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

嘉慶年間由京畿、直隸、山東、河南等地的八卦教（九宮教）、榮華會、白陽教、紅陽教、青陽教等教派的部分教徒逐步聯合統一而成。主要首領為河南滑縣人李文成、馮克善和京畿大興縣人林清等。教內以八卦為分支名目，各有掌卦教首，而震卦為七卦之首，兼理九宮，統管八卦。主要經卷為《三佛應劫統觀通書》等。傳習“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八字真言。崇拜太陽，信奉“三極”說，即認為世界的發生髮展經歷過去、現在、未來3個時期，“過去”稱無極，“現在”稱太極，“未來”稱皇極；倡言“紅陽劫盡，白陽當興” ，該由“十八子明道”、“孝姓應世”。天理教衝破了八卦教世襲傳教家族斂錢自富的傳統，提出了入教者繳納根基錢（或稱“種福錢”），起事之後給與地畝官職的主張，具有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政治目的。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曾組織發動京師、河南、山東等地教徒起義，京師的一支並曾攻入紫禁城。后在清軍鎮壓下先後失敗。

說起天理教的由來，然兩百年後再追溯這段歷史，又很難於倉促之間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前人亦留下很多傳說和史料，今日卻也難辨其真偽。有人稱其為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或曰“乃白蓮教支派八卦教的別名”，或曰“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支，原名榮華會或龍華會，又名白陽教，八卦教”。這種說法，有很多牽強附會的嫌疑。倒是“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馮克善將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坎卦教和直豫魯三省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之後的新組織”的說法比較接近真實。事實是：嘉慶年間在直隸京畿和河南一帶流傳的天理教，是由京畿一帶的紅陽教與坎卦教，河南八卦教中震卦教等秘密教會融合而成的。

紅陽教原為八卦教中坎卦教之分支，明清之交時便已在京城和京畿民間流傳，尤其是宛平、大興一帶。嘉慶年間更是以治病相號召，吸收了許多婦女入教。直隸束鹿縣的紅陽教甚至專門收夫故絕嗣寡婦入教。它所念咒語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無非治病消災之類，道是它供奉的“飄高老祖”有些與眾不同。其時勢力之大，已擁有榮華會、白陽教等支流。紅陽教之部分，後來加入了天理教。其他組成分支的加入與整個天理教領導權，則多由林清、李文成不擇手段得來。

關於林清，清代筆記《嘯亭雜錄》有記錄：

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為王提督柄弄童，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伎，遂為彼教所推，尊為法祖。其人碩身黧面……

這段逸聞並未見於其他史料，唯《靖逆記》中有與“王提督之家奴王五相往來”的文字。然對其身世，《靖逆記》卻記載得頗為詳細：

林清，順天府大興縣人。其先世居浙江紹興，父先本自浙北徙，僑居大興縣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吏。清少無賴，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葯肆，習賈人業。體生瘍疽，賈人逐之。清大困，為宣武佣役，擊柝守夜。先本卒，清充黃村書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復役丹陽縣署。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去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后窘甚，附糧艘短纖至通州，歸宋家莊，偕諸無賴少年販鵪鶉於京師西安門外。有王將軍者，清為書吏時舊相識，與其家人同開雀鳥鋪，分金不均，且奢用無節制，又見逐。嘉慶丙寅依其甥董國太家。

