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主義

在執政初期，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明智外交”、“對話外交”，主要還是針對他的前任小布希堅持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策略，奧巴馬總統正在開創在全球範圍打擊恐怖主義的奧式途徑——這其中包括放棄使用“全球反恐戰爭”這個辭彙。

現在，奧巴馬正在建立“善意的”國家安全體系：他往阿富汗增加駐兵、擴大美國陸軍規模；按照指揮官的建議放緩了從伊拉克的撤軍的進程以保全既得安全利益；同時，他繼續無人駕駛飛機的襲擊，並成功射殺了巴基斯坦塔利班領導人貝圖拉·馬哈蘇德。

與此同時，奧巴馬不忘與前任布希總統劃清界限。他承諾將關閉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終止“強化”審訊這一方式，他還承諾將通過不同的外交手段接觸伊朗和朝鮮等政治交往比較棘手的國家。

2010年5月27日公布的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放棄了“先發制人”、“單邊主義”的戰略，而這曾經是布希“牛仔主義”的兩大支柱，這等於直接宣布了“牛仔主義”的出局，同時也預示著一個“奧巴馬主義”的新生。

經過一年多的執政經歷，奧巴馬總結了經驗，同時擺脫了大選的思考限制，提出了強化與各國交流，降低美國採取軍事行動優先的國家安全政策，既有無可奈何之處，也有創新之意，體現了奧巴馬理想與務實結合的政策思路。

在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關係上，突出多邊主義

奧巴馬政府摒棄了布希政府“單邊主義”的對外政策，更加強調國際協調與多邊合作的重要性。奧巴馬認為，“美國在21世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威脅無法通過一個國家單獨解決，甚至無法通過與傳統盟友的合作得到解決，而是必須通過與大多數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合作來解決。”他選擇其競選時的主要外交顧問蘇珊·賴斯擔任美常駐聯合國代表，並將其地位提升至內閣級，顯示對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重視。

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關係上，突出軟實力

奧巴馬繼續加強硬實力的建設，提出要打造一支“21世紀的軍隊”。他表示，“戰爭是殘酷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是“最正確的選擇”。2010年4月12日，美海軍在索馬利亞海域“亮劍”，成功解救被海盜劫持的菲利普斯船長，顯示奧強硬的一面。但奧巴馬更多強調，“實力本身並不能保護美國，也不允許美隨心所欲。”“美安全來自於事業的公正性、以身作則的示範效應和保持適當謙卑和剋制的品性”。他上台伊始即推出“巧實力”外交理念，強調要把外交置於武力之上。

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關係上，突出非傳統安全

布希政府時期，美在力量建設和部署上從長遠看主要是應對大國崛起等傳統安全威脅。而奧巴馬政府則努力在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繼續對大國崛起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則加大了對非傳統安全的關注和投入。美國防部近期發表的《四年任務與使命評估報告》，提升了非常規戰爭在美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並就如何打贏非常規戰爭進行了謀划和設計。4月7日，蓋茨宣布他將對2010財年美國防開支的重點作出全面改革和“根本性”轉移，削減多項大型武器研發和購買項目，加大對特種戰、網路戰、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投入。這表明美軍事戰略重點已由傳統的以打大規模常規戰爭為主轉向兼顧應對恐怖主義和小規模局部戰爭。

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關係上，突出現實主義

奧巴馬繼續高舉民主黨的理想主義大旗，聲稱“美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武力威脅或財富規模，而是來自理想的持久力量，即民主、自由、機會和不屈的希望”。但他更加強調理想主義目標與現實主義利益的統一，批評布希政府以武力更迭他國政府、秘密設置“黑獄”等行徑與“推進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希拉里明確指出，美外交的基礎是“原則性和實用主義的結合，而不是僵硬的意識形態”。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瓊斯稱，“奧巴馬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知道美必須按世界的本來面目與它打交道。”

首先，緊扣“一個中心”——遏止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化

發端於美國並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和信心，應對金融危機不僅事關美長遠發展，也事關奧巴馬執政地位。美國家情報總監布萊爾在2月12日向國會提交的《2009年度威脅評估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及其地緣政治影響列為美“首要安全關切”。為此，奧巴馬大大提升了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對內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控，推出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方案；對外呼籲加強國際合作，共渡時艱。他高調出席20國集團倫敦峰會，對其他國家提出的政策主張持相對開放態度，使會議在刺激經濟發展和加強金融監管等方面達成共識。

