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分不開，值得後來研究者感念於心。

改革開放之後，學術研究的環境得到更大的改觀，“雙百”方針得到更好的貫徹，自然對“敏感”問題的處理也更為客觀公允。當然，人的認識總是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研究者也不例外，對“客觀公允”的認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我們認識的變化而在不斷變化，尤其是參加該書寫作的作者眾多，歷時較長，各個作者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認識也有不同，其間要把握的關鍵點在於實事求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從實踐的檢驗出發，從而保證我們研究的學術品位和質量。

國共關係是民國史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關鍵在於以事實為本，據實以論，而不是僅僅提出一些新看法

記者：該書中的許多新成果受到讀者的高度關注，例如對國共關係的新理解，尤為引人矚目。請介紹一下該書的主要突破之處，以及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中華民國史》在基於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對若干問題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表現出研究者對於科學研究的執著。國共關係是民國史研究中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對其的研究和看法也會引起讀者的相當關注。總體而言，該書對於國共關係的處理和評價，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利用了若干新資料，結合了近些年學界研究的新看法，而有所創新和發展。

比如對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既肯定兩黨合作的重要意義，肯定兩黨面對外敵入侵的危局，能夠拋棄前嫌，攜手合作，從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肯定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不少內外政策對於堅持抗戰的意義；也指出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還是放不下壟斷政治的私心與架子，對共產黨還是有疑慮有擔心，從而對共產黨的發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這又不利於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關鍵還在於以事實為本，不斷深入，梳理個案，據實以論，而不是僅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記者：有專家說，《中華民國史》在編纂過程中“有所創新，有所繼承，有所突破”，那麼這些創新、繼承和突破表現在哪些方面？

汪朝光：就有所創新而言，民國史是個新的學科領域，將其列入研究範圍，從無到有，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成為中國歷史學中最具活力、最有發展的學科之一，本身就意味著創新，就是創新的過程及其突出的表現。

就有所繼承而言，中國史學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其長期的發展歷程中，為後來者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方面，諸如對史料和考辨的重視，對平實表述的追求等，這些都得以體現。再如，新中國的歷史研究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方針，而這樣的指導方針在該書編纂之初便予以確立並始終得以堅持，充分說明了它的繼承性。但是，對於新的理論和方法，我們也不排斥，也予以充分的借鑒和吸收。以實事求是為本，與時俱進，順勢而為，是民國史研究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有所突破而言，該書對史料的利用是為學界所肯定的，無論是早期研究對於清末民初報紙材料的利用，還是晚近研究對於台灣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大大突破了過往民國史研究對於史料利用的不足。再如，該書對於許多具體問題的論述及其看法和結論，無論是北洋時期的政治外交，還是國民黨時期的內外關係，都有明顯的新意和突破。

對蔣介石的評價更為全面、立體、多面和平實，不以單一看法評判其複雜作為，表明民國史研究的進步

記者：研究中華民國的歷史，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就以蔣介石為例，該書是如何評價蔣介石的？與以往相比，今天的評價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人物研究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民國史亦然。這套民國史，不僅在各卷書中有關於人物的論述和評價，而且專門著有8卷本的民國人物傳記，以利於讀者對民國人物的了解和認知。

我們也切忌用一個單一的面向去觀察一個人物，宋子文也罷、孔祥熙也罷、蔣介石也罷，可能都有這樣的問題，我們過去可能認為蔣介石是萬惡之源，其實現在看來跟歷史未必能夠吻合，比如說抗戰，蔣就非常堅持抗戰，這個確實是歷史事實。

至於對民國時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蔣介石，該書有較為全面深入的論述。對於蔣介石早年投身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過後領導北伐、推倒北洋軍閥，尤其是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書中都給予應有的肯定評價。但是，對於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導致國共關係破裂、革命功敗垂成，對於蔣介石內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個人統治的獨裁性，對於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以後違背民意、發動內戰的責任，等等，書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評。總體而言，書中對蔣介石的評價較以往更為全面、立體、多面和平實，肯定其當肯定，否定其當否定，而不是以單一的看法評判蔣介石的複雜作為。這也充分表明了民國史研究若干年來的進步。

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方針或其史觀，歸結為實事求是更能說明其發展變化，不宜簡單地以“天翻地覆”定論

記者：有媒體稱，該書的出版顯示，大陸的“民國史觀”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汪朝光：民國史研究在大陸從無到有，如今已成為大陸史學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為豐碩、研究隊伍最為廣大、也最具有國際性和前沿性的學科，這是中國歷史學的重大發展，是改革開放政策給學界帶來的重要變化，也充分說明了大陸的民國史研究和史學研究的巨大進步。至於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方針或其史觀，如上所論，有其繼承性，也有其創造性，並非憑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歸結為實事求是的原則，更能說明其發展和變化，似乎不宜簡單地以“天翻地覆”定論。

《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

《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

《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

《鐵軍名將：陳銘樞》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