林清事敗被捕后，其甥董國太受株連，審訊中所供甚詳：

我外祖林原是紹興人，移住大興黃村地方，在黃村巡檢衙門當書吏，又充南路廳稿工。我舅舅林清於十七歲時曾在京中西單牌樓南首路西九如堂藥鋪內學徒三年，學會手藝，並略懂醫病，就出了九如堂，到三里河不記店名藥鋪內做夥計，每月得工食京錢六千。因他常在外嫖娼，身生瘡毒，被藥鋪逐出，他就雇給順城門外街道上打更。其時我外祖父已死，黃村衙門書吏缺底頂與別人，每年給我外祖母京錢五千。後來那頂缺的不肯給錢，我外祖母在南路廳控告，要將書吏缺底歸還我舅舅充當。南路廳批准，我舅舅就接充了有一年。因渾河辦工私折夫價，被本官查出革退，就在黃村將所折夫價做本錢，同他大姐夫崔老伙開茶館，約有半年。他終日賭錢，虧輸折本，崔老不依，將他攆了。他就偷扒邊牆出口，到熱河投在汗巴大人處管布達拉石作工程，得了些錢。回到黃村，每日吃喝嫖賭，把錢花完了，就上蘇州，找著他三姐夫施姓，替他轉薦到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隨。后因本官丁憂，他跟了丹陽縣知縣。又因知縣解銅去了，他到江寧一路替人醫病，賺得錢文，隨手花費。後來不能存活，雇給糧船上拉縴，回到通州。……回到我家住了幾天，上京來至順城門外，相素識的旗人平老二雀鳥鋪內賒了鵪鶉，在街上挑買。後來西安門內光明殿地方姓王的老爺，聽說是做將軍的，因買鵪鶉認識。看他的相，說他有出息，交給他京錢一千吊，伙開雀鳥鋪。他娶了一個女人，仍舊混花，把本錢花光。那時王老爺死了，王少爺本要將他送官。他再日懇求，才饒了他，攆了出來，在宋家莊租房。居住數月，因他女人身死，他往張家口討鵪鶉帳去了，至嘉慶十一年方回。我母親因我父親已死，叫他住在我家照料家務。

《靖逆記》的成書與《董國太供詞》均距天理教民變不遠，應該較為可信。所以我們可以由此得出判斷，林清並非一位遭受巨大壓迫的農民，而是一位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流氓無產者。因此他加入坎卦教也並非為了“反抗清朝統治者的殘暴”或者“為農民謀取福利”。這給階級鬥爭論者以致命打擊。林清最初的目的只是斂財，他道：“我先前入教，原希圖斂錢。”但經濟狀況的好轉和教內地位的提高卻莫名其妙地改變了他行為的不檢。《董國太供詞》稱“自從掌教，據說他不嫖賭了”。估計這與他確立自己在坎卦教的威信的目的有關。

坎卦教的首領原為郭潮俊，嘉慶十三年京畿紅陽教被人告發，林清受到牽連吃了一場官司，卻因為這個機緣奪取了坎卦教的權力。董國太供稱：“十三年，他在家教書，因同會的陳茂林被陳茂功在保定府告發，牽連杖責，所有坎卦頭目宋進耀、宋進會劉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辦事，說我舅舅命大，讓他做了教首。”而當時的情況卻是，郭潮俊雖然資格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得不到教徒擁護，“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來，我因他勢大，就將坎卦教交林清掌管”。

林清取得坎卦教領導權之後，又花費了一些精力統一了京畿一帶的其他秘密教會，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坎卦教。林清嘉慶十三年曾與人道；“這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名目，又名龍華會。因分八卦，又名八卦會，后又改名天理會。每日朝拜太陽，念誦經語，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亂時候，並可乘時圖謀大事。”由此可見，嘉慶十三年的林清已經有了政治野心。天理教之名目也由於林清的活動而日隆。所以，嘉慶十六年他開始了聯絡直豫魯三省八卦教的行動，並成功地在河南滑縣將馮克善的離卦教、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後來馮、李二人亦成為天理教暴動的核心人物。李文成之所以歸附林清，全因他的震卦教教首位置乃林清助他奪來，教內骨幹秦理事後供稱：“梁健忠本系八卦會內九宮卦首，平日吃齋靜坐，同教人都信服，幫給銀兩使用。李文成從前也敬奉他，自與林清結識后，因林清常說梁健忠所傳道不真，李文成曾同眾人到梁健忠家講論，爭做卦主。梁健忠因勢力不敵，始將家存教內經卷、底簿交給李文成掌管。後來，李文成就斂取眾人銀錢，送林清使用。”林清在助李文成獲取震卦教首領位置后，又引用《易經》“帝出於震”之語，令其他諸卦“各聽約束”。這樣李文成就變成了河南的八卦教總教主。為了報答林清，他又奉其為“十字歸一”，遂有“八卦九宮，林李共掌”的局面。這時候統一的八卦教，已經易名為天理教，然教民們卻仍然習慣以舊名相稱呼。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十月間，在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了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民變。造反的教民先後攻佔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秘密活動於京城大興、宛平一帶的天理教徒在宮中太監的接應之下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皇帝還裝模做樣地為此下詔“罪己”，並在臨終前告誡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平變之後，混戰中射在隆宗門上的一個箭鏃，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嘉慶希望這個箭鏃能夠對愛新覺羅皇室的子孫們保持一種緊迫：務必寬仁愛民，勿為“害民之虐事”。儘管天理教民變沒有嘉慶初川陝白蓮教民變的規模，但其深入皇宮的事實確實讓滿清政府感到驚悸不安。