其次，抓住“兩場戰爭”——“負責任地”從伊拉克撤軍和打贏阿富汗戰爭

奧巴馬雖在戰略上調整了布希政府“反恐優先”的做法，但仍強調恐怖主義是美面臨的“嚴重威脅”。相繼推出“伊拉克新戰略”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一是以“負責任”的方式結束伊拉克戰爭，將反恐重心逐步轉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集中力量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二是調整阿戰目標，由強調“民主”轉向突出“安全”。通過綜合運用軍事、外交、援助等力量工具，多管齊下，“瓦解、剷除和擊敗”盤踞在阿、巴境內的“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使其不再成為恐怖分子的庇護所和向美髮動進攻的基地。三是尋求國際社會特別是北約盟國的支持。奧巴馬推動北約峰會同意在今年8月阿富汗總統選舉期間，向阿增派3000人戰鬥部隊和1400—2000名教官，以確保阿選舉的順利進行。

再有，突出“三個重點”

重塑美國際形象。布希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使“美淪為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國家”。奧巴馬上台伊始即宣布在一年內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將對外援助增加一倍等，以展示其重塑美國際形象的決心。他努力修復因伊戰而受到損害的美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關係，稱“在過去數年中，美和伊斯蘭國家之間出現了信任危機”，但強調“美不是伊斯蘭國家的敵人”，“美絕不會，也永遠不會和伊斯蘭國家發生戰爭。”

“奧巴馬主義”或許被美國的保守派視為將削弱美國，向對手妥協。但另一方面，也可認為這是奧巴馬擴大美國影響力的有效手段，因為奧巴馬降低軍事重要性，卻在網路安全、教育、經濟、移民、氣候變化等全球化的綜合議題上，或者說“軟實力”上，大幅提升美國的領導地位，讓美國從只會展示肌肉的“軍事牛仔”，變身為可以統領各方的“紳士”，軍事行動只是外交折衝用盡后的最後手段。換句話說，奧巴馬採用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安全策略，如果持之以恆，將可讓美國的“霸權”變成令人信服的“威權”，徹底改變帝國的形象。

“奧巴馬主義”顯然不是表面文章，在氣候峰會、核安全會議、伊朗危機，甚至是朝鮮半島風波中，奧巴馬及其團隊都身體力行。鞠躬外交，對話外交，合縱連橫，軟硬兼施，不戰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也體現出“奧巴馬主義”的韌性與耐心。同時，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攀升，比走出金融海嘯的速度還快。但是，奧巴馬把美軍撤出伊拉克之後，全力打阿富汗戰爭，卻進展不大，英國新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都會在明年左右撤出戰局，更令奧巴馬相信，戰場上拿不到的，或許在外交上可以獲得。

“奧巴馬主義”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在對待中國和俄羅斯等傳統對手的定位上，它強調權力不一定是零和遊戲，美國必須承認中國、俄羅斯以及印度等新經濟體國家，雖然不是美國的盟邦，但也不一定就是美國的敵對國，它們也是影響世界的中心。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巴馬雖然還是強調美國第一，但已經不排斥未來世界是多極並存的世界，美國歡迎它們擔任負責任的世界領袖角色，因為美國一國，無法搞定世界。

正因如此，華盛頓在許多問題，包括經貿議題、區域安全、戰爭熱點的消除等問題上，不再貿然武力威脅，而是積極與各大國互動，爭取同盟軍。

針對“奧巴馬主義”將合作對象從盟邦擴大到中印俄等崛起大國，中國似應加以關注，同時，防止“美中霸權易位”這樣的觀感在全球擴散。

左派和右派都用“猶豫不決”和“漫無目的”來形容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對待利比亞戰爭的策略。他的政治友人和敵人都悲嘆他在利比亞沒有明確目標。

這些批洋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政府的策略具有邏輯性和連貫性，其戰略考慮遠遠超出利比亞。

“自我遏制理論”

從2007年和2008年的競選以來，奧巴馬一直宣稱要轉變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的角色。上任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如何努力實現這種轉變。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變得不那麼武斷、自負、勢利了，不那麼專註於美國人民的特殊利益了，也不那麼刻意維護美國的行動自由了。誠然，他沒有像承諾的那樣斷然終止在伊拉克的戰爭，而且向阿富汗增派了兵力。但那些妥協反映了這位總統關於一切皆有可能的務實判斷，並不體現他關於美國最終應當成為哪種國家的信念。

