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東金石略
粵東金石略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先後主持江西、湖北、順天等地鄉試，任廣東、江西、山東等省學政。翁氏博學洽聞，精研學術，長於考證、金石之學，為有清一代著名學者之一。阮元《廣東通志·宦跡》說他“素喜金石碑刻，纂《兩漢金石記》，為世所稱。”《清史稿》也說他“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
《粵東金石略》共錄金石刻畫文字562種，首一卷，附錄二卷。卷前有翁氏自序，卷首為康熙、乾隆御筆28種；卷一，廣州府金石67種；卷二，廣州南海神廟金石67種；卷三，廣州清遠禺 峽山諸刻39種；第四、五，韶州府金石48種；卷六，韶州碧落洞諸刻24種；南山諸刻27種；泐溪 石室48種；卷七，連州金石44種；卷八，肇慶府七星岩諸刻62種、三洲岩諸刻15種、陽春岩2 種；卷九，肇慶府金石10種、惠州府13種、潮洲府33種、嘉應州2種、高州府3種、廉州府1種、雷州府5種、瓊州府13種。附錄二卷，廣州九曜石生28種。書中記載金石名稱、地點、年代及 撰書人名字、行數、字徑、題跋等，按當時粵東名地區分類。後來阮元編纂《廣東通志·金石略》，多採用此書材料，及近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之石刻著錄，也多賴此書。
所錄石刻資料數量多、地域廣，可以概見廣東當時所有石刻的情況。在翁氏之前，也有 著錄廣東石刻的著作如黃佐《廣東通志》、汪永瑞《廣州府志》、郭爾啟《南海縣誌》、孔慶連《番禺縣誌》及一些學術筆記等，但都不成規模，如黃佐《廣東通志·金石志》所輯石刻僅一百七十 余種，簡直不能比擬於《粵東金石略》，而其他如《廣州府志》等，皆一時一地之錄，亦難以望《粵東金石略》之項背。
取材精良，詳略得當。該書收錄雖然豐富，但並非所有石刻都收錄不遺，而是有所辨析取捨，重點集於廣州府及石刻資料較集中、較重要的地區，如與中外交通最為密切，碑刻最為豐富，有“南方碑林”之譽的南海神廟即單獨為卷，收錄了自唐至清代碑刻85種，然事隔200多年後的今天，由於屢經劫亂，損毀散失等諸多原因，所剩僅50多條，已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二了。又 如肇慶七星岩李邕《端州石室記》石刻，原文381字，翁方綱視學廣東時，“可辨者三百四十八”，如今只可見264字，200餘年間侵蝕損毀達84字之多。金石家陸增祥有言:“金有時毀，石有 時泐，賴墨本以傳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賴著錄以傳之。”以是觀之，良有以也。
收錄碑刻名篇不少，凡清中期粵中之名刻，大抵均能見諸該書。如《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銘碑》，建於漢靈帝熹平三年（174）被稱為“粵東石刻之最古者。”它記載了漢桂陽太守周 憬開鑿粵北瀧水河道便利交通的功績。碑文已載入宋人洪适《隸釋》中，歐陽修《集古錄》、曾鞏《南豐類稿》、趙明誠《金石錄》、劉昌詩《蘆浦筆記》、趙一清《水經註釋》等20餘種著作，對此碑 皆有論述。碑文隸書，文長八百餘言，歷代金石學者每用為考研古今文字的碑例。《端州石室記》出自唐著名書法家李邕手筆，刻於開元十五年（727），為嶺南現存最早的唐碑，是肇慶七星 岩摩崖石刻中年代最古，歷史、藝術價值最高的一例，且為李邕所留唯一之正書碑，彌足珍貴。再如《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為廣州現存最古的唐碑，由唐大文學家韓愈撰文，循州刺史陳諫書丹，在嶺南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廣州五仙觀《古仙詩碑》為廣州現存較早的宋碑，由宋嶺南學者古成之手書。