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希

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先後在成都、上海等地進行革命活動。1935年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入川，曾在峨眉縣組織農民武裝暴動。

抗日戰爭爆發后參加新四軍，先後任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副司令員，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指揮部副指揮，中共東路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東路保安司令員，江南行政委員會主任兼地方保安司令員，新四軍第六師副參謀長。

1942年7月新四軍浙東抗日自衛軍成立，任司令員，參與領導開闢發展浙東抗日根據地。

1944年1月部隊擴編成立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任司令員。

1945年1月任蘇浙軍區第二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江南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山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三旅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

1948年10月任第三野戰軍第三十五軍政治委員。

1949年6月任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特種兵縱隊政治委員。率部參加解放華東的多次重要戰役戰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華東軍區特種兵司令部政治委員，華東軍區裝甲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裝甲兵系主任，國務院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助理，浙江省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等職。

1966年起先後任浙江省第三屆、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和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2年12月17日在杭州逝世。

新中國成立前

1929年全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由中共四川省委委派赴重慶學習軍事，隨後根據黨的指示從事軍事工作。他曾身入匪穴，想方設法除掉匪首，爭取了一股300多人的土匪武裝，組建成為一支黨所領導的游擊隊並出任司令。

1934年底，何克希同志根據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在家鄉組織武裝暴動。不幸計劃泄露，敵人搶先關閉城門，到處抓人。他在危急中仍帶領100多人到雅安山區打游擊。全家人因而受到嚴重的迫害。

1935年，他奉中共四川省委之命，到上海參加救亡運動及上層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有機會系統地學習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革命理論，為以後的獨立開展工作打下重要根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何克希奉命到蘇南敵後組織抗日武裝。他在1938年7月爭取改編了國民黨地方武裝和忠義救國軍各一個連，加上從上海撤退的工人、難民編成一個連，建立起由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隨後這支部隊由陳毅同志親自整編為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1939年5月，與葉飛同志率領的第二路軍會合，成立“江抗”總指揮部，何克希任副總指揮，共同率部東進江陰、無錫、常州、蘇州、常熟、太倉、青浦、崑山、嘉定等地，開闢路東抗日游擊區，不斷打擊敵人，頻傳捷報，特別是1939年8月1日奔襲上海虹橋機場、焚毀日機4架的戰鬥，一時威名遠揚。皖南事變后，何克希任新四軍第六師副參謀長，不久改任江南行政委員會主任兼江南保安司令，率領地方武裝，堅持東路地區的反“清鄉”鬥爭，直到1941年10月去華中局黨校學習。他在這一地區與敵偽頑進行尖銳複雜的鬥爭長達三年多之久，為開展蘇南路東地區抗日游擊戰和創建抗日根據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2年7月，由陳毅軍長建議並經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何克希南下浙東，與譚啟龍會合，成立浙東區黨委，共同領導這一地區的抗日鬥爭。他是浙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始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並一直擔任三北游擊司令部和以後改名的新四軍浙東抗日游擊縱隊的司令員。這塊根據地後來發展成為全國19塊抗日根據地之一。在這個敵後戰場里，共對日偽軍進行大小戰鬥643次，攻克縣城2座和敵偽據點110多個，斃傷及俘獲日偽官兵近萬名，解放同胞400萬人。在我國的抗日戰爭中，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以數量不多的兵力，抗擊、牽制、消耗大量日本侵略軍和偽軍，起著據局部而影響全局的作用。在打擊敵人的同時，自己也得到發展壯大，當初由浦東南渡到浙東時只有900多人，1945年10月北撤時已發展到1.5萬人。

何克希同志率領新四軍浙東抗日縱隊北撤到蘇北和山東后，先任華野一縱隊三旅政委，接著擔任一縱隊副司令員兼二師師長和三十五軍政委，在華東戰場上親歷並參與指揮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淮海以及渡江等歷次重大戰役。在我軍進入南京前，三十五軍奉命從正面奪取浦口后，在何克希同志的指揮下，迅速找到船隻，以一個師的兵力率先渡過長江，把紅旗插上偽總統府。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后，何克希歷任第三野戰軍特種兵縱隊政委、華東裝甲兵司令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裝甲兵系主任，為實現我軍現代化作出了極大的努力。1956年國家決定成立核工業部並研製原子彈，何克希不惜大幅度降低生活待遇，主動要求轉業到地方，調入第二機械工業部任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他為核燃料生產基地的勘察、選址，頂風沙、冒嚴寒，遍訪大西北。在國家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他不辭辛苦地上高原、涉瀚海、鑽山溝、下礦井，千方百計為基層單位排憂解難。他為我國原子武器和核工業的開拓試驗及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1966年初，已屆花甲之年的何克希調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儘力在幫助老區經濟建設、組織民主黨派學習和參政議政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他的願望在粉碎“四人幫”后才開始逐步實現。1979年他又擔負起對台工作的重任。

革命事業的開拓能力

蘇南地區和浙東地區一直是反動勢力的老巢，日本侵略軍侵佔后，又成為其軍事、經濟和政治的戰略要區。這裡的鬥爭形勢極其尖銳複雜，開展工作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要在這兩個地區打開局面、立定足跟，建立抗日根據地，光有堅強的革命意志而缺乏實際的開拓能力是不可能實現的。何克希在黨的領導下，與戰友們共同努力，把黨的方針政策迅速與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靈活制定鬥爭策略和具體方案，在敵、偽、頑三面夾擊的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何克希的這種開拓能力，在改造濟南戰役中起義的吳化文部隊、新中國成立初期實現軍隊現代化以及開創核工業事業中，都得到了較好的發揮和表現。我們的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他的這種銳意進取、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在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奮鬥歷程中，更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繼承與發揚。