當利比亞發生暴動時，奧巴馬決意，無論什麼結果都不如讓美國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的規定重要。真到阿拉伯國家聯盟和聯合國安理會做出批准，他才同意就利比亞問題採取行動。

北約的任務儘管範圍不大卻仍遇到麻煩。北約缺乏美國擁有卸不肯提供的飛機、彈藥等資源。

再者，沒有了美國的領導，盟國繼續就戰略問題爭論不休。而奧巴馬總統表示，要保護全球和平與安全，就必須在利比亞取得成功。

在這種情況下，批評者抱怨美國前後不一致大概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鑒於奧巴馬有意改變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與作用，美國政府對利比亞的政策合情合理。他的雄心壯志是新穎而宏偉的，儘管闡述時所使用的措辭暗示出對一貫政策的支持。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的學說——奧巴馬主義。

美國抵禦蘇聯威脅的策略最終被稱為“遏制理論”，而奧巴馬主義也許最終會被稱為“自我遏制理論”。或者借鑒冷戰時的外交政策謀略，更恰當地說是“克制理論”。

奧巴馬5日表示，他將於7日與國會兩黨領導人在白宮繼續就削減赤字和提高公共債務上限議題舉行商討，他強調兩黨要通過合作來推進談判進程。新華社\路透社

兩大思想淵源

奧巴馬主義起源於這樣一種信念：在冷戰結束后、“9·11”事件后和喬治·W·布希卸任后的新世界里，美國不能也不應當表現出二戰結束後幾十年裡其外交政策特有的大膽與獨立。這一觀點的大致意思是，美國領導角色有利於美國海外利益的傳統想法不適合用來指導未來的行為舉止。它們釀成了罪行與大錯——例如上世紀50年代初在伊朗，後來在越南，以及最近在伊拉克。為防止進一步的苦難，美國應當摒棄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迷戀，集中精力與其他國家在平等基礎上共同謀求世界公益，認識到在世界舞台上給予合法性的是多國機構。

有兩大思想造就了奧巴馬主義。一是美國百餘年來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往往咄咄逼人而非克制有度，揮霍浪費而非共用共享，儘管我們自身存在民主缺陷卻仍傲慢地倡導民主。因此，美國有諸多需要道歉的地方，包括未能體諒他國，拒不充分聽取他國的意見，自私地謀求美國的利益而不顧全球利益，過於關心美國的主權、獨立和行動自由。第二個思想是，多邊組織最有希望約束美國的權力和節制我們國家的武斷。

奧巴馬總統2009年6月在開羅演講時宣傳了這一美國歷史觀，那次演講至今仍是他就任總統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宣言。在經過精心推敲的演說中，奧巴馬稱“殖民主義剝奪了許多穆斯林的權利與機會”，從而解釋了美國和穆斯林之間總體上的糟糕關係。奧巴馬歉疚地指出，美國對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的反應“使我們做出與我們的理想相悖的行動”。他表示，美國長期以來試圖確立可接受的國際行為的標準，無非是自私自利地想把我們的意志強加給他人，註定會無果而終。他宣稱：“凡是讓一個國家或群體凌駕於另一個國家或群體之上的世界秩序都必然會失敗。”在此，他譴責據他認為過於自負和不受限制的美國權力，宣布他將不受美國的以往劣跡影響。

7月1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記者會。奧巴馬當日再次敦促共和黨合作達成削減赤字和提高債務上限協議，他同時表示美國不會在法定義務上出現違約。新華社記者張軍攝

向進步學者取經

奧巴馬認為，美國“既不能退出世界，也不能試圖威逼世界歸順”。因此，他主張，反恐戰略應當“運用美國的各種力量而不僅僅是軍事實力”。他承諾要把美國的對外援助與堅持要求進行改革來打擊貪污腐敗相結合，他說：“我這樣做不是以庇護人的姿態，而是以夥伴的姿態——一個對自身欠缺有所警覺的夥伴。”這番話的實質內容毫無爭議，幾近於平淡乏味。引入注目之處在於其闡述方式將美國描繪成一個奉行軍國主義、以施惠人自居的惡霸。

在宣傳美國的這種形象時，奧巴馬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利用了政治觀點進步的美國學者和思想家的大量著作，這些學者和思想家嚴厲批評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而且不僅僅是小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