六榕寺補榕亭畔中的《證道歌碑》，碑文相傳為釋玄覺所撰，蘇軾手書，刻於 北宋紹聖三年，在考證廣東佛教史上頗有意義。其他如《大宋新修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六侯之記》、《重修天慶觀記》等名碑及重要摩崖石刻如羅定《龍龕道場銘並序》（鐫刻於唐聖歷二年，被稱為“嶺南第一唐刻”）、肇慶鼎湖山唐刻偈語“涅盤妙正，法眼心藏”、英德南山唐《湞 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唐《南岩亭記》、唐《眾樂亭記》、羅浮山南漢《鎮象塔記》、英德碧落洞 南漢《盤龍御室記》、潮洲葫蘆山南漢《拓路題記》，英德南山宋《廣東路新開峽山棧路記》、宋《英德南山聖壽禪寺水車記》、蘇軾《碧落洞》、蘇緘《碧落洞詩》、潮洲葫蘆山宋《金城山記》、宋《築城記》、陽山賢令山宋《皇宋聖德頌》等等均為翁氏《粵東金石記》輯錄整理。至於廣州宋刻 最集中最重要的葯洲九曜石，則專著《九曜石考》二卷，是為目前對葯洲研究最有參考價值的著述。
《粵東金石略》對廣東金石並未限於一般性的資料搜求、整理和輯錄，而是 作者傾其心力，一絲不苟地做了大量精細詳明的考證工作，探頤索微，補缺鉤沉，言必有據，見解獨到，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如九曜石上有題:“士宏子高昌衡平甫元規正叔安道子適丙午仲春 十五日題”，這行文字不加標點，頗費思量。經翁方綱考證：士宏，字子高，姓盧，新鄭人，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做廣州知府。一年，有安南船隻百艘出現於北部灣，有人說是來犯海疆的。盧 士宏親往瞭解，開誠詔諭，得以保境安民，這正是丙午即治平三年的事。這種考證，使我們後人知道廣州宋代還有一位這樣的知府，也知得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時有海盜出沒。又如屈大均《廣東新語》說連江楞伽峽丁蘭石“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翁方綱泊舟丁蘭石下，用水洗去苔蘚，發現石上的字體並非篆刻，字跡雖漫漶不清，但查考連州志所載，證明那是記載宋嘉泰二年疏導 因山崩阻塞航運的一段文字。又如翁方綱到峽山寺，僧人告訴他飛泉亭后的石壁有蘇軾手跡，他第二次來游，剔去苔蘚，發現卻是明末朱學熙所書“坡仙游寓”四字。又如肇慶七星岩石室洞 內有正書“景福”二在字，粵中民多取其“福”字拓片張掛室內，而莫知其書者，經翁方綱考證，“景福”二字乃唐大書法家李邕所書，年代為開元十五年（727），其考證為後人普遍認可，遂成定 論。這些都說明翁方綱的精細和認真。翁方綱在粵8年中，為官之暇，為搜求廣東摩崖碑碣不遺餘力，足跡幾遍廣東各地。他曾七 歷寒暑訪尋《重刻張九齡神道碑》;五到清遠峽趁枯水時拓得“東坡釣磯”四字；費時四年搜尋米 題“葯洲”石；宋代名相張浚貶連州時，常登列秀亭（故址在今連州公園內）眺覽風物，留有題列 秀亭石刻，翁方綱找尋了七年才獲睹這塊碑刻，並因張浚書跡重出而興奮作詩:“我求此石今七年，荒亭敗瓦空蒼煙，齋廚垣傾講肆側，幾載土復枯纏……”。足見這位學者的辛勤與執著。正如本文開篇所述，翁方綱的來粵及其學術活動始開廣東金石學之端，其後金石學者漸出，金石著作漸富，舉其要者，有南海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五卷，梁廷楠《金石稱例》四卷、《續金石稱例》一卷、《藤花亭鏡譜》八卷、《碑文摘奇》一卷，吳蘭修《南漢金石志》二卷，彭泰來《高 要金石略》四卷，黃培芳《端州金石略》二卷，汪兆鏞《番禺縣續志·金石略》七卷以及各地方志 所輯集的金石文字等等。時人黃佛頤評價:“服嶺以南，士夫鮮治金石學者。乾嘉而降，風氣稍 開……若梁章冉、吳石華荷屋，則足與中原諸子抗席矣。”翁方綱誠開粵中金石學風氣之先，遺風流緒，至近現代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