統一戰線的工作能力

何克希在工作中非常善於按照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團結人。他確實能夠做到團結一切應該團結和可以團結的人，在蘇南開闢路東地區工作時，在這方面就有了出色的表現，後來又經過虛心向陳毅同志學習，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本領得到進一步提高。到浙東后，他既是司令員，又分管統戰工作。他不僅抓統戰工作的開展，而且以很大的精力親自廣交朋友。每到一地，他都登門造訪當地中上層愛國人士，做爭取團結的工作。特別是他冒著巨大風險，幾次“單刀赴會”，去國民黨部隊雜牌軍駐地談判，爭取分化對方投奔抗日陣營的故事，已成為浙東革命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民主平等的親和力

何克希長期處在領導崗位，但總是以普通一兵自居。他雖然在入黨以前曾在四川軍閥劉文輝部隊受過軍政訓練，並任職達四年之久，但絲毫沒有沾染上舊軍隊的不良習氣，而是處處按照革命軍隊的要求建設部隊和教育幹部。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他能與幹部戰士打成一片，生活上同甘共苦，思想上親切關懷，工作上共同商量，樂於聽取各種意見，並盡量幫助部隊解決各種實際困難。他在平時經常深入基層，與幹部戰士進行無拘束的交談，掌握第一手資料，切實了解實際情況。他知人善任，使用幹部時堅持原則，不偏心，不搞“小圈子”。在浙東地區工作過的同志，普遍感到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因而心情舒暢。他常常親自給部隊講課做報告。部隊開展大練兵活動時，他與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真正做到身先士卒，因而受到廣大群眾的熱情讚揚。他善於聯繫群眾，與他接觸時大家倍感溫暖，從而他也受到大家的衷心擁戴。當年在浙東工作的同志如今回憶那段日子，提起“我們的何司令”時，仍是那樣充滿親切和自豪的感情。

鼓舞鬥志的宣傳鼓動力

何克希由於作風深入，對實際情況心中有數，所以可以做到講話從不用講稿。平時在與統戰對象交談時，向幹部戰士做報告或個別談話時，他能夠掌握對方的心理狀態和思想脈搏，有針對性地循循善誘，深入淺出，語言生動，以理服人，使人心悅誠服。對於那些年紀較大、體質較差以及傷病員等困難較多的同志，都能以誠摯的感情、親切的語言，安慰和鼓勵大家增強信心、渡過難關，去爭取勝利。在戰時，特別是情況危急時，他簡明有力的戰鬥動員更加鼓舞人心，使全體參戰人員迅速了解面臨的局勢和戰鬥任務，明了完成任務的重要性和實現任務的方法及途徑，從而大大提高部隊的戰鬥意志和戰鬥力。

重視學習

非常重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他在頻繁的戰鬥和繁重的工作中，千方百計擠時間讀書學習。他特別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努力在實際工作中運用，尤其結合自身世界觀的改造，牢記“知識分子必須工農化”的教導，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他到軍事學院和核工業部門后，更是如饑似渴地鑽研裝甲坦克的技術和戰術、原子科學等新的學問，使自己很快掌握這方面的有關知識。

勇挑重擔

胸懷全局，勇挑重擔，推動全盤工作。何克希考慮問題全面，很少有片面性。他在浙東地區，除了以很大精力抓好分工負責的軍事鬥爭和統戰工作外，同時也非常重視地方政權建設，關注根據地經濟建設和財政、稅務工作；關心部隊和群眾文藝工作，過問書籍、報刊的出版發行，並親自撰寫重要文章；親自抓各級幹部的培訓；關心軍需後勤保障和醫療衛生工作；過問通信、偵察工作和敵偽軍工作，等等。對各項工作無不放在心上，並加以必要指導。此後在抓軍隊現代化建設和籌建核工業期間，他更注意抓好對新知識的鑽研，做好教職學員和廣大職工的管理、生活保障及物資供應等各方面的工作。

生活工作作風

個人生活十分儉樸，而對同志對人民極為關心。何克希是一個嚴於律己的人，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他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堅決反對特殊化。轉業到二機部后，他放棄了原來軍隊規定的種種比較優厚的待遇。記得我有一次去看他時，他們一家人擠住在一間平房內，他笑著說：“現在是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接著又說：“這才真正符合生活應該低標準，工作應該高標準的要求”。他到浙江擔任政協副主席后，每天堅持步行上下班，風雨無阻。在長期鬥爭中，他與黨內外的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建立了親密的感情。他自己省吃儉用，經常慷慨資助生活有困難的同志。他總在惦記過去曾經一起工作過的老戰友，特別有的同志身處逆境，如王仲良同志“三反”時被誤打成“大貪污犯”，黃源同志反右時被錯劃成右派分子，何克希不避嫌疑，照常去看望他們，並盡量給予幫助和鼓勵。老作家樓適夷同志離休后與外界來往很少，何克希1968年來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要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經過中國作家協會聯繫，終於陪同何克希去看望了樓老，樓老和他的一家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教育子女

何克希同志不僅嚴於律己，而且按照培養革命後代的要求，嚴格教育子女。他的大兒子高中還沒有畢業，正遇上抗美援朝的戰火燃起，就參加志願軍到最艱險的朝鮮前線。他全力支持二女兒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后，去西藏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區工作達八年之久。接著，他又先後支持三女兒到延安地區、另一個兒子到黑龍江同江縣插隊落戶。其餘的兒女插隊到浙江農村，身邊沒有留一個。這些孩子都不負他的期望，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