其中一位思想家薩曼莎·鮑爾現在是奧巴馬總統的特別助理。在2003年為《新共和》周刊撰寫的一篇文章中，鮑爾稱，由於“國際機構無疑約束不了美國的意志”，美國的單邊主義導致了國外學術界普遍形成反美情緒。

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一瑪麗·斯勞特——後來被奧巴馬總統任命為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負責人——也敦促無論是誰接替小布希總統都應當為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道歉。在2008年2月《公共福利》周刊上一篇題為《保持謙遜的正當理由》的文章中，她寫道：“新總統該表現出謙遜了，不能只是說說而已。總統必須讓美國人對自己、對全世界承認，我們在‘9·11’以後犯下了嚴重乃至可悲的錯誤——攻打伊拉克，容忍虐待和藐視國際法，否認全球變暖現象的存在直到颶風摧毀我們最鍾愛的一個城市……”

這一切有肋於解釋開羅演講的悔恨論調，從中還可以看出奧巴馬決心開創歷史先河，從體制上和法律上約束美國武斷地、獨立地為了自身特殊利益而採取國際行動的能力。

斯勞特和鮑爾絕非美國知名大學的激進與魯莽之人。事實上，她們對美國歷史的批判看法是佔據主導地位的看法。她們的圈子就是奧巴馬的圈子。他提拔了不少跟他一樣的進步學者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很顯然，他們影響了他對美國歷史的理解、對國際事務的看法以及改變美國在世界上的職責與作用的戰略。

6月2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東廳舉行記者會。奧巴馬當天就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利比亞軍事行動和削減赤字等熱點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社記者張軍攝

深化多邊機制

阻止美國“單邊主義”——並在總體上貫徹奧巴馬的戰略遠見——的關鍵是要深化美國參與多國機構的程度。這樣奧巴馬才能在他自己的任期結束後繼續束縛美國。他主張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承諾“重新獻身於”聯合國的組織結構。他擁護進步條約，宣稱嬴得參議院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和聯合國關於婦女權益的條約是其工作重點。

奧巴馬還致力於使“跨國法律”運動合法化，政治進步人士藉助這場運動來約束民選政府官員的權力。“跨國法律”運動繞開立法機構的辦法是聲稱政府管理者和法官應當把它的思想作為“權利”予以採納。這些新的權利——關於戰爭、軍控、死刑等法律——不是基於國家憲法或國內成文法，而是紮根於形形色色的國際“準則”、“合乎習慣的”法律以及學者、活動家和法學家當中的“共識”等理念。進步的活動家覺得民主立法機構拒不支持他們的想法，“跨國法律”運動創造性地回應了他們的受挫感。

這場運動的主要捍衛者之一高洪柱曾擔任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有大量著述論證“跨國準則企業家、政府準則倡議者、跨國問題網路和詮釋界”可以在他所稱的“抵制單一民族獨立國家”過程中戰勝政治多數派。

奧巴馬還任命高洪柱為國務院最高級別律師，在這個職位上，他在詮釋戰爭法律方露發揮了作用，並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關於國際刑事法院條約的跨國會議。

與傳統外交決裂

在二戰結束——美國在那時實現了它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后的幾十年裡，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在關於美國國家安全的諸多根本性思想上達成了一玫意見。這些思想是：美國的決策應當以美國的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利益為轉移；傳統意義上的美國領導權對於促進美國及其主要夥伴國——它們也是民主國家——的利益必不可少；美國的力量總體上是世界公益的推動力；與國際合作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總統應當珍惜美國的主權和捍衛其獨立自主採取行動來保護美國人民及其利益的能力。

正如我們所見，奧巴馬總統和他的顧問班子對這些思想持懷疑態度，或者說徹底予以拋棄。

思想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對奧巴馬總統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不是僵化刻板的空想家，能夠靈活變通。但他對歷史的詮釋、對待主權的態度以及對多邊機構的信任塑造了他對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領導權的看法，使之有別於以往的總統。在利比亞問題上，他聽命於聯合國安理會，拒絕擔任聯軍領導者，這一切說明他更關心約束美國而不是在利比亞取得什麼具體結果。

他的宏大戰略是與美國在上個世紀形威的外交政策的歷史決裂，利比亞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相對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指責奧巴馬在外交政策方面隨波逐流的批評者都錯了。他很清楚自己想走向何方，他的難題在於，假如他坦率地提出他的戰略，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會願意追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