早在嘉慶十六年（1811），林清、李文成、馮克善三人就多次秘密集會，制定起義計劃，決定由林清負責先攻取北京，李、馮再分別奪取河南、山東後派人馬接應，會師后，趁嘉慶帝巡幸迴鑾中，將滿族統治者趕回東北。

從嘉慶十六年起，林清就在京畿一帶積極傳教收徒，為起義做準備。他命令天理教骨幹李五在固安縣加緊打制刀槍武器，又從居住在宛平縣的天理教信徒中選拔精壯青年200餘人，每天舞弄槍棒，進行操練，組成了一支起義軍。同時，林清又秘密聯絡宮中地位低微的太監，使他們成為起義軍進攻紫禁城的嚮導和內應。

嘉慶十八年初，林清在京畿地區廣泛宣傳奪取天下的思想，製造了各種讖語，如“若要白面賤，除非林清坐了殿”、天理教“要改天換地了”等，實際上成為了起義的一種輿論準備。八月，林清和李文成派來的劉成章共同議定了京畿地區起義的具體計劃，決定以“奉天開道”白布旗為標誌，暗號是“得勝”，組成一支100餘人的隊伍，每人頭上、腰間各纏一塊白布，上面寫著“同心合我，永不分離”或“四季平安”字樣，作為識別標誌。林清還決定，起義軍分東西兩路，分別在太監劉得財、劉金、楊進忠、高廣幅等帶領下，由東、西華門攻入紫禁城。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際，河南李文成等人因機密失泄被捕。為搭救李文成等人出獄，其部下於九月初七日提前起義。林清卻因不知此事，仍按原計劃行事。

黃仁宇先生謂：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我們能夠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天理教民變是完全符合這種模式的。

大凡民變，多由土地的產權不晰和經濟的分配不均諸種矛盾激化而發生，天理教亦不例外。這方面的原因，以往學者多有分析，認為：乾隆中葉以後，地主階級加緊掠奪土地，官吏大肆貪污，營私舞弊，從而加劇了直魯豫三省的階級矛盾。嘉慶年間，這一地區佔有數百畝以至數千畝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終歲辛勤勞動的農民，卻仍然“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季啼兒號寒，幾於無生”。三省官吏之貪污，使這裡的“積欠”越來越多，地方官伺機將虧空強加於農民身上。嘉慶十七、八年，直魯豫三省連遭天災，到處欠收，廣大農民衣食無著，地方官又趁機催科、派差，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從而引發了這場農民起義。以嘉道時期官吏腐敗的情形來看，這分析大致不差。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三省遭災，地方官員已只不過照常行事而已，催科、派差只是按照往年的規模和形式，談不上什麼“趁機”。地方官吏，即使貪虐異常，亦不願激起民變。因這關乎他們的頂帶和性命，是冒險不得的。《大清律例》規定：“凡（有司）牧民之官，（平日）失於撫字，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監候）。（止反叛而城池未陷者，依守御官撫綏無方，致軍人反叛，按充軍律奏請。）”然而催科、派差也是上頭的任務，在沒有得到免丁差的聖旨之前，他們同樣不敢馬虎，《大清律例》亦有規定，因條目煩瑣，就不多說了。所以，帝國時代的官員雖然表面上威風凜凜，內心卻是極其痛苦的，更有的已經麻木了。尤其在“第三帝國”。

另外，秘密教會的發展也決定了其造反的必然。民變利用宗教，無非是利用其為它的合法化與合理化找借口。至於秘密教會本身，亦非“農民的宗教”或“被壓迫階級的宗教”。秘密教會的首領最初的目的多為斂財，等到會社發展到一定之規模，必然萌發登基稱帝的野心，希望利用會社勢力，實現其“政治抱負”。而農民加入秘密教會的緣由，是希望能夠藉助其力量改善自己的地位與處境，亦非純正的宗教信仰。並且中國的民間，本就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民眾大多帶著世俗的目的參加，故而缺乏改革的精神力量。這種狀況決定了除非在政府力量嚴重衰弱的朝代，否則民變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林清與李文成的經歷和天理教暴動本身都能說明這個問題。

秦寶琦先生認為，新形成的天理教，也同其他秘密教門一樣，最初既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也沒有造反思想。教首們主要著眼於傳徒斂財。教首們為了斂錢，規定入教時必須交納“根基錢”——“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天理教給他們的承諾不過是“其家將來能與人富貴”，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其首領之外，天理教並沒有給教民們種福，也沒有給他們帶來長久幸運的根基，更沒有富貴。教民們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給欺騙了。

