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治論
思治論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
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
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
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
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
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
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
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
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
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
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
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
立也。
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
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眾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
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
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
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
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
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
今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
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
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
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複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
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
用舍繫於好惡,而廢興決於眾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
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
不齋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葯,而百葯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
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
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
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
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
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
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
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
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
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
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
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
暇及於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
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
國,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
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
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
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
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
務非其上,使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
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
而幸其無功者眾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
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眾已先成之矣。
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
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眾。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
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眾也。眾多之口非果眾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
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眾,於天下為寡。彼眾之所不言而同然者,眾多
之口,舉不樂也。以眾多之口所不樂,而棄眾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
者眾矣。古之人,常以從眾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眾失之。不知夫古
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眾斂怨而
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
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
恤矣。
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
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思治論》針對時之“三患”(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之弊,指出要“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兵旅”;又分別在《萬言書》和《辨試館職札子之二》中力斥時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綱領乃“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更力主擇賢選能並望神宗能“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如此等等,可見東坡既非守舊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謀革新、復圖漸進的務實型人物。
“早在青年時代,蘇軾就是主張革新政治的。他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應“制科”考試時的試卷《進策》(包括《策略》、《策制》和《策斷》共25篇)以及後來在鳳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賦》中,就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許多切中時弊的改革主張。他不但一針見血地指出北宋當時“有治平之名無治平之實”,“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是關係國家存亡的主要時弊,以及這種弊病遲遲得不到革除的原因,在於皇帝的只務虛名而不求實效和大小官員們的因循苟且,不思改革,而且針對這些時弊,提出了“課百官”、“安萬民”、“厚貨財”、“訓兵旅”的革新措施。在政治上,他主張“曆法禁”,要像商鞅、韓非那樣,“用法治於大臣,而後及於疏賤”;他主張“決壅蔽”,鼓吹整頓吏治,任用賢能,罷斥冗員,使下情得以上達。在財政上,他主張“均戶口”,“較賦役”,改變那種“富者地日緊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減少,”的極端不合理現象,剎住越來越嚴重的兼并之風,“使民得以少蘇”;他主張“厚貨財”,“省奉給”,“節用廉取”,裁減“冗官”、“冗兵”,以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在軍事上,他主張“教戰守”、“訓后旅”,教會平民打仗,“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藉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鞏固邊防,抵抗遼、夏的侵略,從而結束從前那種募民為兵,終身服役,在對外戰爭中,“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戳,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的悲劇。”
由此可見,蘇東坡在青年時代就是一位主張變革的有理想和抱負的政治家。
鳳翔東湖蘇公祠前院影壁上
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
著名教育教王金戰的班訓(見《英才是怎樣造就的》)。向至高至難的地方衝擊,才能夠達到至臻至美的境界;向至高至難的地方發起挑戰,才能夠達到最遠的目標。意思就是,一個人敢於挖掘潛力,挑戰極限,就能超越自我。用偉人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無限風光在險峰。”
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
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是何也?是知鑄而不知收也。”