“根基錢”之數目，各地多寡不一，有“入教之始，每人納錢二百文”，亦有“各給根基錢三百，三百三、四十不等”。有的農民乾脆以糧食替代銀錢，“交給糧食一、二升至一、二斗不等”。首領們則根據所納“根基錢”的多寡，給各人決定來世得到之好處。除此之外，教民們還要向領袖們交納“跟帳錢”，逢年過節，交納奉獻，“卦主受之”。

階級鬥爭論者往往將天理教的斂錢行為美化，甚至為了政治需要不惜篡改歷史事實，得出與史實完全相背的結論。他們說，“這種錢則純粹是為了救青黃不接或荒年欠月的貧民的。由此可見，天理教的性質，是農民階級和城市貧民的一個革命組織，是一個進步的秘密團體。”此等論調，在中國史學界是最不缺少的東西，一談及“農民起義”，阻礙歷史發展的也變成了“進步的”，流氓無產者的暴亂也變成“革命的”，政府的改革也變成了“苟延殘喘”。事實卻並非如此。秘密教會的首領向教民斂財，本無“革命”之意，無非供其一人揮霍，或購置田產，或為子弟捐官。真正救助貧民的，卻不多見。

暴動前夕，林清、李文成更是大肆斂財，宣稱：“凡有送給錢文、糧食者，許俟李文成事成之後，給與地畝、官職，每錢百文，許地一頃。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並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做據。”這種民變首領玩慣了的把戲，在史學界竟然被認為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舉措。中國的農民，對於土地和權力有著極大的渴望，林清、李文成所利用的正是他們的這一心態。由此得出“推翻”結論，無疑痴人說夢。更何況，中國的民變首領，其素質大多不高，即使他攫取了政府領導權，改元稱帝，農民們也會發現，他們給自己的領袖拋棄了。倘若林、李二人掌權，他哪裡有那麼多土地、官職給予教民？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是天理教被禁，教民的收據變成了廢紙，甚至是殺頭的證據。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

天理教不是進步的，而是落後的。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發展，反而阻礙了直豫魯三省的經濟，並且撒播了秘密教會民變的種子，實在是一種不好的舉動。中國的農民本身就有性格上的缺陷，而中國又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而清帝國的政治、經濟、司法諸方面又遠沒有接受現代化的壓力實施改良，這一切加上嘉慶十七、八年直豫魯三省的天災和政府的失察，終於釀成了天理教民變。

有的教科書認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有的辭書亦說，天理教是“白蓮教支派八卦教的別名”。這一成說看來值得商榷。眾所周知，白蓮教是中國歷史上存在時間很長的一個民間秘密宗教和結社的組織。經宋元明清，歷久而不衰，曾多次成為農民起義的工具。明朝嘉靖、萬曆時，主要由於統治階級的嚴厲禁止和殘酷鎮壓，白蓮教逐漸分散活動，形成了許多支派，紅陽教就是其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一個。紅陽教自明末以來在京畿一帶十分盛行。從其經典《混元紅陽顯性結果經》，我們知道它又稱混元紅陽教。又因其信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八字真訣，“以人死為收元”，“謂收元則能上天宮，上天則即到家鄉，到家則參見古佛”，故紅陽教還稱收元教。紅陽教鼓吹“混元一氣所化，現在釋迦佛掌教，為紅陽教主。過去青陽，未來才是白陽”。據清人黃育楩說，紅陽教主是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名叫高陽（即飄高祖）於明神宗“萬曆甲午（二十二年）之歲，正月十五日，居於太虎山中，廣開方便，濟度群迷”，開宗立教。“二十六歲上京城”，拜倒在有權勢的太監腳下。由於他們的資助，紅陽教的各種經典得以大量刊行，因而紅陽教對白蓮教其他支派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現有史料證明，早在明穆宗隆慶年間，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人韓春坡即成為“一輩”飄高老祖。萬曆七年，“妖人”王鐸被殺。據說他自稱“天地三陽會”會首，建立三陽殿，塑造了混元祖佛三尊。不難看出，王鐸的“三陽會”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紅陽教的“三陽”劫變思想，從而也證明了紅陽教的歷史較黃育楩說的更為長久。明末清初，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化，紅陽教逐漸向處於社會下層的農民、兵士中發展力量，信徒日益增多，勢力很大。因此，當社會上的人們在追求理想中的極樂世界——白陽之時，就有由紅陽教派生出來的青陽教、白陽教等教派出現，他們相繼以飄高之名相標榜，在各地傳教收徒。光緒時宗室祥亨說過：“獨怪世衰道微，邪說充行，愈趨愈下，愈出愈奇，任意捏造經典，隨時更改教名，各肆其妖妄、狂悖荒誕不經之言，為惑世誣民之具。”這段話無疑反映了紅陽教及其支派的發展、變化情況。入清以來，紅陽教在京畿一帶仍然十分活躍。順治三年，吏科給事中林起龍在其奏疏中就指出：混元教（紅陽教）“以燒香禮懺，煽惑人心，因而或起異謀，或從盜賊，此真奸民之尤者也”。康熙年間，學士傅達禮又上奏說：紅陽教雖“先經嚴禁，至今尚未革除”。到雍正、乾隆、嘉慶時期，我們從檔案資料中可以看到，京畿地區的“三陽”教的活動還是十分頻繁。正如嘉慶所說：紅陽等教“自順治年間已有此名目，百數十年來重典懲治，所辦巨案，不一而足。前年（嘉慶十八年）林清等犯門倡亂，仍由邪教而起”。然而，紅陽教的活動又不僅僅限於京畿地區。早在順治年間，山東就有紅陽教的支派八卦教在活動了。順治年間，京畿紅陽教的一個首領、太監魏子義“轉傳於李樂天，到山東又改名劉奉天，傳與南方郜性。又傳與清豐人秦姓，又傳與曹縣王姓，這二人都是犯案活罪死了。”史載，清初，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創立五葷道修元教，妄造五女傳道妖書，分八卦收徒黨”，信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八字真訣。這就是八卦教的由來。劉佐臣死後被其後代尊為“劉奉天”。由此可知，劉佐臣就是劉奉天。再將上引的兩段史實反映出來的時間、地點、人物聯繫起來看，那麼，劉佐臣很有可能就是李樂天，至少也是紅陽教首領李樂天的徒弟。他於順治、康熙年間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而八卦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所有這些，都最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劉佐臣創立的教派，雖然是以八卦為組織形式，進行傳教活動，但實質上仍然是紅陽教。換句話說，八卦教是紅陽教的一個支派。八卦教出現之後，迅速遍及全國許多地方。從清世宗上諭中，可以看出，八卦教於雍正年間，勢力已達江南、河南、山東、直隸、山陝。乾隆、嘉慶年間，八卦教的勢力更擴展到關外奉天一帶。迨至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八卦教代代相傳，歷久不衰。這說明八卦教分佈的地區寬廣、人數眾多，然而它們又各自為政，既互不統屬，也無組織聯繫，門戶之見森嚴。例如，嘉慶十七年五月，清政府拿獲的河北灤州八卦教首董懷信，與林清等領導的天理教並無關係。可見，天理教並不就等於八卦教。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在河南臨穎縣“捕獲妖賊王忠（中），訊供教主劉省過，即佐臣曾孫。而忠即八卦黨之震卦，省過、忠並伏法”。因王中案被清政府殺害的山東寧陽縣人孔萬林，是八卦教中的坎卦。在這前一年，清政府還殺害了離卦教首郜告（生）文。八卦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乾隆五十一年初，劉省過的兒子劉洪因傳教在山東被捕，直隸大名一帶的八卦教徒段文經等為此曾發動武裝鬥爭，殺死大名道熊恩紱，成為震動一時的事件。這次鬥爭不久失敗，劉洪及其兄弟一起被害，各地的八卦教徒又遭到一次鎮壓。次年，王中的兒子王子重被發遣新疆，其子王棟在京為奴。郜性家族中有一支也因“屢次犯案，於乾隆五十二年間，遂遷居山東聊城東關外，改為高姓”。這時，表面看來，“各卦已零落斷絕”，其實，“直隸、豫、東三省多有餘孽潛藏，未及破露者”。此後，由於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人持續不斷的努力，八卦教不僅再度迅速前進，而且有了新的發展。林清、京畿大興縣宋家莊人。嘉慶初年，由於清朝日益腐朽，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加以五省白蓮教大起義的鼓舞，他決心利用民間秘密宗教作為發動群眾，進行反清鬥爭的組織形式。於是，“倡興白（洋）陽教，各處勾結夥匪”。又立志將散在京畿的青陽、紅陽、白陽三教統一起來，為此他提出“三教歸一”的口號。但是，當時京畿地區各教派林立，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要把所有的“三陽”教統一起來，實非一件易事。林清為此做出了許多艱巨的努力，首先將白陽教中的兩支統一起來，嘉慶五、六年，林清和青縣白陽教首邊二“序齒結盟”。嘉慶十一年，固安縣的白陽教首張四鬍子把當地“四股一百餘人全交給他（指林清）管了，以後李得們都聽林清的話”。此時，林清已成為京畿地區一支新的白陽教首。接著，林清為了擴大白陽教的勢力，又加入了劉呈祥（劉後來成為天理教的重要骨幹、攻打紫禁城的帶隊者之一）等人領導的坎卦教。嘉慶十四年，林清就做了坎卦教首。這支坎卦教是“北方元上坎宮孔老爺門下”。“孔老爺”即孔萬林。因林清是白陽教首，故此後坎卦也稱白陽教，說明坎卦與白陽教已合二而一了。從嘉慶十四年以後，林清繼續傳教收徒，經過幾年的努力，至嘉慶十八年，他終於把京畿青陽教中由屈四領導了一支和紅陽教中由李老領導的一支吸收進了白陽教。屈四、李老等人後來都成了天理教的骨幹。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統一京畿“三陽”教的任務。還在林清於京畿倡興白陽教、統一“三陽”教的時候，為了進一步擴大勢力，林清又提出了“八卦總該歸一”的口號，試圖聯絡直魯豫三省的八卦教。嘉慶十六年，林清來到滑縣，會見了震卦李文成和離卦馮克善。李文成是河南滑縣東北五里謝家莊人，世代以泥水匠、木工為業，飽受了封建官府的欺凌和壓迫，嘉慶十年前後，他加入了南陽人梁健忠領導的震卦教。由於他很有才能，對“教中事有條理不當者”，輒“厘次剖析，眾推服之無異詞”，成為滑、浚一帶震卦教的實際首領。應該指出，滑、浚一帶的震卦教，均稱為“東方震宮王老爺門下”。“王老爺”指王中。其後李文成被徒眾稱為“當日震卦教王卦主轉生”。馮克善也是河南滑縣人。嘉慶二年，離卦郜姓的再傳弟子王祥“教克善拳法，克善盡得其術，徒手搏擊，數十人無敢近者。”之後，馮又將拳法傳給了山東德州宋躍隆父子和滑縣牛亮臣（后成為天理教的軍師）的兒子牛文成、浚縣的李大成等人，“眾遂奉克善為離卦頭目”。這就是說，離卦除了郜姓本家繼續傳教外，又分出若干支，其中的一支是直接由馮克善領導的。然而，無論郜姓本家和旁支，“凡有在教者，均稱為‘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郜老爺門下’”。林清到了滑縣之後，和李文成、馮克善結“為刎頸交”，並“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伊等習教之人遂各深信”。接著林、李合夥奪了梁健忠的卦主位，李文成當了卦主。“震卦為七卦之首，各聽約束，其後兼理九宮，統領八卦。文成見清大悅，奉清為十字歸一。於是八卦九宮，林、李共掌。”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八卦歸一”的任務。林清等又“推算天書彌勒佛有青洋（陽）、紅洋（陽）、白洋（陽）三教，此時白洋（陽）教應興。”他們又達成協議：起義成功后，由林清、馮克善輔佐李文成管理天下。這樣，推翻清朝統治的共同願望，迅速促成了林、李、馮三股勢力即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魯豫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的聯合。林、李、馮組織起來的這一新組織何時正式稱為天理教的？文獻資料尚無明確記載。只是趙如椿《黎陽聞見錄》在嘉慶十八年九月七日的記載中寫道：“浚縣東關外民獲賊七人，身藏白布，旗書‘奉天開道’字，復獲黃紙逆詞，稱‘天理示署先天祖師劉、後天祖師林’。”這可能是關於起義者打著“天理教”旗號的最早記載。嘉慶在上諭中也說，據林清供，“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黨羽散布各處。”由此基本可以斷定，大約在嘉慶十六年至十八年，林、李、馮將他們成立的這一新組織定名為“天理教”的。總之，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將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坎卦教和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的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之後成立的新組織，它有著本身的特點，並不等同於八卦教。所謂“天理教又名八卦教”這一習慣看法是並不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